雷英夫
一、印度军队的“前进政策”损害了中国的尊严。******命令：中国军队单方面后撤20 公里，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不准开枪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民赢得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和平时期。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雄心勃勃，要利用这个用千百万生命代价换得的和平，尽快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然而，就在这时，西南中印边境却进入极度的不稳定状态。
建国以后，在和我国接壤的国家中，绝大多数是友好的，但也确实有个别国家表现得不那么友好，印度便是其中之一。它在中印边境推行“前进政策”，在东段用军事力量强占了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中段强占了中国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在西段硬把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以内，为此调兵遣将强行入侵，在我境内设置了10多个军事据点，不断挑起武装冲突，多次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1959年3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公开向中国提出将上述领土并入其版图的要求，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词拒绝。即便如此，中国政府息事宁人，仍坚持和平解决边界事端的原则态度。
1959年的11月，北京已是寒意袭人的深秋，而江南的杭州，却依然是绿色葱茏，凉爽可人的秋风轻轻吹拂，让人觉得心舒意坦。
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正在杭州举行。中央指示我参加这次最高层的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中印边界争端。朝鲜战争以后，******作出过明确指示，中央最高层研究外交、军事等重大问题和举行谈判时，一定要有军队的同志参加。他还多次亲自提名要我参加一些高级的决策会议。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最高的信任，最好的学习机会，也使我倍感责任重大。
参加杭州会议的，有******、刘少奇、彭真、胡乔木和我，自然，我是这其中的小字辈。会议主要讨论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和流血事件。会议首先由我口头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并说明，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我们也不断接到一线指挥员打来的电报、电话，要求对印度军队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予以还击。然后提出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例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听着汇报，面色肃然地抽着烟。当我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摁灭了烟蒂，严肃地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还不干，我单方后撤。与会同志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认为这是解决边界冲突最彻底的方法，但也有一些同志很纳闷，认为指挥过诸如********、抗美援朝等重大作战的******，为什么对印度这样“软弱”呢？后来的实践才渐渐使很多同志明白。******此举决不意味着软弱，而是向世界表明我国的和平外交方针和睦邻政策，绝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国策。在国际舆论上，这将会赢得广泛的同情。
根据******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
1959年11月7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
本来，这是―个最公平最合理的建议，谁也不吃亏，最能保持一个安定的边境环境，为下一步的和平谈判创造条件。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竟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在尼赫鲁拒绝我方建议之后，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
1960年1月，我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中国军队的这一系列措施，在国际舆论界反响强烈，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着实让人惊叹。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评论说：“中国方面迄今对印度方面是太宽容了。”难道中国如此做法是害怕印度吗？绝对不是。其中的许多道理，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都有更深刻的也更为透彻的解释。
那段时间，******在内部讲话很多，归纳起来，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的意见根本有三点：
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决不要别国一寸土地，但也决不允许别人霸占我们的领土。我们主张和平共处，相信和平友好共同繁荣对双方以至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
第二，我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都很落后，我们要治理好国家，把贫穷落后的祖国变成繁荣富强的国家，就必须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长期的努力。
第三，当时我国的主要战争威胁是来自美国和苏联（指前苏联―编者注）。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两个军事、经济强国，都在大肆叫嚣反华。因此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应是美国和苏联，至于西部的印度，我们希望成为和平友好国家，使我们不至于陷入多面受敌的危境之中。不论从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内建设，我们都需要和邻国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特别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著名政策的共同提议国之一的印度及其领导人尼赫鲁来说，更是如此。
******高瞻的分析，在党内各民主党派中，赢得了最广泛的赞同。人们看到，这位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杰出领袖，其宽广的胸怀及远见卓识着实令世界为之惊叹。但是，印度的尼赫鲁并不能理解******出于和平大计考虑的良苦用心，反而视中国的宽容为软弱可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边境挑起事端，得寸进尺地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中国军队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但这种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前线的官兵们接连不断地写信给领导，要求给入侵印军以应有的惩罚。不断恶化的中印边境形势，使******不得不考虑作出新的抉择。
二、******说：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奉陪了
自从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已快2年了。2年来，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1960年4月，******飞赴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边境问题高级会谈，尼赫鲁态度无丝毫转变，再次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那是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大小的中国领土啊，中国政府岂能拱手相让？1961年，中国政府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实行隔离政策，均被一一拒绝了。进入1962年，局势越发紧张起来。6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推进”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9月20日，印军公然向中国向择挠桥哨所的士兵开枪射击。10月12日，印军一个营入侵山南地区克节朗河上游，向中国边防军发动武装进攻。在不到1个月时间内，先后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官兵47人。据报告，印军在西段已集结了5600余人，在东段集结了1.67万人。截至1962年8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部署了100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几十米甚至几米远，形成“面对面”的对峙，有的楔入中国哨所之间，有的还插到了中国边防哨所背后来了。印度军队一步逼近一步，显然要打上门来闹事了。
1962年10月，正是北京的金秋季节。秋风把整个中南海葱绿的银杏、白杨吹了个满树金黄，煞是好看。在丰泽园西侧那片园林里，******沿着园中弯弯曲曲的小径在散步。他手上的烟，抽完一支紧接着便续上一支。他在冥思苦想：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从古代起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唐僧西天取经成为妇孺皆知的故事。几年前被世界称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还是提议国之一嘛！那么尼赫鲁为什么非要侵占我国的土地，非要挑起边界事端不可呢？因有事要向主席汇报，不忍打扰他，我便悄声地跟在他的后边。在回首转弯的时候，他发现了我，便马上喊道：“雷英夫啊，你来你来，你说说，这个尼赫鲁为什么要非打不可呢？”其实，这个问题几天前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就提出了，他说已经十天十夜没有睡好觉了。10月中旬，******总理责令我和总参防止突然袭击小组的同志认真研究一下，拿出个意见来，提供主席参考。
眼下，主席突然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心里一怔，觉得有几分胆怯：既然党中央、毛主席还没想明白的事，我们当参谋的能说得清楚吗？正在我迟疑的瞬间，毛主席又追问一句：“说说看，尼赫鲁到底为什么和我们刀兵相见？”看毛主席问得紧，我就大着胆子把防止突然袭击小组反复研究的想法如实地向主席作了汇报。我说：“我们研究来研究去，觉得尼赫鲁之所以敢这样干，理由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有五条。”毛主席说：“哪五条？”我说：“第一条，尼赫鲁奉行的是英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他一直想把我国的藏民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或保护国。早在1914年印度便有了这个意图。1950年，我一进军西藏，尼赫鲁就反对，1956年他进一步煽动藏族中的反对分子搞武装叛乱，1959年3月他进一步煽动****集团公开进行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总想用藏族少数反动势力，把我们赶出西藏和四川、青海等藏民地区。此计不成，****集团逃亡印度，在印度的豢养下，继续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59年尼赫鲁见利用藏族反动派在我国内搞分裂活动的阴谋失败了，就派印军向我边境入侵，制造边境纠纷，想用武力达到他的扩张主义目的。尼赫鲁说过，在那里修建一个哨所，就意味着有了自己的主权，主权十有九个会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点点头说：“是的，尼赫鲁不止一次这样说过。”
我继续说：“第二条，尼赫鲁之所以这么大胆，也有国际背景。他看美帝和苏联的赫鲁晓夫集团都在猖狂反华，并屯重兵于我国边境和台湾海峡，公然对我进行战争威胁、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他认为机会难逢，于是积极反华，想用充当反华先锋的办法，博得美苏的欢心，换取美苏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说到这儿，我把美苏两国近一个时期给印度提供的军事、经济方面援助的详细数字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得非常认真。
“第三个原因，尼赫鲁想用积极反华的行动耍耍威风，吓唬吓唬第三世界的穷国、小国。不说他想称霸世界，至少他想称霸亚洲。”
“第四，尼赫鲁反华，也是为了转移国内的阶级矛盾和********。这些年，印度人民对尼赫鲁的统治已十分不满，可以说，他的宝座已经不是那么牢靠了。”
说到这儿，毛主席把手一挥，连连摇着头：“你讲的这四条我都想到了，都是事实，可是这四条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因为仅有四条，还不能说明尼赫鲁为什么这么凶，这么猖狂，在我们一再对其宽容和忍让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还非要和我们打仗不可。好，你接下去讲讲第五条。”
我说：“这第五条我们是从军事上进行研究的。尼赫鲁之所以敢如此猖狂，是他觉得自己不管在反华问题上走得多远，中国也不会还手，不敢出兵打他。他之所以敢这样想，是基于这样考虑的：一是中国正处在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战略包围之中，可以说四面受敌。二是中国正处在连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已经没有力量顾及遥远的西南边防了，更没有力量和他打仗。三是中国的战略方向主要在东面和北面，主要的作战对象是美国和苏联，解放军90%以上的兵力在东方、北方和中国内地，中印边境地区的西藏、新疆除少数边防部队外，根本没有正规部队，对他唱的是‘空城计’。因此，他觉得现在不管怎样打我也不会还手。据说尼赫鲁最近对他的亲信们说，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是只叫不咬。”
说到这儿，毛主席伸出手掌拍着我的肩膀，满意地说：“好，讲得好，讲出了道理。能不能从军事上提供点更有说服力的情况？”我说：“从1950年以来，我国政府对印度的扩张主义政策，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他在东段占我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未出兵；他在中段占我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我未动武；他在西线到处派兵设据点，并一再向我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切断我后方联络，我一直没有还手。因此，他觉得我们软弱可欺，打我们是发洋财拣洋捞。风险很小，胆子便越来越大，越来越疯狂起来。所以，1961年尼赫鲁便对我执行了侵略政策（即‘前进政策’）和攻势战略。最近又向他的亲信国防部长梅农、四军军长考尔中将等很有把握地说，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是‘只叫不咬’。要他的部下放心大胆地干。”******满意地连连点头，他背着手，抬头望着初秋的晴空，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是这么一回子事，如此说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那也好，尼赫鲁既然说我们‘只叫不咬’，硬要打，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奉陪了。”
于是，一个关于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构想，开始在毛主席的头脑中逐渐形成。
三、颐年堂决策
******说：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
1962年10月18日，毛主席在与我谈话的两天以后，由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这是―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它将对中印边界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毅、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章汉夫、乔冠华和我。
主持会议的******要乔冠华和我报告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
乔冠华同志对国际上的反映谈得较多，而我则侧重谈了国内情况，主要是中印边境前线情况及总参的反击方案。
我们汇报完，周总理接着发言，他着重分析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形势，说明从各方面看我们不进行自卫反击不行了，因此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会议在作了深入的分析讨论之后，一致同意******的意见。
毛主席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毛主席说完，会议便接着讨论中印两军的实力对比和能否打得赢的问题。毛主席问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定能打得赢。”毛主席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大家在对形势作了一番分析研究之后，一致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主席一再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同印度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至于反击作战的方案，同意总参和张国华司令员共同拟制的计划。根据总参提出的建议，反击时间为10月20日（即这次会议两天以后），前线总指挥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离开颐年堂，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立即乘飞机返回了西藏。
四、这一仗证明：撼山易，撼解放军难。我们打出了国威军威
1962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我中印边境部队，自卫反击作战全面开始，反击之前，部队上上下下憋了一肚子气，一听说要反击，个个心花怒放，摩拳擦掌，欢呼之声震彻边境的山谷。所以反击一开始，部队排山倒海，势如破竹，第一个晚上就把印军设在我军实际控制线以内的克朗前节、达旺、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等侵略据点，差不多一扫而光了。中路部队很快打到了达旺，消灭了印军第七旅，把旅长达维尔少将也俘虏了，这便是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和平建议。******总理于当日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希望印度方面对中国的三项和平建议作出积极响应。为了表示诚意，中国政府命令军队全线停止反击作战行动。
遗憾的是，尼赫鲁当天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和谈建议，在宣布其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同时，又抽调了几个精锐旅包括印军的王牌部队到达达旺以南。印军的反华“英雄”考尔中将亲赴前线指挥，想和我们决一雌雄。中国边防部队被迫于11月16日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自卫反击战。
第二阶段的反击战打了3天，我军在东段西山口、邦迪拉、瓦弄地区先后击溃了进犯的印军，拔除了侵略据点，一直打到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印军溃不成军，总指挥考尔中将差一点当了我们的俘虏。
在两个阶段的自卫反击战中，共歼灭入侵印军3个旅及另3个旅的大部。包括死伤在内，俘获印军少将旅长达维尔、准将旅长霍维尔、辛格和季？普达维尔及以下8700余人。这时候印军早已成为惊弓之鸟，争相逃命。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我军完全可以长驱直入，追歼逃敌。但考虑到我们惩罚印军的目的已达到，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立即停止进攻，反击作战的部队马上撤回到我军原来的实际控制线以北，并把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车辆、物资无偿地退还给印度。
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12月中旬，中国军队缴获的武器、弹药、车辆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主动交还印方，俘虏的印军人员于1963年5月26日前全部释放回国。这些仁至义尽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
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在一次会议上对这场战争作了这样的评论：“我们打这一仗证明了一个道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我们要打就打，要停就停，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痛快淋漓，潇洒之极。它是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中国军队在世界屋脊上进行的一次打出国威、军威的作战。”
摘自《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将军回忆录》，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212页。
作者简介：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8月受******主席委派，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此后长期在最高统帅部工作，担任过中央首长军事顾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参谋作战室主任、军委战略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曾被授予少将军衔。离休前任解放军后勤学院训练部教务长。参加过重大军事问题的决策。
学者论述中印关系
对中印建立互信关系的几点思考
孙士海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期间中印双方共同发表的《两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该宣言作为指导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表明了中印关系正在朝着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和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如果宣言中双方所作的承诺能够得到认真的履行，中印关系不仅会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而且将真正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这不仅对两国人民、而且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贡献。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印关系虽然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冷和平的状态，但是双方之间从来就没有建立起相互信任感与安全感。国际关系中克服互不信任和心理冲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不能克服这种心理上的障碍，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就可能仍处于不稳定和脆弱的状态。此次发表的中印联合宣言可以说是双方建立的一种战略信任措施，两国承诺互不为威胁，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一定意义上，这相当于两国之间的一种“非战协定”。然而，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20世纪50年代中印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几年之后，两国却在边界地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关系仅仅依靠一纸宣言是难以建立起相互信任和高枕无忧的稳定发展的；在缺乏基本信任的情况下，任何已经建立的信任措施或达成的原则都难以得到很好的执行。
中印之间实现长期的建设性合作的伙伴关系，双方首先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建立互信关系。
一、摒除“强邻为敌”和“一山不容二虎”的传统********观念
********对国家关系的影响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客观现实。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中印关系不可避免也要受到********因素的影响。印度历史上有“强邻为敌”的曼荼罗（mandala）理论，即外交圈理论，认为国家关系中“邻国是天然的敌人，而敌国的邻国则是天然的盟友”。中国历史上也有“一山不容二虎”和“远交近攻”的观念。这些古代处理王国之间关系的观念在当代仍有一定影响，譬如两国都有分析家认为，两个同时崛起的相邻大国必然成为战略竞争对手。预言“亚洲会出现印中之间争夺最高地位的争斗，由于中印之间势力范围的重叠和两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大国的决心而使它们的冲突不可避免。”如果中印都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那么两国必定互相猜疑和戒备，而且往往还会对对方的意图和能力做出最坏的估计，于是形成互相威胁的观念。在全球化已经获得迅速发展、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的当今时代，上述看法显然是一种狭隘的、陈旧过时的观念，而且并不符合当今国际关系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的相邻大国虽然存在着分歧乃至竞争，但是都能和睦相处和相互合作，为什么偏偏有着2000多年友好交往历史的中印两国就注定成为战略对手或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呢？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已经认识到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竞争并不排除双方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中印冲突不可避免观念最大的问题是，这种观念只看到了两国竞争的一面而忽视了两国在更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另一面。中印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必然要走向对抗和冲突的道路。两国关系的走向最终还要取决于两国的根本利益和国家政策。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当今世界，竞争无处不在，关键是要使这种竞争克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之成为一种可以管理的、健康的竞争。
中印双方在安全领域既具有重大的共同的利益，又互有需求。国家的对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内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印两国也不例外。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与印度都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但是庞大的人口、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观念决定了两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异常艰巨复杂的过程。现代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社会、政治上的严峻挑战，类似种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社会动荡等国内安全问题将更加突出。为了最大可能地把精力和资源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两国不仅需要保持国内社会、政治的和谐与稳定，而且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历史表明，地理接近的国家，如果相互合作，它们获得的利益更大，如果彼此对抗，则带来的灾难也更大。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具有压倒性的战略需求是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两国最根本、最重大的国家利益所在。这种具有压倒性的战略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着两国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上的冲突。
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利益还在于两国都希望保持亚洲的稳定，两国都是大量进口石油的国家，保证石油的供给以及海上通道的安全关系到两国生死攸关的重大利益。印度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它不断增长的海军力量使其有能力控制印度洋上的海上通道，由于大部分来自波斯湾的石油供给需经过这里，这就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石油安全。两国在本国的安全方面也互有需求。从印度方面说，与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可以防止其对手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亚中小国家寻求中国的支持与之抗衡。对中国来说，与印度保持睦邻友好，将会避免敌对国家利用印度制衡中国，避免印度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中印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存在着更多的共同利益。两国在反对************和国际恐怖主义，打击毒品、武器走私，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需要相互合作。如果说中印之间可能在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方面存在着竞争的话，那么两国对自身的发展和安全环境的关切无疑要远远大于这种竞争。
另外，中印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合作将对两国的战略竞争起到强大的制约作用。冷战结束以后，地缘经济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利益的日益融合使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深，相互依存对国家之间的意图和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从而使安全合作成为可能。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印两国开始的经济改革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中期都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两国都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这对对方来说无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最直接和最有吸引力的利益，因为这对本国的发展和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是2002年中国总理朱？基访问印度，还是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华，两人都带去了庞大的企业家队伍。这表明两国都非常看重对方这个投资和贸易的巨大市场，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发展双边关系。今后20年中，随着中印经济关系的不断加强，双方的共同利益增多，这将为两国政治关系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用新的安全观取代均势理念
国家之间一旦形成相互威胁的观念，就有可能采取均势战略，一是针对构成威胁（即使只是想象的威胁）的国家增强自身的军事和战略能力，二是与其他国家结成军事联盟或借重外部的力量相互制衡。在互不信任的两国关系中，一国之所以形成受到另一国威胁的观念，往往是因为该国只看对方的能力而不管它的意图如何，即使对方发展军事力量或战略威慑力量只是为了防范第三国，根本没有针对它的意图，但也会引起它对对方采取针锋相对的军事准备。由此又有可能在更多的国家之间引起一种连锁反应式的军备竞赛。
由于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和信任，印度已经成为“**********”的发源地之一。印度的一些战略分析家对中国强大以后的对外政策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疑虑，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要在亚洲称霸，因此主张联合其他的力量钳制中国。近年来，美印关系迅速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战略理解，于是印度的对华强硬派便主张借重美国的力量遏制中国或对中国构成战略压力以迫使中国在一些双边问题上作出让步。
美国为了保证其在全球安全事务的主导权，防止亚洲出现任何大国或大国联盟对其支配地位构成挑战或威胁，必要时很有可能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巨人实施分而治之的战略。由于中国发展得更快，美国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主张利用印度遏制中国。如果印度与美国结盟遏制中国，必然会迫使中国采取反遏制政策。这种相互制衡政策的结果将使双方陷入“安全困境”，从而进一步恶化两国的安全环境。
中印之间合乎理性的政策选择是摒弃均势理念和相互制衡的战略，通过树立新的安全观即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来实现本国的安全。这种新型安全观应当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和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印两国之间应当达成战略理解并努力建设一种保证两国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的双边机制，只有如此才能缓解乃至避免两国陷入安全困境。除了建立信任措施之外，中印之间还应当通过加强双方高层政治领导人的互访、加强军事交流并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安全对话机制增强彼此的了解和理解，消除相互之间的疑虑和防范心理。两国都需要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的追求局限在不致引起对方严重的不安全感的范围内，还需要在维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的同时，尊重和理解对方合理的安全关注。两国都应吸取历史的经验：第一，不把自身的安全保障寄托在其他的大国身上；第二，在对方高度关切的一些问题上，双方都应当更加敏感，不给对方制造麻烦或引起对方的猜疑。
三、互不谋求建立势力范围
作为亚洲两个独立的、历史上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和两个人口、政治、经济大国，中国与印度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无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在东亚和南亚都有着广泛的影响，东南亚则是两国影响交会的地区。南亚和东南亚分别是印度和中国具有重要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地区。印度历来排斥任何区外大国涉足南亚事务，而中国也对外部势力进入周边地区高度关注。长期以来，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以及缅甸发展关系感到不安、甚至怀疑中国利用这些国家包围印度。而中国也关注着印度的“东向政策”和印度与某些东亚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随着中印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市场和能源需求的增加，两国都需要更大的经济、安全和战略空间。因此，两国之间的互动也将从过去的此地区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例如东南亚、南亚、波斯湾、中亚和印度洋。今后，印度将继续加快面向东亚和中亚的战略步伐，而中国的西部开发战略也要求其走向南亚，两国在安全和战略利益上的重叠在这些地区将越来越明显。在缺乏互信和互相防范的情况下，中印之间的互动很可能表现为竞争、甚至是相互制衡的关系。亚洲的大多数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与安全将在两个巨人之间采取平衡政策，但是不能排除有些国家会采取倚重一方抗衡另一方的政策。中印之间为了避免出现恶性竞争，两国必须摒弃建立势力范围的冷战思维，与亚洲的中小国家逐渐培育和形成多边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四国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印与南亚国家之间创设地区安全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中国与印度目前都是“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这一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将对缓解中印之间的安全竞争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消除边界问题上的误解，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恶化的直接起因，也是长期困扰两国关系顺利、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边界问题不仅涉及到领土争端，而且关系到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感情，因此最易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导致冲突升级或关系恶化。由于中印双方对实际控制线的走向存在着分歧，双方边防人员不时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摩擦和冲突，1987年甚至出现了一次危机，由于双方政府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危机最终得以化解。20世纪90年代，两国为了避免边界冲突的再次发生而建立了一系列的信任措施。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时两国签订了《维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安宁协定》。根据这项协议，双方一致同意通过政治对话的途径和和平友好的方式协商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并许诺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99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访印时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目前两国建立的信任措施主要包括：削减边境的军事力量；军队指挥官之间保持“热线”联系；边防人员定期会晤；禁止在商定的区域进行特定规模的军事演习；部队调动和军事演习预先通知对方；防止侵犯对方领空事件，一旦发生应协商解决，等等。目前，双方正在进行实际控制线的核实工作，在较少争议的边界中段地区还互相交换了样图。虽然经过核实和双方确认的实际控制线并非两国将来的边界线，但是这将有利于减少双方的摩擦和冲突。
为了使边界问题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中印双方首先需要正视历史事实，消除在边界问题上的一些误解。对1962年边界冲突的起因，一些印度学者做出了不符合事实的主观臆断，认为是中国背信弃义，“从背后捅了朋友一刀”，甚至是中国为了争夺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而精心策划的阴谋。这些看法对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无疑极其有害，对今后两国互谅互让地解决边界问题可能会形成障碍，甚至制造后代人对中国的仇恨心理。事实上，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防止两国的边界冲突。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1959年中印边防人员在实际控制线东段和西段发生了交火事件，为了避免冲突升级，中国决定将中国的边防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1960年中国总理******和陈毅外长前往新德里与尼赫鲁总理会谈，做了避免冲突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由于尼赫鲁政府拒绝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并实行了“前进政策”，结果导致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边界冲突。印度对中国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给印度留下的伤痕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消除这种心理伤痕的最好药方是让印度的精英和广大民众真正了解边界争端的由来和这场冲突的起因。这场边界冲突不应成为今后中印关系中的历史负担。中国与前苏联也曾发生过激烈的边境冲突，但是由于两国放下了历史包袱，不仅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而且两国关系还取得了重大的发展。1996年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新世纪中俄关系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俄关系为中印关系未来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五、消除印度对中巴关系的疑虑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关系和中印关系恶化之后，印度与苏联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迅速发展。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了巨大的战略压力。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巴基斯坦与中国迅速发展了战略合作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南亚地区形成了美中巴与苏印相互制衡的战略格局。冷战结束以来，这五个国家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原来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随着中俄关系的正常化和中印关系的改善，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俄印、中巴关系的性质也失去了原来的安全战略合作意义。目前的中巴关系已经没有了针对印度的意图，印度应当摒弃“敌人的朋友必定是敌人”的观念。中巴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不必然损害印度的利益，也不影响中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正像印度与俄罗斯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与俄罗斯也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南亚地区的繁荣、和平与稳定无疑符合中国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与其他大国都不希望印巴之间爆发战争。事实上，中国现在把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时视为朋友，与两国分别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不会因为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妨碍中印关系的发展，同样，中国也不会因为与印度发展合作关系而抛弃巴基斯坦。中国与印巴两国都建立合作关系不仅符合自身的利益，而且将对印巴关系的正常化和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起到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印巴冲突的根源在于两国内部，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的南亚政策就发生了变化。在敏感的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采取了中立的态度。1991年中国总理****在访印期间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中，主张印巴在西姆拉协定的框架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争端。1996年江****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时，在巴议会的演说中提议，双方应当搁置历史遗留的问题，在相互一致的领域建立和发展关系。中国鼓励南亚中小国家与印度合作，支持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赞赏印度旨在改善与邻国关系的“古吉拉尔理论”和印巴走向和解的《拉合尔宣言》；对1999年在克什米尔印巴控制线地区发生的卡吉尔冲突，中国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呼吁双方尊重控制线和停止对抗。所有这些举动表明，中国无意插手南亚地区的内部事务，更不愿卷入印巴冲突之中。印度非常关注中巴之间的军事合作，怀疑中国向巴基斯坦进行核武器和导弹扩散，怀疑中国利用印巴矛盾达到把印度遏制在南亚的目的。尽管这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疑，但是这已经构成中印建立互信关系的障碍。中国方面应当照顾到印度合理的关注，在中巴军品贸易和与缅甸关系方面增加透明度，消除印度的疑虑。同时，印度也应当考虑中国的安全关注，在与台湾关系方面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不给中国制造麻烦。
六、结论
中国与印度之间既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同时也存在着更多的共同利益。两国关系中竞争与合作并存。如果两国顺应历史潮流，彼此尊重和平等相待，友好合作的关系将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如果两国非理性地选择对抗，那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印度，都将是一场灾难。中国与印度必须认识和接受这样一种现实，即两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印度外长辛哈先生所说的“中国与印度的繁荣和强大都是不可阻挡的，两国的强大不是任何国家，包括对方所能遏制或吓倒的”。中国和印度都应当以宽容和正常的心态对待对方的崛起，尊重一个与自己有着同样的历史遭遇并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强大国家的合理愿望。两国“和则双赢，斗则两伤”。没有中国和印度的合作，亚洲的发展、安全和繁荣将难以实现。
本文为2003年12月，参加香港大学亚洲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中印研究机构圆桌会议提交的论文。
作者简介：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南亚国家的政治、对外关系及安全》（主编）、《转型中的印度经济》（主编）、《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主编）等。发表多篇有关南亚安全和印度政治、经济及外交研究的论文。
对印度外交与中印关系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