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干城
一、尼赫鲁外交：个人魅力的成败得失
外交的定义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国际政治理论的表述可谓五花八门，而且每一种表述好像都有着某种权威的意味，听上去都是不容反驳的，因此寻求外交的确切定义往往是徒劳的，而且这个问题又因各国外交实践的无数种变化而更难一言以蔽之。诸如外交是介于国际法和战争之间的一种状态，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手段，这当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在具体应用到分析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外交政策或行为时，又成了没有什么用的正确话语。由此点出发，在评价印度外交时，首先要做的恐怕要么是剥离普遍性规则来论述印度的具体行为和政策，要么是把普遍性规则化解到印度的特定条件中去。在一般情况下，外交家仅是一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可以不纳入分析的范畴。但在各国的外交具体实践中，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却因各国的情况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在某些特殊条件下，领导人的个人因素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普遍性规则的意义上而言，国家是拥有主权的以自身为中心的政治实体，在道义上负有捍卫与促进其国民之安全和福祉的责任，在完成此项使命时，国家必须要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极高的独立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外交本身成了至高无上的目的，如印度独立初期的外交“黄金时期”所显示的那样，尼赫鲁独掌外交大权，成为执政的重中之重，整整一代印度人为尼赫鲁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而感到自豪，尽管印度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然而，这并不改变外交的根本目的，即捍卫国家的安全和促进国民的福祉，也没有改变外交是一国内政的延续。印度渴望成为世界体系中一个响当当的大国，但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方面却不见得真有共识。到底是埋头苦干，团结一致建设国家，还是先在国际舞台上大张旗鼓树立印度的伟大形象，这不是一个已定的选择，至少在独立初期，这是印度精英面临的一个挑战。按尼赫鲁看来，影响印度发展的因素仅有两个：国际压力和国内团结。虽然他也承认如何保持国内团结是印度更迫切的任务，但他的执政实践却表明他“一个人大权独揽，一直致力于创造机会让印度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一展风采”。原因可能在于尼赫鲁作为现代印度最具政治影响的领袖的个人因素。有印度学者认为尼赫鲁投身外交事务的热情以及因而对印度精英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被奉为国父的圣雄甘地，虽然印度对现代世界的看法是由甘地和尼赫鲁两个人的政治遗产所塑成的，“在尼赫鲁从政40余年的生涯里，他从未停止过讨论世界事务，撰写各种文章，并在执政的17年里，发挥了极为积极的个人作用”。
尼赫鲁把外交视为其执政的重中之重，这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结果。其一，印度独立初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与其贫弱的国力是不相称的，仅仅满足了印度对大国地位的想象。印度主动参与朝鲜战争的调停并派出维和部队；印度主导万隆会议并极力为会议定调；西藏发生叛乱后印度主动向****集团提供庇护，并在****抵达新德里后第二天尼赫鲁即在官邸与其长谈；印度与埃及、南斯拉夫共同创建不结盟运动，一时成为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动向之一；印度在美苏之间周旋折冲并常常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等等。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国际场合和重大的国际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尼赫鲁的身影，听到尼赫鲁的声音。考虑到印度自身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并与巴基斯坦为克什米尔归属打过一次战争，印度国内也是问题重重，百废待兴，尼赫鲁如此活跃的外交活动和因而树立起来的形象是非常突出的。
其二，尼赫鲁的外交成就（也包括他的不足和失败之处，如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对华政策）帮助塑造了印度的大国理想。如印度学者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形成于它对自身地位的看法，它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多年来构筑但没有言明的一些重要前提。”印度的没有言明的重要前提因尼赫鲁的外交活动而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印度自认为有着领导发展中国家的天然领袖地位，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相比，印度有着很大的优势。在这方面，从印度精英的观点来看，甚至英国200年殖民历史留下的某些遗产也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如仿照英国的议会民主政体，相对较完善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印度作为亚洲第一个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国家，以及印度文明与文化的历史悠久性，都使得印度在冷战已然形成的国际政治大格局中，在蓬勃兴起的反殖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中，处于一个比较独特的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印度的独立和新中国的成立在时间上相差无几，但这两个刚刚获得真正民族国家地位的亚洲大国走的道路却完全不同，这在以意识形态划分的国际体系中似乎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西方因此而鼓吹中印制度竞争论，给尚未成熟的中印关系投下了一个阴影。所以，尽管中印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也曾有过友好相处的阶段，但尼赫鲁的外交活动以及随此而来的印度也是世界大国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导致了在如何认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出现了偏离。尼赫鲁的中印注定要成为毗邻而居又具扩张倾向国家的思想既是印度要做世界大国的体现，又反映了印度将难以把握对华政策的困境。
其三，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奠基人，尼赫鲁的个人作用和影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成为研究印度当今外交中必须要加以关注的方面。关于尼赫鲁个人为什么在独立初期的印度外交中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学术界有着各种看法，也是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个研究兴趣，印度著名政治家、曾当过外交秘书和驻华大使的克里沙？梅农在他的自传《诸多世界》中直率地评论说因为印度直到独立前根本就没有外交政策，因此印度当时的政策就必定要依靠一个人的直觉，那就是同时担任外长的尼赫鲁，幸运的是这个人的直觉是建筑在知识和才能上的。从这一点看，印度的数千年文明传承和200年殖民统治造成现代体系的某些缺失构成了奇特的混合，尼赫鲁现象是其产物。一方面，印度的文化博大精深，决不因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而丢失其伟大，印度要告诉世界这点，其方式是活跃的外交；另一方面，悠久的文明并不保证现代外交机制的完善，这可以使尼赫鲁的个人魅力和对外交事务的巨大兴趣有了极大的用武之地。科恩在评论印度外交时说：“独立后的印度在政策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外交政策的执行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尼赫鲁完全掌握了决策权，他的权力甚至盖过当年的英国总督。尼赫鲁控制印度长达17年，他的政策及执政方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直到印度独立53年以后，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印度的政策制定及其执行问题。”
最后，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给予尼赫鲁的外交魅力和自居的世界领袖地位以沉重的打击，也粉碎了印度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已经拥有的大国地位。对这次冲突的原因，在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观点各异，但所有的研究都强调了尼赫鲁在决策中的个人作用，而且，根据印度方面出版的各种尼赫鲁传记和回忆录，尼赫鲁也对决策的失当和因此而产生的结果有自责之意，甚至认为尼赫鲁的过早辞世与这个外交上的重大失败不无关系。令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尼赫鲁既然与******当年共同倡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何以又在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上采取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度？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材料来看，尽管尼赫鲁既不同情也不支持共产主义，但意识形态并不是印度与中国交恶的根本原因。印度当年之所以接受和平共处原则是基于某种策略考虑，根据印度学者的说法，印度要与中国和平共处主要起源于西藏问题上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北方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令印度疑虑担忧。
尽管中国军队1950年进入西藏时印度在军事上采取了一些防备措施，但印中打一仗的前景是尼赫鲁决不愿看到的。印度根本不能承受与中国为敌，虽然印度也不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中国。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对印度的驳斥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五项原则因此包含的意思就是印度希望缓和中国的担忧，令中国相信印度是它的朋友。”此外，印度认为该原则还有助于扩大不结盟范围，与冷战初期一时盛行的军事同盟抗衡。印度则要走“第三条道路”并最终成为不结盟运动创始国。因此，尼赫鲁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的长远考虑上的，在希望中国把印度看成朋友的同时，印度要做好与中国竞争的准备，印度对中国的政策是和平共处与防范戒备并行的双轨政策。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印度并没有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这可能与印度自以为拥有的对中国的优势地位看法有关。尼赫鲁的政策虽然有太多的可批评之处，但正如科恩所说，它还是为以后的印度政府所接受并继续推行，就中国而言，其产生的后果相当消极，包括双方撤回大使长达14年之久，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高速成长时期后在印度决策人士中一再出现的“**********”等等。
二、印度崛起：外交的实力与谋略
印度的崛起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突然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个讨论热点。印度独立后在外交上虽然很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经济上印度的发展可谓步履蹒跚，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大党的拉奥政府才痛下决心进行经济改革，摆脱半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模式和自给自足进口替代的阴影，努力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验与成就起了相当的作用。印度的改革，正如所有尚处于前工业化或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后发国家一样，只要政策对头，一般都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私营企业有着深厚的根源，熟悉国际商务规则的人才资源十分丰富，加上印度政府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高科技产业的人才培养和投入，这些都构成了印度作为后发国家的一些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与高科技产业蓬勃兴起时发挥了作用，特别是随着计算机工业的兴起而产生的对软件的巨大需求，使印度的人才资源得到了充分的用武之地，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大国，给印度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在这个背景下，印度的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GDP从改革初始的1991年5.42万亿卢比（约2383亿美元，当年汇率1美元=22.74卢比）上升到1995年的8.09万亿卢比（约2580亿美元，当年汇率1美元=31.37卢比），此后印度经济加速发展，2000年GDP总量达到20.58万亿卢比（约4579亿美元，汇率1美元=44.94卢比），按美元计算，10年中翻了一番，2003年则已达到26.79万亿卢比（约5786亿美元，汇率1美元=46.52卢比）；进出口总额从1991年的约4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1270亿美元。
印度国力的增长为进入21世纪的印度外交提供了基础。在印度看来，一个大国的外交首先就是以实力为基础的，而且这种实力是要让其他国家感受得到的。1998年5月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尽管遭到西方国家的抵制和制裁，但印度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步伐没有停止，包括大规模购买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和自行开发战略威慑手段。印度坚定地认为，为了维护它的全球利益，印度必须拥有航母舰队，因此在自行建造一时跟不上的情况下，不惜斥巨资向俄罗斯购买；印度必须将它的海军舰队派往印度洋以外的海域，如南中国海甚至更遥远的地方；印度必须配备从以色列进口的“费尔康”飞机预警系统，以掌握其邻国的一切重要动向，以便随时做出反应；至于印度不断努力开发的中远程乃至远程导弹等战略性运载系统更是印度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印度军事能力的大力提升为印度日渐活跃的大国外交做了很好的注解，并在世界上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在经济迅速增长和加快国防现代化的背景下，印度的大国外交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日益活跃。“9？11”事件后，南亚地区忽然成为国际反恐的前沿。印度作为南亚的首要大国，其地位和作用受到重视，这在客观上为印度进一步完善其大国外交框架创造了条件，其中对美外交是首要，成为“重中之重”。在经过核试验的制裁与反制裁的风波后，美国的南亚政策悄悄地从“强制干预核扩散”向“默认印巴为核国家”转变，并与印度共谋建立印度洋和南亚的安全体系，在军事、政治、经济诸领域与印度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包括举行规模庞大的陆海空各军种联合军事演习。2002年9月，白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印度列为美国最需认真处理的大国关系之一。
印度俨然已成为或将成为世界大国体系的一个成员。
印度大国外交旨在谋求的世界大国地位并不是一个唾手可得的目标。除了印度国家实力的发展外，现存的国际体系将以何种态度来对待一个“后来者”、是否因此存在着限制因素等，对印度来说都是一个有变数的问题。正如欧洲国际政治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正确地指出：“当今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缺陷是缺乏一种和平的机制可以在国际体系的等级结构中接纳崛起的大国。”此外，维持世界体系的现状常常被视为比较合法，有能力维护体系的大国对新兴的或崛起中的大国不免就有内在的偏见，认为要改变现有秩序的抱负往往是可疑的。那么印度在其崛起的过程中是否有改变现有秩序的抱负呢？从印度外交发展的轨迹来看，印度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从来就是不满的，但因国力的限制和历史的条件，印度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凭其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改变的。如印度虽然是联合国的缔约国之一，但由于联合国成立时印度尚未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当然也就谈不上印度在安理会的地位问题，这在后来成为印度外交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即如何争取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印度认为因历史原因而造成的现状必将因像印度这样的后发国家的历史性发展而改变，在印度的精英看来，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印度这样的国力，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都是独特的，随着人口、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在国际体系中产生的一个结果应该是其他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地位相对下降，因此，如果印度在争取大国地位的进程中无所作为，将导致印度实际地位的失衡，也就是所谓印度的抱负和国际社会实际给予的地位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由此观之，印度的大国外交固然首先是为其国家安全目标服务的，即针对印度核试验后西方的制裁，印度要打破这种孤立印度的企图，但印度的长远战略目标显然要超越这个层面。
首先，虽然印度在其独立后的50多年中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印度以如此之大幅员和众多人口，仍然成功地维持了一个活跃的生机勃勃的民主政体，在价值上与主宰国际体系的西方大国是认同一致的，但印度为西方接纳的程度却相对较低，国际社会并不把印度视为与其他大国具有同样作用的世界大国，在这方面，印度经常要把中国拿出来进行类比，认为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显然都更重视中国，这在印度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印度的大国外交竭力要纠正这种“偏向”。
其次，尽管印度在处理与其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时有使用武力的意志和实力，但就其崛起进程中与世界体系的关系而言则是以外交手段与和平方式来进行的。印度对后冷战时期的诸多国际制度和机制常有严重的不满，如防止核扩散条约、禁止核试验条约、导弹与相关技术控制机制等等，在印度看来，这些国际机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印度在国际体系中永远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地位，此外如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贸易规则和国际经济秩序，这些代表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领域，是印度难以接受的，印度的选择既可以是挑战，如果它的实力够强大的话；也可以是妥协屈服，如果这将带来更大利益的话；当然也可以是有限的挑战和合作的动因并存，如印度置有关的国际条约于不顾，走上核开发道路固然可以被理解为对国际体系的某种挑战，但几乎与此平行的是印度迅速加大对美外交，“9？11”事件后更是利用美国的反恐和建立南亚与印度洋安全体系的需要，使印美关系从对话扩展到防务的全方位合作。在对华关系上则走出一系列新的步骤，包括与中方发表联合声明，首次以书面形式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从而解决了困扰印度对华政策数十年之久的一个难题，为21世纪印中关系和亚洲新的国际体系格局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再次，印度的崛起以及印度谋求世界大国地位所面临的直接挑战应当说首先还不是来自于其他大国，而是来自于它所处的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印度的地区政策自“古杰拉尔主义”推行以来，围绕着如何处理对巴基斯坦关系，一再出现反复。“古杰拉尔主义”的精髓是争取与南亚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这要求印度正确处理与邻国的矛盾，如古杰拉尔在一次演讲中所说：“我集中精力在如何处理与邻国关系上调整政策，包括印度洋地区的邻国。与此同时，印度外交政策已翻开了新的篇章，它已成为东盟的完全对话伙伴，并推动与泰国、缅甸、孟加拉和中国的次区域合作进程。”印度的合作路线受到邻国的欢迎，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或扭转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矛盾冲突。尽管“古杰拉尔主义”在印度与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关系上取得一些进展，但在如何处理巴基斯坦这个最大的邻国问题上仍然是困难重重。1998年两国相继核试验后于1999年爆发卡吉尔冲突，持续10周，使南亚安全形势达到某种危险的极点，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冲突的结果表明，尽管印巴军事力量对比是失衡的，但核武器的出现令印度部分失去了利用其优势的冲动。这个事件可能标志着南亚地区形势的一个转折点，也是2002年两国在克什米尔重兵对峙最终得到化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显然，印度要实现它成为世界大国的理想，首先就必须在处理地区问题上让世界放心，而这恰恰是印度外交的难点。2003年4月18日瓦杰帕伊总理在视察克什米尔地区时向巴基斯坦发出了不设先决条件的和平对话呼吁，拉开了印巴新一轮和解的序幕。2004年1月，瓦杰帕伊总理利用出席在伊斯兰堡召开的第12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之际，与穆沙拉夫总统进行了有成效的会谈，确定了两国开展包括克什米尔问题在内的谈判时间表，并率先提出建立南亚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得到成员国的响应。种种迹象显示印度的地区政策将有较大的调整，是南亚近年来在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方面的亮点。印度的地区政策有可能朝着维系印巴和解进程和推动地区合作的双轨方向发展，从而成为印度谋求大国地位的一个基础，即先行成为南亚地区具主导作用的地区大国，并向世界展示其愿意承担责任的积极方面。这在总体上将对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最后，印度在亚洲的地位将成为其能否最终进入世界大国体系的试金石。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和印度国力贫弱的事实，印度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后真正崛起前基本上被局限在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而且，即便如此，印度也没有真正做好在次大陆的大国，反而成了超级大国冷战时期在本地区争夺势力范围时一个布局的对象。随着印度国力的增长，印度在已然确定在南亚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将目光放到了整个亚洲地区。印度的“东进战略”首先将目标定在东南亚地区，这是印度有着传统影响和联系的地区，是印度的亚洲战略最易取得突破的地方，并由此进入南中国海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印度派遣海军舰只与美军在那里联合巡逻演习，显示出要捍卫印度在本地区利益的态势。耐人寻味的是印度海军在该地区的存在受到了东南亚国家或明或暗的欢迎，新加坡并为其提供码头用于维修给养。不仅如此，印度积极拓展对日韩等重要东亚国家的外交，与越南海军举行联合演习，要求加入亚太地区的安全磋商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切使得尼赫鲁当年想象的亚洲领袖地位呈现出初步的轮廓，其基础则是印度能够让他国感受得到的力量。这种力量所要维护的利益，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如印度国防部长所宣称的，究竟是什么，则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媒体和学界，也不乏与中国竞争或牵制威慑中国的说法。考虑到印度在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的缺失，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南中国海仍然是一个潜在的冲突地区，印度在那里的活动似乎暗示了某种印度不愿明说的战略意图。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在其传统的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尚未真正确立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已经在急于扩展它的********影响。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印度的行为有“越位”之嫌，同时又表明印度的大国外交和战略有着明确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印度必须要摆脱它仅仅是局限于次大陆的国家，确立它已是亚洲有影响大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