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心灵没有戒心、人们翘首挺胸，
在那知识弃于地、不必藏于己，
在那能把宇宙割成碎片的狭窄为己的墙壁变得无能为力，
在那语言统统发自真理的深渊，
在那伸向十全十美的臂膀勇往直前，
在那腐朽习俗的可怕沙丘无法误导理性的清流，
在那被您开导的头脑不断展开思想与行动――
进入自由王国，
父亲呀，唤醒祖国吧！
这是印度“诗圣”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吉檀迦利》中最著名、最精彩的一段话。《吉檀迦利》含义很深，表面上像是诗人与神（上面“父亲”就是神的代名词）的对话，但泰戈尔是从不崇拜偶像的“泛神论”者，他的每一句话都在追求最纯真的理想与道义。我认为这段话很符合当代印度和中华文明在经过一段漫长黑夜梦魇的阶段以后，正在觉醒、正怀着追求美好理想的诉求，不过还没有完全变成自己命运的主宰，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正像泰戈尔所说，在我们前进的大道上，可能会有“腐朽习俗的可怕沙丘”拦路，可能“误导理性的清流”。我们要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必须识别指路明灯和幽灵鬼火。我们要清楚地认识自己，就必须认识周围的世界，首先是认识我们的近邻――印度。印度还不止是中国的近邻。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到北京印度大使馆赴宴，曾把中国民间“荣归西天”的典故通俗化。他说：“到印度投胎”是每个中国人的愿望。1924年泰戈尔在北京对梁启超说，他的前世一定是在中国传道的印度和尚。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印两国一直是以文会友、唯德成邻、交心交面、志同道合的姊妹文明。
1990年，我陪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主管人瓦赞嫣博士（Dr.Kapila Vatsyayan）访问敦煌。她对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说：“印度和中国过去一直是通过西方去寻求对彼此的认识与了解，现在我们应该面对面来直接了解彼此了！”我听了启发很大，后来就在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组织了好几次以“印度――中国面对面”为题的座谈会，邀请了解中国的印度学者、退休外交官和战略专家讨论，最后收集了41位印度学者、专家们的50篇文章，附加印度领袖访华时所作讲演以及摘录印度历史名人有关中国的言论，于1998年用英文出版了《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现在我想着重解释为什么要用“跨越喜马拉雅鸿沟”来作书名。既然现在有“狭窄为己的墙壁”在设法“把宇宙割成碎片”，有“腐朽习俗的可怕沙丘”在设法“误导理性的清流”，我们就得正视面临的现实。一方面，在环境闭塞、信息阙如、没有国际主义、不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墙壁”与“沙丘”的存在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半个世纪以来中印关系一波三折、恩怨交加，也会使新的“墙壁”与“沙丘”形成。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印两国彼此的认识上存在着“喜马拉雅鸿沟”，也可以说：是由于这“喜马拉雅鸿沟”作祟。
我们生长于民国时代的几代人，都曾经看到刚独立的印度和刚解放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到达友好关系的最高潮。1953年底至1954年初中国友好代表团访印，冰心是其成员之一。她写的下面这段回忆可算是国际交往中最美好的写照：
这（访印）五个星期，每一分钟都充满了声音和光彩。……每到一处，飞机刚落，火车刚停，就看见机场车站，人山人海，旗帜飘扬。人的巨流包围上来，握手，拥抱，套花环，献花束，在响彻云霄的“中印友好万岁”、“和平万岁”的口号声中，我们被簇拥上披花插旗的汽车，开到各样的公共场所，被介绍、受欢呼。我们脖颈上被套上无数美丽芳香的花环，接受礼品，衣服被洒满了香水，女团员额上被点上吉祥痣。
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也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他10月19日到达北京的那天，《印度斯坦旗报》记者目击的景象是：“北京一片节日的气氛，大概整个首都的居民都出动到西郊机场以及从机场到城中十英里的路上欢迎。为了使人们能看到尼赫鲁，商店、学校、机关都放假一天。”印度《政治家报》随访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说：“我从未见过尼赫鲁受到这样盛大的欢迎，从机场到宾馆100万微笑而有秩序的欢迎者，还不到50个武装警察维持秩序。人们表示热烈欢迎却不向前移动一步。其中有成千上万的男女学生、工厂工人与机关人员，抱着孩子的妇女和没有牙齿的老人。我们（车队）经过时，笑着、跳着的孩子们鼓着掌，高喊‘印中友好万岁’。可是，一小时以前我们沿路去机场时根本看不到人群。他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么多人）怎么会不引起骚乱，对印度来说都是奇迹。”
姑且不问1954年北京人口有没有100万，上面印度记者所报道的那北京人夹道欢迎尼赫鲁的盛况，简直是“倾城倾国”。那样盛大欢迎外宾，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那样热烈的中印友好关系竟不能解决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不能制止1962年反目为仇呢？正像上述《政治家报》记者对北京居民能在不到一小时内把冷落的道路变成人山人海而大惑不解那样，许多印度朋友至今仍然认为中国是个谜。这种彼此不了解的情况也存在于中国人民方面。这样看来，20世纪50年代那种中印友好只能视为一时的感情冲动，就像年轻人那种彼此并不了解的“一见钟情”。印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两个年轻的国家。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时，前者只有15岁，后者只有13岁。“一见钟情”的年轻情人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能闹翻，这大概可以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印友谊不牢固的解释。
还有另外的因素。经张敏秋介绍，2004年9月我在北大碰到曾有研究中印关系的专著的美国“中国通”加文（John Garver）教授。我们谈起自己对中印关系的看法时立刻发现彼此之间的“喜马拉雅鸿沟”。我是从两大文明的亲属关系出发带着乐观的心态看问题的，他是典型的“地缘政治”专家，认为中印两大邻国必然相互妒忌、防备、猜疑、冲突。印度许多对中国关心并研究、评论的知识精英中也有这样两种人，像加文这样从“性恶论”观点看问题的人占多数，像我这样从“性善论”观点看问题的人占少数。我看，中国对印度关注与观察的人士也会有这样两大阵营的，这一点也不奇怪。
可能受季羡林的影响，我是比较乐观的。但是我们都认识到，增进中印之间的了解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需要。许多不走极端、在乐观与悲观之间保持中立的印度朋友的看法有两大焦点：中国是印度的邻国，你无法离开它，好歹也得跟它打交道；中印不和，两国都受损，印度损失将比中国大。虽然两点都带消极因素，却是十分现实的。“喜马拉雅鸿沟”既然存在，就应该把它填平，这是中国人“冤仇宜解不宜结”的处世态度，印度人也一样。
如果带着积极态度，就会觉得“跨越喜马拉雅鸿沟”不但是意义重大的学术研究工程，而且迫不及待。我们可以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角度来强调它。在过去，2000多年来中印之间是一种“背靠背”的、相互仰慕、切磋琢磨、互通有无、和平共处的紧密关系。我想举一个例子。宋人张载与朱熹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性，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话，被人认为中华文明的精髓。我们不禁要问：这“往圣”指的仅仅是中国的圣贤呢，还是把印度的哲学大师也包括进去了呢？我们知道，张载和朱熹都是对佛学有深刻研究的，他们所提倡的学说是受到印度哲学大师启发与熏陶的。再看他们指的“绝学”，不是“仁”与“义”，而是“心”与“性”。印度古代哲学对“心”与“性”的阐述与宣扬大大超过孔、孟、老、庄。佛教精神可以用一个字来表明――“菩提心”（梵文是“bodhicitta”）。人说“大乘”与“小乘”佛教不同之处在于：“小乘”修道的目的是变成“罗汉”（一心一意希望自己成道、涅？）；“大乘”修道的目的是变成“菩萨”（不是光想自己成道、涅？，而是具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普渡，方证菩提”的伟大精神）。这“小乘”的“成道”是要证得“菩提心”，“大乘”并没有放弃证得“菩提心”的目的，只是加了“救人救世”的志愿。这样看来，张载和朱熹所说的“为天地立心”和“大乘”的“众生普渡，方证菩提”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为往圣继绝学”，并不是狭隘的“大中华主义”，而是把中印两大文明看成一而二、二而一的。从这个例子看出，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印两国之间并不存在着“喜马拉雅鸿沟”。可是，现代西方文明使得人们改观。由于100多年受外国侵略，中国知识精英对传统文明产生了反感，抛弃了“仁”与“义”，“心”与“性”的“往圣绝学”，热衷于西方的“斗争”与逞“强”。印度知识精英同样受西方影响。这就是中印之间“喜马拉雅鸿沟”产生的真正原因。正是有了这“喜马拉雅鸿沟”，20世纪50年代的中印友谊才好景不长，才有1962年的反目为仇。这就是过去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好好地大做“跨越喜马拉雅鸿沟”文章。我不想讲大道理，只从自己数十年来在中印之间活动的体验中举出几个例子。1981年6月26日，印度外交部长拉奥（后来成为印度总理）在新德里海德拉巴宫设宴欢迎多年不见的中国稀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照例请少数新闻界、学术界人士作陪，我有幸出席。席间拉奥和黄华发表简短讲话，黄华的讲话聚焦于现代形势，拉奥却恋恋不忘昔日两国高僧穿梭往来的盛况。担任翻译的年轻中国人把拉奥所说的“高僧”译成“僧侣”，反映出他不熟悉历史。从这一对比也可以看出两国统治精英世界观中存在着“鸿沟”。
1998年11月，我在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组织了一次《印度东北部与中国大西南地区发展与合作研讨会》，会间我陪着来自中国四川、云南的14位学者去拜会印度政府主管教育与文化的人才资源开发部部长乔希（Manohar Joshi）。他对中国学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两国分享共同的文化遗产”。这“共同文化遗产”指的当然是佛教。后来，他访问中国以后，强调政府领导的各研究机构要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另一方面，我看中国统治精英近几十年来的言论，一谈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总是强调儒家、遗漏佛教。换句话说，他们不认为中印两国有“共同文化遗产”。这样看来，印度乔希部长（被人认为有“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上述张载与朱熹的看法相同，而现代中国精英反而与本国宋代儒家泰斗的看法相左。这也是“鸿沟”的一种表现形式。
记得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访华，两国代表团在检讨从1981年11月到1987年11月中印副部长级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的8轮边界谈判时，中方抱怨每次谈判都是“炒现饭”。当时中方翻译没把英文的“炒”（fry）发得太清楚，使印方听成“fly（苍蝇）”。后来印度各大报登载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人形容过去边界谈判是“饭上的苍蝇”（fly on the rice），一时被印度舆论当作笑话。当时我有位印度好友是多年的“中国通”，在电视上被新闻评论员难倒。他虽然研究中国20多年，但这“炒现饭”是中国南方俗话(再加中国人发音在“r”与“l”上的模糊不清)，他因此一时弄不清笑话是怎么形成的。好在这个历史笑话对双方边界谈判的进展并没起阻碍作用。
我们知道1962年中国决策者在对印度领导人“察其言、观其行”时，得出的结论是印度想打仗，因此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积极准备展开“反击战”。实际上，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是受到国大党内以及反对党中责怪他对中国“太软”的强大言论攻击而不得不表面上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例如：新成立由陆军后勤部长考尔（B.M.Kaul）中将指挥的第四兵团，并且命令他把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赶走。考尔接到命令后，感到无法执行，尼赫鲁当即与国防部长梅农及考尔将军于1962年10月11日开会决定暂缓“赶走”行动。两天后尼赫鲁在德里机场被记者包围说出“已经下令把中国军队赶走”的消息，指的是塔格拉山脊的中国军队，不是像一般报道的“宣战命令”。而且当记者问他有没有赶走塔格拉山脊的中国军队的时间表时，尼赫鲁说：“我不能决定时间。那完全是军队应该决定的。”这段说明印度并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后来在新闻传媒中消失。最后在1962年10月20日两军正式交手时才发现印度方面根本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实际上，上自尼赫鲁下至前线指挥官都以为中国绝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因为中国正面临经济困难，中苏关系又正在恶化，再加美国与台湾当局对大陆虎视眈眈。1962年中国边防军突然以“人海”（印度与西方舆论的形容）出现在印度军队面前与1954年北京居民不到一小时把街头变成欢迎尼赫鲁的人山人海都被印度同样认为不可思议的“奇迹”，都是出于对中国缺乏了解。现在我们事后“聪明”，看到了不但印度不了解中国，当时中国方面对印度动静的观察也有失真之处。如果那时候双方都能摸透对方的脾气，说不定那一仗也是可以避免的。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中印之间存在的“喜马拉雅鸿沟”是损害两国本身利益的。有了这个“鸿沟”，中印边界纠纷就无法解决，两国都必须支出大量军费、派出大批军队到边境驻防、使许多年轻军人害高山病。本来很繁荣的边境贸易中断了几十年，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10多年来，我和云南社会科学院建立起莫逆之交，使我参与到云南积极争取与印度增进往来的努力中去。我曾经陪同云南领导人见过许多印度官员，他们都同意中国大西南和印度东北地区合作交流开发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暂时无法推行，一来中印边界纠纷没有解决，二来印度东北各邦存在着一定的离心力，安全部门最怕独立运动分子得到国外的支援――而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记忆犹新。从这些事实看出，不“跨越喜马拉雅鸿沟”，中印两国进一步合作就会受到制约。
我有许多朋友和学生在印度政府外交部工作，他们多年来向我道出一点重要关注。在全球化国际市场经济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团结一致地廉价收购发展中国家的物资，比方说中国和印度的茶叶、棉纺织品以及手工艺品等。中国和印度不但不联合起来和他们讨价还价，反而相互竞争、拼命杀价，使跨国公司坐收渔利。中印两国不能形成统一战线，不能团结一致对付跨国公司，这也是“喜马拉雅鸿沟”作祟。现在更有中国和印度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而在国际市场上争夺供应来源的现象。两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同处劣势而相互争夺，让占优势者大占便宜，使得亲者痛、仇者快，这“喜马拉雅鸿沟”的危害性实在太大，我们应该把跨越“鸿沟”当作当务之急。
最后让我们从未来的角度看。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尹德法尔（Karl Inderfurth）引了华尔街一家大银行的预言说，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三大经济超强的排名将是中国第一，美国第二，印度第三，鉴于这一远景，三国之间必须建立“新互动”（newinteractive dynamics），不搞“竞争三角”（competitive triangle）。
这就和刚才谈到的跨越“鸿沟”的必要性结合起来了。
中国和印度都正在崛起，中国不满足于单纯为第一世界名牌加工，印度不满足于只替美国大公司信息交通服务，两国都有迎头赶上第一世界的雄心壮志。据报道，中印两国都有月球探测计划，都会在2007年一鸣惊人（中国发射“嫦娥1号”，印度发射“月球初航1号”）。两国在信息技术与生命工程等方面走到全球前列都有可能性，如果紧密合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相辅相成，这可能性就变成必然性了。何乐而不为呢！
以上的讨论使我们看出，“跨越喜马拉雅鸿沟”需要中印两国深刻了解彼此的民性、习俗、作风、姿态等，特别在关键时刻，更要听出对方言论的弦外之音。这一项任务主要应该由两国的学者与专家们来承担。1998年我出《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一书时，是怀着精神与物质两大目的。精神的目的就是像泰戈尔所说的：追求“理性的清流”，寻找“自由王国”，恢复中印之间长期存在但又被沧海桑田的变迁所隐藏的文明亲属关系。物质的目的就是要出一本无论是学者研究中印关系或是企业界增进两国贸易与经济合作或是政府领袖互访前的准备报告等都觉得有用的基本参考资料。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抛砖引玉”，使中国学术界看到印度知识精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从而吸引中国学者编出其姊妹书《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只可惜《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一书没有翻译成中文，很多中国学者根本看不到它，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这一目的好多年都没有实现。
2004年我到北京参加《北京论坛》国际学术会，和老友张敏秋教授谈及此事，她立刻应允负责仿照上述英文书格式，用中文出版《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把多年的空白填补起来。现在她又找到了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这真是一件幸事。我和印度朋友看到张敏秋这本书的重要性，就动员印度三所著名大学（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和国际大学）的教员把这本书中的文章译成英文，在印度出版。将来英文出版物中就会有两本《跨越喜马拉雅鸿沟》――第一本是《印度试图了解中国》，第二本是《中国寻求了解印度》。今后使用英文研究中印关系的学者就会把两本书同时摆在书架上，随时查阅。我相信，将来也一定会有人出来把英文《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译成中文出版，使那些使用中文研究中印关系的学者也能够有两本随时查阅与参考的工具书。
前面谈到的印度的“中国通”不知道“炒现饭”的俗话，暴露出他们对中国没有真正的“通”。同样的，中国的“印度通”也应该摸透印度人的脾气，摸不透就可能使中印关系发生严重后果。我们出版这两本书，正是要借此考验两国学者们是否“专”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让后继者来评论、来弥补先行者认识上的缺陷。所以我想，《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的姊妹篇――《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也要抱有“抛砖引玉”的目的。当然，“喜马拉雅鸿沟”的消除不是出版一两本书就能够做到的，它需要许多代学者、专家们经久不息的努力。
我完全同意张敏秋“厚今薄古”的编书策略。第二部分“印度形象”中的5篇文章综论性地把中国文献2000多年来有关印度的浩瀚信息压缩成数十页文字，这只能是迷蒙天中出现的“霜花草上大如钱”，但可以供读者参考，使日后的研究者找到捷径。第三、第四部分恐怕也是因这一策略，加之时间仓促和篇幅所限，未能刊载更多的文章。关于尼赫鲁，这位20世纪对中国最重视、最敬仰、最关注、最伤心的外国领袖，未得到中国学术界充分的关注、评论与谅解。我想在未来的岁月中，这一现象会得到纠正。
更聚焦于现在与将来的是后面几部分。我想在此也说几句。现在国际学术界谈论“范式转移”（paradigmshift），其中一大内容就是“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孙培钧、华碧云和张敏秋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聚焦于“地缘经济”，是一直研究印度经济发展的先行者，而且曾经搭档，出版过比较中印经济的最早的、至今仍是唯一得之见的中文书。他们作出的榜样想必能激励更多年轻中国学者在这一中印关系最重要的课题上作文章。
“中印关系再思考”，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课题。程瑞声是中国当代资深外交家之一，官至驻印大使后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继续为增进中印友谊而奔波，精神可佩。他以前任中国驻缅甸大使时和当时印度驻缅甸大使纳拉亚南熟识。1998年中印关系冷却，主要由于印度总理写信给克林顿总统解释印度核爆的原因时以中国核威胁为理由。1999年程瑞声到新德里开会，顺便到印度总统府拜访老友。纳拉亚南总统乘此机会评论印度总理信上那种牵涉到中国的提法是“mindless”（考虑欠周到），程瑞声认为这等于印度政府向中国表示歉意。这以后，中印关系才开始转暖。像程瑞声从“政府大使”转业为“民间大使”的例子，印度恰巧也有一个，他就是曾经担任印度驻华大使的任嘉德（C.V. Ranganathan）（现任新德里中国研究会两主席之一）。1998年任嘉德到北京参加庆祝先人谭云山诞生100周年纪念会时，被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讲演。他说，中印关系恶化，两国政府外交政策都有失误。他还说，现在印度退休的外交官与学者已经站出来客观地检讨当时的失误，希望中国的同行们也能这样做。本书的这一部分与它的姊妹书《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都刊载了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帮助今后检讨中印关系更客观、更深刻地开展，对跨越“鸿沟”做出积极贡献。
学者对中印关系的论述与反思，有8篇文章。它们和我编的《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书中最后一部分“增进了解”（Better Understanding）相辉映。
我和张敏秋是1980 年在北京认识的。她后来到我所在的尼赫鲁大学进修，还当我们的义务中文老师。这么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学术上的交流。现在按照她的意旨，写了这些感想，权充本书的前言。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谭中
2005 年9 月于美国芝加哥海德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