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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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研究方法论(3)

倪林发现“符号话语分析、传受主体分析和媒介理论”在2004年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取向中位列榜首(共26篇,占23%),标志着我国开始把新闻文本从作为新闻实务的编辑、加工、校对、采写等的研究,转到“从文本内在结构分析文本制作者与社会语境的关系,论证社会强势权力关系”。(123)倪林没有在文中说明“符号话语分析、传受主体分析和媒介理论”是如何界定的,因此也无法核实结果是否如此。从其所举的几个例子来看,对文本、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的介绍较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本书、话语分析法已经开始逐步运用到新闻传播研究中。

②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新闻传播定量研究是指“根据一定的有代表性数量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新闻观点,运用科学的测量手段,如调查、实验、模型、表格、统计等,对其进行数字描述和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的研究方法”。(124)常用的研究方法有调查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和控制实验法。

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2000),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法,前文已做过论述;第二个阶段(2000年至今),采用定量研究的一般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法和社会调查法。内容分析法主要用于研究媒介形象和某一问题(领域)的研究现状分析。除了受众调查外,社会调查法主要应用在对传播学经典理论的验证性研究中。

祝建华认为目前大陆学者开展的定量研究多为对研究对象的描述。描述性研究虽然可以作为研究某一问题或者现象的起点,但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和理论检验缺少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站在量化研究的起点上,需要向“理论化”努力。“精确化只是科学化的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科学化的必要条件是理论化”,“科学化的真谛是理论化”。定量研究追求精确化,资料的数据化呈现的确使研究结果做到了精确化,但必须通过变量之间的检验分析提出“理论”,不仅能描述“是什么、发生了什么?”,而且更能说明“为什么发生?”和“是否还会发生?”(125)

新闻传播研究方法是新闻传播学术的重要构成,研究方法得到重视、充分讨论之时,也是新闻传播学术大发展之时。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2),开始恢复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由于思想解放的有限性,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认识和应用都是初步的,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有限的恢复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第二阶段(1983-1995),调查研究风起云涌,系统科学方法全面渗透,传播学作为方法论导入。受众调查虽是新闻传播研究方法论的革新,但其直接的推动力量和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新闻改革。系统科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二者之间相交叉出现的新学科表明其对新闻传播研究的渗透是全面的。传播学则肩负着改造传统新闻学的使命,在方法论、具体方法和理论体系上对传统新闻学影响最大,这是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第三阶段(1996至今),学界普遍开始重视并讨论研究方法问题,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研究规范和方法在学界得到普遍关注和重视是新闻传播学术成熟的标志之一。比较研究、人文主义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中的观察法、个案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以及定量研究中的社会调查、内容分析)等多样研究方法的应用则促使新闻传播研究朝多元化发展。

注释:

(1)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2)廖圣清:《20世纪90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

(3)[美]罗?杰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4)[美]罗?杰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5)风笑天主编:《社会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6)本书把research approach翻译为研究途径。

(7)李喜根:《“美国式的研究”才是高质量的研究?——浅谈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方式》,《国际新闻界》,2006(7):45-49。

(8)沙莲香:《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

(9)卜卫:《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4):8-15转7。

(10)学界对传播学方法范式说法不一。台湾学者刘骏州(1994)有实证、诠释、批判三大范式的提法。卜卫(1996a)认为,批判范式“更像一种类似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不像用于某种研究的工具”,但在某项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它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所以,仍属实证范畴。而诠释范式强调对文本意义的理解,直接操作的对象也是事实(文本),而非概念,因此,它亦为实证方法范式。本书以卜卫的说法为准。

(11)卜卫:《传播学方法论引言》,《国际新闻界》,1996(4):32-38。

(12)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13)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14)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但本书是在“方法类型体系”意义上来使用方法论概念的,在此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方法仍是有很大区别的”(李承贵,2001:8-9)。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内容、特征、教条化的表现及后果,本书均引自李承贵先生在《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一书中的论述,详见该书第120-129页、第376-383页。

(15)这里的“定性研究”有特指,但为了避免注释过长和叙述上的连贯性,本书将其具体含义放在本章第六部分即“实证主义方法论及具体方法”部分来揭示。但要说明的是,它与下文不加引号的定性研究含义不同。

(16)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17)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18)何志武、孙旭培:《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2):44-47。

(19)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第22-23页。

(20)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第5页。

(21)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22)黄天鹏:《新闻学入门》,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第4-5页。

(23)黄天鹏:《新闻学入门》,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第12页。

(24)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25)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26)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27)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28)王中:《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新闻战线》,1980(1):24-26。

(29)方汉奇:《加快新闻史研究的步伐》,《新闻战线》,1981(11):13-15。

(30)宁树藩:《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新闻学会通讯》,1981(19),载于《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56页。

(31)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第378-379页。

(32)中国社会科学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前言,第2页。

(33)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0页。

(34)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35)尹德刚等执笔:《重大新闻传播过程的调查》,《新闻大学》,1982(2):125-127。

(36)罗斌:《受众调查与新闻改革——兼探新时期中国整体新闻受众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3月。

(37)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工人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第1页。

(38)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上)》,《当代传播》,2001(1):12-14。

(39)陈崇山:《民意调查在中国》,《新闻研究资料》,1989(2),总第46集:1-18。

(40)安岗:《新闻改革的好帮手(1983年6月15日在北京新闻学会读者调查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于《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第201-205页。

(41)钟沛璋:《调查研究是新闻改革的基础》,载于《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第206-209页。钟沛璋时任****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

(42)钱辛波:《新闻民主的催化剂(代序)》,载于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43)据《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0年代共进行大规模调查19次(不包括1982年“北京地区读者听众观众调查”)。

(44)罗斌:《受众调查与新闻改革——兼探新时期中国整体新闻受众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3月。

(45)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下)》,《当代传播》,2001(3):21-24。

(46)罗斌:《受众调查与新闻改革——兼探新时期中国整体新闻受众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3月。

(47)查汝强:《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四大发现》,《哲学研究》,1982(6):21-24。

(48)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49)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50)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51)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52)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载于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53)徐培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与新闻学研究》,《新闻学论集》,第13辑(1988年11月):21-28。

(54)白润生:《新闻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的有益探索——评刘卫东的学术专著<新闻传播学概论>》,《新闻战线》,2002(3):36-37。

(55)王益民:《系统理论新闻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56)江柳:《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57)江柳:《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58)孙振斌:《方法论与新闻学研究》,《现代传播》,1983(3):1-11。

(59)戴元光:《20世?传纪播中学国卷新》闻,学复与旦传大播学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60)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新闻大学》,2002(1):25-28。

(61)王志兴:《传播学的方法论意义及局限性》,《新闻战线》,1986(6):13-16。

(62)《第二次全国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召开》,见《国际新闻界》,1986年第4期,第20页。

(63)屠忠俊:《关于新闻学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的浅见》,《新闻学探讨与争鸣》,1997(夏):1-4转21;李良荣:《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大学》,1998(秋):17-20。

(64)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3页。

(65)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前言》,第2页。

(66)黄旦:《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杭州大学学报》,1994(2):155-161。

(67)孙旭培:《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兼与喻权域先生商榷》,《新闻大学》,1999(春):13-20。

(68)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1):12-15。

(69)分别参见:陈力丹:《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中的九大问题》,《新闻爱好者》,2002(3):35-36;陈崇山:《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论文的一点看法》,《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9):37-40。

(70)樊凡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71)指《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一文,作者杜超彬,写于1931年。参见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72)陶涵主编:《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说明》。

(73)樊凡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74)上述三种方法均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由法国学派建立,其特点是:以法国文学作为欧洲文学的中心或辐射源,来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直接和间接的相互影响。“平行研究”由美国学派建立,侧重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文体、类型和比较诗学。“阐发研究”一般指用外来的理论方法去阐明本土的文学创造(张威,2003:57-58)。

(75)樊凡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76)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92页。

(77)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78)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1页。

(79)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5页。

(80)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1)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82)斯时所谓“科学”包含要用科学方法如归纳、演绎、实证等进行研究;要符合科学精神,即求真求实;要符合科学的程序,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或合理的逻辑推论;要以探讨事物的规律、本质为任务等等几层含义(李承贵,2001:59)。

(83)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9页。

(84)李承贵没有详细解释传播学方法,我认为这里的“传播学方法”显然应属于批判典范的方法,而不是实证典范的方法。

(85)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86)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5月。

(87)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88)李承贵:《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7页。

(89)分别参见屠忠俊:《必须重视解释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当代传播》,1999(5):28-31;蔡尚伟:《哲学解释学与新闻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2):68-72;彭焕萍等:《从解释学视角看新闻文本的特征》,《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122-125。

(90)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1)陈作平:《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2)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3)吴燕:《新新闻主义的发生学探微》,《学海》,2000(5):145-148.

(94)景天魁:《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与定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8页。该引注为陈向明书中所引。

(95)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3页。

(96)陈向明认为定性研究与质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区别,后者注重经验材料的收集,而前者没有没有原始资料作为基础。显然,陈这里所指的定性研究乃我竭力区分的加引号的“定性研究”。参见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4页。我认为,实证主义范式范畴下的定性研究,即本书所用不加引号的定性研究,与质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并无不同。

(97)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国际新闻界》,1997(5):49-54。

(98)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历史与现状——对美国“公共新闻”的实地观察与分析》,分别载于《国际新闻界》,2005(1)12-16、2005(2):27-31。

(99)郭建斌:《民族志法:一种传播研究值得借鉴的方法》,《新闻大学》,2003(夏):42-45。

(100)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4月;李春霞:《电视与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10月。

(101)Merriam. S. B.(1998).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CA:Jossey-Bass Publishers.

(102)潘忠党:《学为问,学而知不足》,载于《传媒论典——与传媒名家对话》,第275-286页。

(103)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2):32-37。

(104)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9):29-32。

(105)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133-140。

(106)何志武、孙旭培:《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2):44-47。

(107)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108)卜卫:《论传播学定性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1996(6):46-51。

(109)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110)转引自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5):53-68。

(111)卜卫:《论传播学定性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1996(6):46-51。

(112)林崇能:《两岸进入WTO后的都市有线电视经营——以高雄与上海为例》,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4月。

(113)王昊:《意义的解码:上海居民收看电视新闻形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

(114)卜卫:《论传播学定性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1996(6):46-51。

(115)丁柏铨等:《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3页。

(116)丁柏铨等:《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17)吴海荣:《大众传媒新闻信息资源增值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5月。

(118)作者分别是林崇能、王昊。

(119)卜卫:《论传播学定性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1996(6):46-51。

(120)丁和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37-42。

(121)丁和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37-42。

(122)刘自雄:《透视电视娱乐的文化“母题”与叙述策略——<超级女声>的叙事话语分析》,《新闻大学》,2005(冬):66-72

(123)倪林:《平淡的中国传媒理论——2004年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取向分析》,载于http://bbs.mediachina.net/index_bbs_show.php?b_id=4&s_id=233343

(124)强月新、宋兵:《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现代传播》,2003(4):40-43。

(125)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6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