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琪从藤野说话的表情，语调，立刻就将他那时刻的心理分析得八九不离十了。虽然还猜不到他率领十几名鬼子前来的目的，但估计不是凶残的目的，于是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完全镇定了下来。他用日语告诉藤野，这些孩子们就是他的学生，他刚才在教他们唱中国古代一位伟大诗人的诗词，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求学时，协助自己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用日语翻译过那位叫李白的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诗词。而那一部诗集在日本甫一问世，不久便成了日本上流社会人士争相阅读和保存的诗集。藤野出身于日本草根阶级，家族中几代先人都是贫穷的农民，直到父亲那一代才奋斗成了日本小城里的底层人家。故他自幼怀有深深的出身卑微的沮丧，对日本上流社会也怀有又嫉妒又敬畏的复杂心理。那日在炮楼里的近距离接触和日语交谈，使王文琪从心理上了解了他这一名日军军曹。
藤野几乎是彬彬有礼地请王文琪让孩子们唱一首听听。王文琪又看出来了，藤野彬彬有礼的假面背后是狡诈，对方并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也许对方也在猜，说不定他刚才正在教孩子们唱抗日的歌。如果孩子们不会唱什么李白的歌，那就有了翻脸的理由。大出藤野所料的是，王文琪比他更加彬彬有礼地问，尊敬的太君，您是想听我的学生们用我们中国话唱呢，还是用日本话唱呢？
藤野听王文琪说前半句话时，顿时将脸一板。中国人口中说出“我们中国话”五个字，他认为足以使他抓住了随之大翻其脸的理由。你认为你这个“支那人”替我驻扎的炮楼改过烟道，替我这名大日本皇军的军官按摩过肩腿，还帮我们炖过一锅小猪肉，告诉过我们做高粱米饭放碱才好吃，才胃不泛酸水比较的容易消化，你就可以自认为你不是“支那人”而是“中国人”，你们“支那人”的话不是“支那语”而是什么“中国话”了么？你头脑之中有着如此顽固的中国意识，你简直就该“死啦死啦”的！但听完了王文琪的后半句话，脸上板起来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了。
“你的，教他们，日语的唱歌？”——藤野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王文琪说是啊太君，我们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诗词，用日本话唱那也非常好听啊！
藤野微微眯起双眼注视他片刻，又问你为什么用日语教你的学生们唱？
王文琪特真诚地说，我在日本一流高等学府求学八九年，我关于日本这个国家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民俗的知识，全都是我的老师们用日语传授给我的啊！日语是我的第二语言啊，我对日语的感情像我对国语的感情一样深啊！他镇定着并且审时度势着，谨慎着，这一次不再说“我们中国话”而说“国语”。
藤野脸上的肌肉不但松弛，而且重又呈现出彬彬有礼的表情了。他请王文琪快让孩子们唱来听。
近日，王文琪确确实实是用日语教他的学生们唱过中国古代诗词歌的，甚至还用日语教他们唱会了几首日本民歌。否则，他又怎敢那么问藤野呢？他用日语教孩子们唱歌这一件事，遭到过全村包括韩大娘在内的所有人的反对。韩大娘说文琪啊，你不但往炮楼里给日伪军送好吃的，这么样那么样地讨好他们，巴结他们，还要教咱们的孩子用日本话唱歌，甚至还要教咱们的孩子用日本话唱日本歌，你是想要把咱们韩王村变成一个亲日村啊？王文琪说对啊大娘，我正是这么想的啊。当然不是真的亲他们，他们是禽兽兵，对咱们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当前呢，他们强势，咱们弱势，装出亲他们的样子，可以起到麻痹他们的作用，对于保存自己是一种好策略。如果咱们的孩子会用日本话唱日本歌了，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一唱，或许就会使咱们的孩子逃过刀砍枪杀之难的。为了进一步说服大家，他还给大家讲越王灭吴的中国历史事件。也讲“四面楚歌”的典故。尽管乡亲们理解了他的动机是良好的，但感情上仍那么的难以接受。韩成贵就亲自去找了一次罗队长，将他的想法向罗队长汇报了。罗队长听后，沉吟良久，表示自己也做不了主。罗队长说，凡是咱们也同意了的事，王文琪那么做了，就不仅是他一个人所做的事了，而是代表着全村乡亲们的一种做法了，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抗日的坚定分子的做法了。他前边的做法，是在身陷虎穴的情况之下做的。已经那么做了，情有可谅，我们应予理解。他后来主动往炮楼里送东西，是咱们同意了的，那就实际上是代表着咱们的做法了。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面对什么样的人物不解的质问和指责，咱们都得如实承认，也都得把指责替他担过来。但他现在要做的，老实说，究竟是对是错，对几分，错几分，对能压过错去，还是错必定压过了对，老实说，连我也难下结论了。告诉他先不要用日本话教孩子们唱歌，咱们明明做不了主的事不能瞎做主，得请示请示上级。于是罗队长遂请示了上级****地委。地委也做不了主，又往省委请示。一级一级逐级请示，说明哪一级都认为王文琪的想法并不是毫无道理，也说明哪一级都挺重视。不久，不知省委哪一位领导反馈回来一项指示，大意是说既然王文琪这个人是可靠的，那么他的出发点当然是良好的。而既然出发点是良好的，又何必非要坚决反对？指示还认为，在韩王村所在的地区，即使有二三个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亲日的村子也不要紧，没什么可怕的。只要内心里有爱国情怀，有对日寇的仇恨，有坚决抗战到底的心志，表面怎么样只不过是表面嘛。抗日斗争日益残酷，在离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县城近的地方，在炮楼林立的地方，几乎可以说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的地方，如果有那么两三个村子被敌人认为是亲日村，而实际上又是爱国村的村子，对我们也是有利的。比如有利于掩护我们的情报联络员，有利于我们的伤病员能在距县城近的地方疗伤养病。甚至也有可能使敌人产生幻想，以为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已经被彻底征服了，抗日意志已经被彻底瓦解了。果而如此，我们的抗日力量不是正可以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然凝聚和壮大吗？
上级毕竟是上级，站得高，看得远。有了上级高瞻远瞩的指示，大人们便一一打消了可能被疑似汉奸的顾虑。大人们思想通了，认识统一了，孩子们的思想却一时难通，王文琪这位乡村孩子王，又做了大量耐心的思想工作，孩子们才也终于与他统一了认识。统一认识归统一认识，平日里他所教唱的当然还是以抗战歌曲为主。至于日语歌曲，孩子们也不过就学会了唱几首而已。本就是出于自我保全之目的，王文琪适可而止。
这会儿，在藤野的“要求”下，王文琪命孩子们站成两排，指挥着用日语唱了一首李白的《静夜思》。而藤野和鬼子们站在孩子们对面，看着，听着，皆不动声色。
孩子们唱罢，藤野微闭双眼未作反应。
王文琪赔着小心问：“太君，您还想听吗？”
藤野点头。
于是王文琪又指挥孩子们唱起《兵车行》来。先用我们中国话唱，之后用日语唱。比之于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兵车行》字数长出十余倍，那区别简直可以说是小品文与中篇小说之区别。而且杜甫的《兵车行》气势恢宏，场面广阔，意境雄壮惨烈，具有史诗性，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些人，也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明白所唱的内容，想毫无感情地唱都是不可能的。孩子们当然是明白内容的，因为王文琪教唱时讲过的啊。既明白，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鬼子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家园造成的破坏，给自己们和亲人们造成的苦难，亦悲亦愤，唱的便情绪饱满。将中国的古典诗词当作歌用日语唱起来，非是一件简单之事，那得先将诗词用日语精彩地进行翻译。意译不行，那唱起来不好听。须翻译得合辙押韵，恰到好处地断出旋律感。而且，原诗又不曾被谱过曲，得王文琪自己来谱。翻译成日语，对王文琪不是太难的事。在文学语言的中译日或日译中方面，他具有堪称一流的水平。他是才子型的人，文艺爱好广泛，不但自幼喜欢过绘画、书法，也尤喜欢写诗作词骈赋。在日本，他也确实曾以善于俳句而受到老师的青睐。至于谱曲，对他更是兴趣颇大之事。起初他将《兵车行》译成日文，并谱曲之时，不过是当成一件屈辱而又应该做的事来做的。译和谱的过程中，自我要求越来越高，反复地改，反复地教唱，一边教唱还一边改，结果就逐渐地当成一次创作来进行了，当成是作品来完成了。可以这么说，当年他用日语译成谱就的那一首《兵车行》歌曲，若今日在北京的音乐堂排练了公演，有一二百男女歌者分了声部来几重唱，并有交响乐团伴奏，再打出巨大屏幕的投影背景，不被视为史诗性演出才怪了呢！
但在当年，在他家颓败的老宅的一处场地上，由十几名乡村孩子们来唱，自然是唱不出那种回肠荡气的效果的。
不过，因为孩子们唱得特别投入，藤野们还是听呆了。也可以说，是被“震撼”了。孩子们用中国话唱时，藤野们只不过无动于衷地看着听着而已。当孩子们开始用日语唱时，藤野们的表情渐渐由漠然而庄严而肃然了，又渐渐由庄然肃然而愀然而怆然而接近着凄然了。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孩子们刚刚唱罢这两句，藤野戴白手套的右手突然举起，手掌竖得笔直，紧接着横向一滑，仿佛擦一面无形的镜子。那手势表示的意思是明白而坚决的——停止！
但孩子们都没看到他的手势，他们皆全神贯注地望着王文琪呢。王文琪眼睛的余光注意到了藤野的手势，却装作并没发现。那时的他，已暂时忘了自己和孩子们所处的局面，差不多完全沉浸甚至也可以说是陶醉在一种精神的幻境之中了——如同自己真的是一位音乐指挥大师，而孩子们是一个合唱团，正在一处什么舞台上，由他指挥着，演唱一首他本人创作的具有史诗性的气势恢宏的大音乐作品。按照作品规定，最后那两句，是要反复唱三次的。一次的声音比一次小，最后渐敛于无。他正得意着呢，所以明明发现了藤野所作的手势却成心装得什么都没看见。
“八嘎！”
藤野吼了一句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