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成贵推心置腹，谆谆教导地说：“文琪老弟呀，所以呢，你这份汇报，我看得重写。白纸黑字的，我一旦替你交上去了，将来那可就是对你作什么结论的依据了。你重写时，那得下一番心思，多动动脑子。”
王文琪低声说：“听了你这些教诲，我心里更乱了，只怕重写也还是写不好的。究竟怎么写才对，你指点指点我。”
韩成贵郑重地说：“那你可给我认真听着。我的话只说一遍，不说二遍。而且呢，哪说哪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除了你我，再连个鬼也不许让他知道。这第一点，便是你与那名日本军妓乱搞到一起的事，在鬼子们的军营里，你居然有过那种可耻的行为，跟一百个人解释不是鬼子对你使的美人计，一百个人肯定个个都不信。那事儿你自己先忘了吧，就当根本没发生过，一句别提。”
王文琪说：“我那也是被逼无奈。”
韩成贵说：“被逼无奈？鬼子们怎么逼你了？枪口对着你太阳穴了？刀刃压在你脖子上了？”
王文琪说：“那倒没有。反正我是迫不得已。”
韩成贵又嘲讽了：“迫不得已？我就不信，你一个不缺胳膊不短腿的大男人，照你写的来说，她一个才十六七岁的日本小****，你要是像古书中说的不近女色的英雄好汉们那样，坐怀不乱，正气凛然，她能反过来把你给强奸了？”
王文琪不爱听地说：“你话别说得这么难听行不行？我又不是不近女色的英雄好汉。”
韩成贵习惯地一拍腿：“你也别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地行不行？你再不识好歹我可不指点你了！”
王文琪赶紧说：“我的好哥，千万别不指点，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认真往心里记呢。”
韩成贵白他一眼，接着指点：“池田老鬼子将战刀塞在你手上那段，也只字别提。你说你啊，但凡多少有点儿英雄气，上次他的枪在你手中时，我要是你，也早啪啪两枪结果了那老鬼子的狗命！你可倒好，乖乖将枪放老鬼子手边了！这次也是，刀在你手中了，我要是你，狠劈猛砍，那老鬼子也肯定见阎王去了。你呢，又没下手！你为什么要丧失两次替咱们千千万万被鬼子杀害的中国人报仇雪恨的机会呢？”
王文琪长叹一声，羞愧难当地说：“还能为什么呢？我不是你，贪生怕死，没那种胆量呗。”
韩成贵又白他一眼，加重了语气说：“记住我的话，那段也只字别提。再说最后一点，别夹杂着些委屈的话，好像别人猜疑你是别人们的不对。别人们有什么不对的？你和鬼子们的关系明明变得那么不清不楚了，别人们都一点儿不犯猜疑反倒对了？你要写成那样——时刻做好了与鬼子拼个鱼死网破的思想准备。在鬼子面前，你虽然不得不巧言周旋，却半句有损于咱们堂堂中国人名节的话也没说过！”
王文琪又长叹道：“我的哥，那种话，不论在藤野那厮面前，还是在池田老鬼子面前，我可是没少说啊！想想我在鬼子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的样子，这会儿我还羞臊得慌！”
韩成贵理解又怜悯地说：“别后悔了，后悔也没用。你还知道羞臊，那就证明你还有中国人的人味儿。既然如此，也就大可不必将汇报写得像认罪似的。我昨天在鬼子们面前，不是也低头哈腰地说了些不要脸的话么？在敌人面前，总是要讲些策略的。所以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就可以原谅。可以被原谅就可以首先自己原谅自己。首先自己原谅自己那就大可不必写在汇报里嘛！”
王文琪忧郁地问：“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昨天我还以为你对我不好，成心把我往变节分子一堆儿里推，现在我觉得你对我太好啦！”
韩成贵就告诉他，他们王家，对他是有大恩的。王文琪在日本时，他韩成贵的老父亲患了没法治的绝症了，却一时还死不了。但所受那些痛苦，使他这个儿子看在眼里，整天心如刀绞一般。王文琪的父亲知道了，主动为他父亲治病。靠着服王文琪父亲给配的药，他父亲多活了三四年，并且活得不是多么痛苦了。所以，他要将欠下王文琪父亲的一份大恩，报答在王文琪身上。
王文琪又小声问：“好老哥，我不头顶着个‘内部人’的特殊身份了成吗？”
韩成贵瞪着他反问：“你什么意思？”
王文琪说：“如果，我不是什么‘内部人’了，我还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应付鬼子们。一成了‘内部人’，我在鬼子们面前，反而更加顾三虑四，左右为难了。”
韩成贵极其严肃地说：“不成。晚了。自从罗队长那一天当着你和我们的面，宣布你是‘内部人’了，你就做不回从前的自己了。有些委屈，你就必得担待。比如，我如果哪天被敌人抓走了，后来被杀害了。或者咱村的其他人发生了那种不幸，咱们的同志第一个应该怀疑谁告的密呢？”
王文琪声音更小地问：“谁？”
韩成贵突然提高了声音：“你！当然是你王文琪！只有彻底排除了对你的怀疑以后，才会再接着怀疑别人。”
王文琪顿时目瞪口呆。
韩成贵又下了炕，倒背双手看着他说：“因为罗队长那一天已经宣布你是‘内部人’了，所以你知道了一些只‘内部人’才知道的事。因为你知道了一些只有‘内部人’才知道的事，所以你想不是‘内部人’也不行了。又所以，许多只有‘内部人’才体会得到的委屈，你也得无怨无悔地经受！好啦，不跟你多说了。对于你，认认真真地，花心思，动脑子地将汇报写好才是正事，别想那么多没用的。有些事，临到头上了再想不迟！”
韩成贵说罢，一转身扬长而去。
王文琪想叫住他，再问几句心中的困惑，张了张嘴，竟没叫出声。
从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晚上，王文琪除了弄几口吃的垫垫饱，再就只重新写汇报了，没做别的任何事。
又一天上午，王文琪将重写的汇报送给韩成贵看。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只要不是当了兵在战场上，即使国难深重，即使在日军占领区，每一户中国人家还是得强打起精神来过日子。王文琪先是去韩成贵家里找他的，他女人说他到地里刨高粱根去了。就说了这么一句，再就没说第二句话。一说完，继续扫院子。受到冷待的王文琪颇觉尴尬，也二话不说，一转身到地里去找韩成贵。
这一带没出现炮楼时，农民们收完庄稼，随后几天里就会将庄稼根刨出来，晒在地里，赶在天冷前运回家当烧柴。一座座炮楼出现后，天一冷，守在炮楼里的鬼子们也冷啊，于是会到村里来抢烧柴。经历过两次被抢后，农民们长心眼了，不一总将庄稼根刨出来弄回家院了。他们干脆就让庄稼根继续留在地里，没烧的了，提前两天再去地里刨。无非冬天一到，土硬了，刨起来费些劲。因为还有水分，烧起来起火慢罢了。
王文琪在韩成贵家的地头遇见了他和他儿子。驴车上装满高粱根，十二三岁的少年坐在车板前一角，韩成贵走在驴旁边。那少年看着王文琪走近，没像以前那么礼貌地叫他叔，蹦下车，背冲他坐到车后去了。韩成贵料到了王文琪找他什么事，默默将驴缰往驴颈上一搭，拍了拍驴背，驴便自行往家走了。
韩成贵还不说话，默默伸出一只手。王文琪也不说话，默默将一卷纸递给他。韩成贵从腰间取下烟袋，也默默递给王文琪。
王文琪说：“我不吸烟。”
韩成贵说：“让你给我卷一支。”
王文琪卷烟时，韩成贵蹲下看起来。王文琪卷好烟递给他，他不用手接，指指嘴角，张开了嘴。王文琪就将烟塞在他嘴角，划根火柴替他点着了。韩成贵看得极认真，时而还移开目光，皱眉望着远处想什么。王文琪站累了，也蹲下，韩成贵将目光望向哪儿，他也将目光望向哪儿。韩成贵低头接着看时，他就研究韩成贵脸上的表情，猜测他的态度。
韩成贵终于看完了，腿也蹲酸了。王文琪搀扶着他，二人同时站起。
王文琪惴惴地问：“还是不行？”
韩成贵说：“我说不行了吗？”用那卷纸轻拍着掌心又说：“不但行，而且好。很好。这么写就对头了。”
王文琪情不自禁地笑了，感激地说：“还不是多亏你指点。”
韩成贵白他一眼，提醒道：“刚才的话，哪儿说哪了，不许对任何人说第二次。我才没指点过你。我干吗指点你写这种汇报？”
王文琪愣了愣，随即领悟了，赶紧说：“老哥放心，我保证不对任何人说。”
韩成贵问：“第一份带身上了吗？”
王文琪说估计他会对比着看，带了，逐从兜里掏出递向韩成贵。韩成贵没接，让他烧了。王文琪就划根火柴，将第一份汇报材料烧了。一阵风刮过，烧成灰烬的纸骸荡然无存。
韩成贵又叮嘱道：“我再说一遍，根本没有第一份，我也根本没指点过你怎么写。”
王文琪自然诺诺连声。
二人同时将目光望向远方，视野内或远或近的几座炮楼，像大平原上的巨树桩。
韩成贵恨恨地骂：“******，如果不是因为鬼子们，咱们中国人之间何至于也这么别别扭扭，你防我，我防他的。”
王文琪不知说什么话合适，只有苦笑。
韩成贵又指着问：“你看那像什么？”
附近一个村子里，一根碗口般粗的，剥尽了皮望去光溜溜的高树干上，悬着一面日本国旗。那时没风，旗未招展，垂着。旗上的太阳，只显露着中间一道血红。
王文琪望着回答：“咱们不都管那叫膏药旗吗？”
韩成贵说：“我看像月经布。”
二人相视都笑了。
韩成贵又说：“将来，凡是挂起膏药旗的村里的人，回忆起这年头的事，你王文琪的大名肯定常被他们提到。不知那时他们怎么评论你，你猜你的口碑会如何？”
王文琪苦笑道：“不好猜。人们爱怎么评论就怎么评论吧。能不能活到将来还不一定呢，将来如果我死了，却留下个骂名，拜托你替我辩护几句了。”
一番话说得韩成贵心里难受了，两眼噙泪，重重地在王文琪肩上拍了一下，鼓励道：“以后咱都不说丧气的话，都要争取活到将来！”
二人往村里走时，王文琪心中郁闷有所消解，不免抱怨起韩成贵的女人和儿子来，说那母子俩冷淡他，是他心口的疼，希望韩成贵从中做做工作。韩成贵说他穿着一身鬼子的黄皮，使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根本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他亲的。他也不要活得太娇气，别往心里去就是了。王文琪解释，不是自己喜欢穿，而是因为那一身鬼子下级军官的军装是粗呢子的，穿着正当季，暖和。自己脚上生过冻疮，一到冬季就犯，鬼子的一双皮靴也许能保护他的双脚今年冬季安然无恙。韩成贵说有一得必有一失嘛，那你就更别抱怨什么了！王文琪说要不我用鬼子的上装换你那件旧棉袄吧！韩成贵说你想得倒美，我那棉袄只不过布面儿旧，里边的棉花可是八成新的。三层呢顶不了一层棉，傻瓜才跟你换！……
好像学生的论文导师看了满意，于是师生二人都高兴似的。他俩一路相互打趣着走至村里分开，各回各的家。
从那一日起，王文琪也为自己做起过冬的种种准备来。事实上，村中大部分人家耕种着的土地，仍属于他王文琪家名下的土地。每年秋收以后，各家各户都会主动送给他粮食。是地租那么一种意思，但国难当头，就都不提地租二字了。王文琪从日本回到村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乡亲们召集在一起，当众将自家拥有的地契烧了，宣布不管谁家租种着他家土地，那些土地从此便归在谁家名下了。只不过希望，租种得较多的人家，分给租种得少的人家和没有土地的人家一小块地，以使全村家家户户都有地可种。这韩王村，一大部分人家是王家的佃户，一小部分人家虽也有自己的土地，但人口多，地少，打下的粮食不够吃，便也租王家的一二亩地补短。还有少数的几户人家，既无自家的地，也没租到王家的地。因为王家当年收的租公平，一开始租，呼啦就被抢租光了，便只有靠成年男子给王家当雇工维持生活。说起来，这是抗战以前的事。王文琪的做法，自然使乡亲们都感动，都表示由他来分最好，他怎么分大家都没意见。于是，他就本着家家有份的原则，将自家的土地进行了一次相对公平的分配。地是分了，家家也都有地可种了，却并没同时拥有一份有效的地契。抗战的年月，没有什么地方的什么人管发正式的地契这种事了，故在乡亲们的意识里，仍视土地为他王文琪家的。他当时又分得特急，竟忘了也给自己留下块地。大家就说那重分吧。王文琪却说，别重分了呀！已经分得大家比较满意了，省省事吧。只要你们别让我挨饿就行啊！结果呢，他反倒成了村中唯一没有土地的单身户。乡亲们哪儿能使他挨饿呢，每到秋收以后，家家户户送粮菜给他，而且都想送得比别人家多。太多了，他吃不了啊！就要求乡亲们干脆每年轮着送。所以，他的入冬准备也很简单，无非就是收集更多的烧柴，往秘密地窖里储藏粮菜，修严透风的门窗，和泥补抹上掉泥的墙皮而已。但这些事，也够他独自忙碌的了。以往，不必请也有人来帮，最热心相帮的是韩柱儿。该年却连韩柱儿的影都不见来过一次，也没另外的人来相帮。只韩成贵路过他家门前时进了一次院子，替他往墙上抹了几抹子泥，作作示范，教他怎么正确使用抹子，怎么能将泥往墙上抹得又快又平，之后说有事匆匆便走。迈出他家院门前又说，他这少爷型的农民，应该尽早学会各类居家过日子的农活。
忽一日上午，王文琪正在往秘密地窖里放土豆，韩成贵慌慌张张地出现在眼前，说情况不太好，发现鬼子们朝村里来了，队伍中还有几辆马车，那就肯定是来抢东西无疑的了。说自己得赶快照料着乡亲们该躲的躲，该藏的藏，让王文琪到村口去应付一下鬼子们，尽量拖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