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是当代德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画家和雕刻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格拉斯于1927年10月16日生于德国东普鲁士的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父亲是杂货商，德国人，母亲是波兰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他被迫到军中服役，1945年受伤被俘。战后，格拉斯从美国集中营回到德国，但泽已归属波兰，他无家可归。先后当过农业工人、矿工、石匠，又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雕刻和版画。
格拉斯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很多具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特色的戏剧和诗歌。如诗集《风信鸡的优点》（1956），剧本《还有十分钟到达布法罗》（1957）、《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平民试验起义》（1966）、《在这之前》（1969）、《三十二颗牙齿》（1958）等十余部。
1956年至1959年，格拉斯依靠卢特汉德出版社的资助住在巴黎，创作了他的惊世之作——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这部作品与后来写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都以故乡但泽为背景，时代相同或有联系，个别人物在三部作品中来回走动，被称为《但泽三部曲》。20世纪70年代以来，格拉斯的重要作品有《比目鱼》（1977）、《母鼠》（1986）、《广阔田野》（1995），1999年，格拉斯又出版了由一百个短篇构成的《我的世纪》，借以展示一个世纪的德国历史。
作品梗概
奥斯卡·马策拉特因涉嫌谋杀一女护士被送进疗养与护理院，他请护理员布鲁诺为他买来500张“清白”的纸。伴着铁皮鼓声，他写下了自己的家族史。
奥斯卡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是卡舒贝地区的居民。一天，她在土豆地边上烤土豆时，遇上纵火犯克尔雅切克，并让这个矮壮的波兰伐木工钻进她肥大的裙子里躲过了追捕。就在那个瞬间孕育了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斯。当夜两人结婚，克尔雅切克化名作了筏夫，十几年后还是被仇家——锯木厂老板认出，在被警察追捕时跳进河里，再也没有起来。阿格内斯从小跟母亲住在舅舅家里，与表兄扬·布朗斯基产生了感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阿格内斯在战地医院当护士，结识了伤兵莱茵兰人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1923年结婚后丈夫经营一个杂货铺。扬战后加入波兰籍，在波兰邮局做秘书。三人保持着某种稳定的三角关系，以至奥斯卡童年时一直弄不清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三岁生日那天，妈妈送给他一面铁皮鼓。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不当政客，不当殖民地商店老板”，而要成为“神话里的侏儒，童话里的大拇指”。他采取“自我伤残”的手段故意跌进地窖，此后，他不再长个儿，身高只有94厘米，智力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不过，由于这一事故他却获得了一副能震碎玻璃的嗓子。在他入学的第一天，愚蠢而刻板的女老师用好言好语没能让奥斯卡暂时放下他的鼓，于是挥舞藤条向奥斯卡和他的鼓抽来。被触怒的奥斯卡尖声叫起，教室的玻璃和老师的眼镜片纷纷碎裂。他从此与学校绝缘，只好跟着面包师太太格蕾欣·舍夫勒学习《拉斯普廷和女人》以及歌德的《亲和力》。
这时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在但泽开始膨胀，马策拉特加入纳粹党，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当上了冲锋队小队长，每星期日风雨无阻地参加纳粹集会。奥斯卡常用铁皮鼓破坏他们的军乐。阿格内斯便趁机与扬幽会。不久，妈妈因患黄疸病和食物中毒而死。马策拉特只好把14岁的奥斯卡交给邻居特鲁钦斯基大娘照看。1938年11月“水晶夜”，纳粹分子到处捣毁犹太人和波兰人商店里的玻璃，并将财物抢劫一空，玩具店老板自杀身亡。教会的信徒却仍在唱：有信有望有爱。
1939年9月，希特勒占领但泽。奥斯卡真正的父亲扬·布朗斯基被枪决。马策拉特请来特鲁钦斯基的小女儿——17岁的玛丽亚帮忙照料商店，她对奥斯卡无微不至的关心催发了他的****。玛丽亚对他毫无戒心，但他毕竟16岁了。有一天他们终于发生了关系。玛丽亚怀孕两个月后，与45岁的马策拉特结婚。1941年6月，生下男孩库尔特，这实际上是奥斯卡的儿子，但却成了他名义上的弟弟。
1943年6月，奥斯卡参加了由侏儒贝布拉任团长的纳粹宣传部下属剧团。他们的演出娱乐了士兵们。奥斯卡和贝布拉的情人梦游女拉古娜在台上台下都配合默契。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前夕，前线剧团解散。在儿子库尔特三岁生日的前一天，奥斯卡回到但泽。库尔特并不喜欢奥斯卡送的生日礼物，还用鼓棒抽打他。年底苏军包围但泽，冲进他们的地窖。马策拉特把纳粹党徽扔掉，奥斯卡捡回来又交给他，父亲想把它吞下去，别针卡在食道里，苏军开枪打死了他。埋葬父亲的时候，奥斯卡把铁皮鼓也扔进了坟墓。他决定重新开始长个，但也只长到1.23米，而且鸡胸驼背。
玛丽亚和库尔特做起了黑市买卖。奥斯卡学做石匠。玛丽亚拒绝了他的求婚。偶然的机会使奥斯卡成为艺术学院的人体模特，他的畸形给现代派艺术家带来灵感。奥斯卡遇到了爵士音乐家克勒普，他用铁皮鼓打出所有的往事，使自己获得了新生。他们成立了一个爵士乐队，在“洋葱地窖”夜总会演出。1951年，他与“西方”演出公司签约做铁皮鼓独奏演员巡回演出，老板正是贝布拉。奥斯卡灌制了许多唱片，得到丰厚收入。贝布拉死后，奥斯卡成为财产继承人。他物质上非常富有，但精神越来越空虚。于是让朋友控告他杀了自己热恋过的女护士多特洛亚，同时又假装畏罪潜逃。在意大利他被国际警察逮捕，最后被送进疗养与护理院监视起来。两年后谋杀案真相大白，被释放是不可避免的。但奥斯卡却不知所归。
作品节选
玻璃，玻璃，小酒杯
……
我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成年人是不会理解你的，如果他们的肉眼再也看不见你在长个儿，他们就会说你发育停滞了，还会花不少钱，领你去看医生，走访几十上百个医生，即使无法治疗，也得让他们说明病因。因此，为了使医生们不至于作出不着边际的诊断，我不得不在他们说明病因以前，自己先制造出一个似乎还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不再长个儿的原因来……由于大家都像那口钟似的各忙各的事情，又由于有一根线，从吉卜赛男爵的匈牙利，经过格雷夫的童子军攀登的孚日山，绕道马策拉特的厨房（那里，卡舒贝鸡油菌加煎鸡蛋和肚子肉在平底锅里劈啪爆响），穿过走廊，延伸到店铺，我便溜之大吉，信手敲着我的鼓，走到店铺里柜台后面，远离了钢琴、童子军和孚日山，发现通往地窖的活板门开着；方才马策拉特下去拿一个什锦水果罐头当餐后小吃，他上来后，忘记关上了。
我想了有一分钟的时间，才明白通往地窖的活板门要我干些什么。上帝明鉴，不是要我自杀。如果是这样的要求，那也太简单了。可是，要我干的事很难、很痛苦，并且还要我作出牺牲，正如每当要我作出牺牲的时候那样，我额头已经冒汗了。最要紧的是不能损坏我的鼓，必须对它妥善保护，所以我背着它走下十六级台阶，把它放在面粉口袋中间，目的便是不使它受损坏。随后我又上去，走到第八级，不，第七级吧，第五级也可以。不过，从这样的高度摔下来，不能既摔不死，又受到可以让人相信的伤害。于是我又往上走，走到第十级，这可太高了，最后，我从第九级台阶摔下去，拽倒了一个放满覆盆子果汁瓶子的木架，头朝下撞在我家地窖的水泥地上。
在我的知觉拉上帷幕之前，我就向自己证实这次试验必定成功：被我故意拽倒的覆盆子果汁瓶乒乓乱响，足以引诱马策拉特从厨房里，我妈妈从钢琴旁，其余的祝寿宾客从孚日山上直奔店铺的活板门，跑下台阶来。
在他们到来之前，我闻到了四溅的覆盆子果汁的味道，也看到了我头上在流血，还考虑了一下——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台阶上了，也许是奥斯卡的血，也许是覆盆子果汁味道这么甜，催人入睡。我非常高兴，不仅万事顺利，而且由于我想得细心周到，我那面鼓没有受到任何损坏。
……
我这一跤摔下去，虽然不能说不严重，但是，严重的程度是我事先计算好了的。这样一来，我不仅使成年人有了一个重要的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不长个儿——医生们也一再证实是这么回事，而且使没有害人之心的、善良的马策拉特成了有罪的人，不过，这是额外产生的后果，并非我的本意。他忘了关上活板门，我妈妈便把所有的责任都加在他身上，他承担这一罪责达多年之久，虽说我妈妈并不经常责怪他，但是一骂起来，可真是冷酷无情……从此以后，他们便这么说：我们的小奥斯卡在他三岁生日那天，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下去，虽说没有折断骨头，可是他不再长个儿了。
我开始敲鼓。我们的公寓有五层。我从底层一直敲到屋顶室，再沿着楼梯敲下来。从拉贝斯路敲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又从那里敲到新苏格兰、安东·默勒路、马利亚街、小锤公园、股份啤酒厂、股份池塘、弗勒贝尔草场、佩斯塔洛齐学校、新市场，再敲回到拉贝斯路。我就这样不停地敲着，我的鼓经受得住，成年人却受不了，他们想要打断我的鼓声，不让我敲，还想掰断我的鼓棒——但是，老天爷关照我，使他们不能得逞。
我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不久，便获得了一种本领，那便是敲击儿童玩的铁皮鼓，使我同成年人之间保持一段必要的距离。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获得了一副嗓子，使我可以保持在非常高的音域上，用颤音歌唱、尖叫，或者像尖叫似的歌唱。这样一来，再没有人敢把我的鼓拿走，尽管鼓声使他们震耳欲聋；因为只要他们拿走我的鼓，我就叫喊，而我一叫，值钱的东西便被震碎：我能够用歌声震碎玻璃，用叫声打破花瓶；我的歌声可以使窗玻璃碎裂，让房间里灌满过堂风；我的声音好似一颗纯净的、因而又是无情的钻石，割破玻璃橱窗，进而割破橱窗里匀称的、高雅的、由人亲手斟上的、蒙上薄薄一层灰尘的玻璃酒杯，却又不丧失自身的清白。
没过多久，我们整条街，也就是从布勒森路到挨着飞机场的住宅区，谁都知道我这种能耐了。邻家孩子玩的游戏，譬如“酸鲱鱼，一二三”或“黑厨娘，你在吗？”或“我看见的你看不见”，我都不感兴趣。可是他们一瞧见我，就一齐怪声怪气地唱起合唱来：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没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开窗，
弹钢琴，叮咚当。
……
直到今天，每当布鲁诺在我房间里擦玻璃窗的时候，我就在鼓上敲出这首童谣的节奏。
……
我在三岁生日过后不久，第一次成功地作了如下的表演。这面鼓在我手里也许刚到四个星期就被敲坏了，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实在太勤奋了。虽然红白相间的火焰形图案的边框仍旧把鼓面和鼓底连在一起，但是鼓面中央的窟窿已经很显眼了。由于我不屑把鼓翻过面来，窟窿便越敲越大，撕开了好几道口子，裂成锋利的锯齿，迸出一些由于敲打而变薄了的碎铁皮，掉进鼓身里去。我每敲一下，这些碎片就在里面劈啪作响，像是满腹怨气地在发牢骚。此外，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卧室里红棕色的地板上，到处是闪闪烁烁的白漆皮，因为它们不再愿意在被我敲苦了的铁皮鼓上呆下去了。
裂开的铁皮锋利异常，他们担心会割破我的手，尤其是马策拉特。自我从地窖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他总是小心加小心，现在又劝我敲鼓的时候千万要留神。当我两手快速敲击时，我的动脉确实同锯齿形的窟窿只差毫厘，因此，我不得不承认，马策拉特表示的担心尽管言过其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本来嘛，只要他们买一面新的鼓，就可以排除任何危险；可是，他们根本没想到要买新的，而是想把我这面旧鼓拿走。啊，多好的鼓啊！它跟我一同摔跤，一起进医院，出医院，跟着我上楼梯，下楼梯，走上鹅卵石路面和人行道，从那些玩“酸鲱鱼，一二三”、“我看见的你看不见”和“黑厨娘，你在吗？”等游戏的孩子们身旁走过。可是他们却想从我手里夺走这面鼓，又不打算买一面新的来代替。他们想用破巧克力糖来引诱我。妈妈手里拿着它，撅起了嘴巴。马策拉特装出严厉的样子，抓住我的残破的乐器。我紧抱着这面破鼓。他拉着。我的气力本来只够敲鼓，现在渐渐不支了。一条接一条红火舌从我手里慢慢地滑出去，整个圆柱形的鼓身快要从我手里被拽走了。这当口，奥斯卡——直到那天为止，他一直是个文静的孩子，甚至有点太乖了——第一次发出了那种破坏性的、有效的尖叫声。蒙在我家落地钟蜂蜜黄的钟面外防灰尘和死苍蝇的磨光圆玻璃碎了，掉在红棕色的地板上——由于地毯不够长，离钟座还有一段距离——摔了个粉碎。可是，这台贵重的机械的内部构造并没有损坏，钟摆依然平稳地在摆动，时针也安然地在移动。里面那口报时钟，平常很敏感，简直有点歇斯底里，稍稍碰撞一下，或者屋外驶过一辆运啤酒的卡车，它就会有所反应，可是，我的尖叫声却对它毫无影响。惟有玻璃破了，粉碎了。“钟坏了！”马策拉特喊道，同时松开了鼓。我瞥了一眼，确信我的叫声并没有损坏钟本身，仅仅是玻璃没有了。可是，马策拉特，我妈妈，还有那个星期天下午正巧来访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他们都以为坏了的不止是钟面外的玻璃。他们脸色发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分头走到瓷砖火炉、钢琴和碗橱旁，死死地站在那里，不敢动一动。扬·布朗斯基像哀求似的眯着眼睛，启动干燥的嘴唇。我至今还认为，他是在默念祷词，祈求援助与怜悯。他念的或许是：“啊，上帝的羔羊，你除去世人罪孽——怜悯我们吧！”这段经文念了三遍以后，他又念另一段：“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
……
妈妈的这句话，如果按字面去理解的话，那么，我已经给我的父母、亲戚、朋友以及不相识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好运气；他们中间有谁要想夺走我的鼓，我就用叫声和歌声震碎他们的窗玻璃、斟满啤酒的杯子、空啤酒瓶、散发出春天芳香的香水瓶、盛假水果的水晶碗，总而言之，把一切在玻璃厂里由玻璃工人吹制成的、在市场上按原料或按人工议价出售的玻璃制品震个粉碎。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始终爱好造型很美的玻璃制品，因此我总是力图避免造成太大的破坏。晚上，如果他们想要拿走我的鼓，不让我把它带到小床上去的话，我就把卧室里吊灯上的四只灯泡震碎一只或者一只以上。在1928年9月初我四岁生日那天，我的父母亲、布朗斯基夫妇、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舍夫勒夫妇以及格雷夫夫妇送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锡士兵，一艘帆船，一辆救火车，就是没送铁皮鼓。他们想让我玩锡士兵，玩救火车，他们不喜欢被我敲破了的，但毕竟是我最心爱的鼓，他们想把它从我手里拿走，硬把那艘笨头笨脑、船帆安得不是地方的帆船塞到我手里。他们都有眼睛，但是惟一的用途，就是无视我和我的愿望。于是，我大叫一声，把我家吊灯上的四只灯泡全部震碎，把那些给我祝寿的人们统统置于创世以前的黑暗之中。
……
晴转多云。午后下了几场小阵雨。第二天，扬·布朗斯基就来了，取走了他送我的生日礼物，那艘讨厌的帆船，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里把它换了一面铁皮鼓。下午稍晚的时候，他回到我家，被雨淋了，衣服有点湿，他带来了那面鼓，白底红火焰，是我熟悉的图案。他把鼓递给我，一手抓住我那面残破的旧鼓，上面红白两色的油漆只剩下斑斑点点了。扬抓住旧鼓，我抓住新鼓的当口，扬、妈妈和马策拉特的眼睛都盯着奥斯卡；我差一点微笑了，难道他们在想，我不愿弃旧就新，我会坚持什么原则吗？
出乎他们所料，我并没有大声尖叫，没有唱出震碎玻璃的歌声，而是交出已成废铁的旧鼓，立即双手捧住了新乐器。我一门心思地敲了两个小时，掌握了击鼓的诀窍。
可是，我周围的成年人并不是个个都像扬·布朗斯基那样有见识。1929年（当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而我也在考虑，远在布法罗做木材生意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是不是也亏了本），我五岁生日过后不久，妈妈因见我明显地不再长个儿，大为不安，每逢星期三，便带我到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霍拉茨博士的诊所去。检查没完没了，叫人心烦，但我还是忍过去了，因为我当时已经喜欢上了站在霍拉茨边上帮忙的护士英格的服装；这种白色的护士服，叫人看了眼睛舒服，还使我联想起妈妈在战争期间当护士时拍的照片。我集中注意力观看不断改变形状的护士服的褶裥，因此根本听不见医生时而咆哮、时而使劲加强语调、时而用令人讨厌的长辈口吻讲的话。
做完检查，霍拉茨一边翻阅我的病历，一边若有所思地摇头，眼镜片上反射出诊室里的全部家当：许多镀铬、镀镍和光滑的搪瓷制品；还有架子和玻璃橱，里面放着玻璃瓶，贴有字迹工整的标签，酒精里泡着蛇、蝾螈、蟾蜍以及猪胎、人胎、猴胎。他一再让我妈妈讲我是怎样从地窖台阶上摔下去的，而当她破口大骂马策拉特，说他没把活板门关上，这一辈子都要担当罪责时，霍拉茨便又转而安慰她。
几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三，他可能为了给自己，或许也给护士英格证明他这一段时间治疗的成果，想要拿走我的鼓。于是，我大吼一声，捣毁了他收集起来的大部分蛇和蟾蜍以及各种胚胎。
除了过去震碎过未开盖的啤酒瓶和妈妈的香水瓶以外，奥斯卡还是头一回破坏这么多盛满东西、小心保存、锁在橱里的玻璃瓶。效果无与伦比，不仅慑服了所有在场的人，而且使知道我同玻璃之间秘密关系的妈妈也大为震惊。我发出的棱角不分明的第一声，就切开了霍拉茨存放他的全部令人恶心的古怪东西的玻璃橱，差不多整块玻璃摔到漆布地板上，裂成万千碎片，却仍保持原来的正方形。随后，我用极富穿透力的立体声震碎了一个又一个试管。瓶瓶罐罐像放鞭炮似的破裂了。绿色的、部分已经凝结的酒精四下飞迸，带着经过特别处理的、苍白的、目光忧郁的蛇、蝾螈、人胎等等，流到诊室红漆布地板上，满屋子刺鼻的气味，弄得我妈妈恶心要吐，护士英格只好打开正对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窗子。霍拉茨博士很有办法，善于逢凶化吉，消灾为福。在我干了这次暴行以后没有几个星期，他在专业杂志《医生与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论本人，奥斯卡·马，一个能唱碎玻璃的不寻常的人。据说，霍拉茨博士在这篇二十多页的文章里所提出的理论，在国内外专业圈子内引起了重视，不少专家撰文，或反对或赞同。他送了好几本杂志给我妈妈，她竟因这篇文章而感到自豪，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她不厌其烦地把文中一些段落读给格雷夫夫妇、舍夫勒夫妇以及她的扬听，而且每天饭后，总要读给她的丈夫马策拉特听。甚而至于殖民地商品店的顾客也得听她朗读，并恰如其分地赞赏我的妈妈。而文内的专业名词她虽然读错了重音，但却表现出她有丰富的想象力。我的名字首次在报刊上出现，这个事实对于我本人是毫无意义的。我当时就已持有的警觉的怀疑态度，使我懂得如何去评价霍拉茨这篇文章：它篇幅不小，行文也不能说不老练，但仔细一读，便知是一个沽名钓誉、想要捞个教授职位的医生讲的不得要领的离题话。
今天，奥斯卡躺在疗养与护理院里，他的声音已经连刷牙玻璃杯都震不碎了。类似那个霍拉茨的医生们，却在他的病房里进进出出，给他做所谓的罗尔沙赫测验、联想测验以及其他测验，想给他的强制送入找出一个响当当的定语来。今天，奥斯卡仍然乐于回忆起他最初获得那种声音的岁月，他的声音发展史上的太古时代。当时，他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彻底唱碎玻璃制品。到了后来，在他的艺术繁荣和没落时期，他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就运用他的能力。他纯粹出于游戏的欲望，沉溺于个人后期的惯用作风，醉心于为艺术而艺术；奥斯卡把唱碎玻璃当做自我表现的手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的年岁也逐渐增大了。
（选自胡其鼎译：《铁皮鼓》，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作品赏析
1958年，君特·格拉斯在“四七社”年会上朗诵了《铁皮鼓》第一章，当即获得极大成功，并获得了“四七社”年度奖。次年小说出版，虽然引起很大争议，却畅销世界。1999年，迟到的诺贝尔文学奖终于降临。颁奖辞给予他高度评价：“它肩负起回顾现代史的艰巨任务——唤起人们所否认、所遗忘的一切。他追溯受难者、失败者和各种人希望抛诸脑后的谎言。文学奖是奖励格拉斯所有的作品，包括他今年才问世的《我的世纪》，而不涉及他的观点。他的成名代表作《铁皮鼓》将成为20世纪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铁皮鼓》以嬉戏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在经历了十年的语言和道德败坏后，开创了德国文学的新时代”。
格拉斯以独特的语言铸成了《铁皮鼓》这部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民从****政权和精神桎梏下解放出来，面对的却是比物质废墟更严重的精神废墟。年轻人想挣脱纳粹僵化、腐朽的语言的束缚，希望以最平实的语言道出事实真相，寻找可以让人栖身的语言。以格拉斯为代表的一代作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在这部作品中，人物的语调不断变换，语言形式随时调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小说从奥斯卡这个边缘人的视角，通过第一和第三人称交替的方式，毫无顾忌地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作家进退自如、为所欲为。文字的力度和语言的丰富使作品产生了奇异的陌生化效果，充满活力和张力。格拉斯就这样让他的主人公带着读者一起回顾他30年的生命历程，并进而回溯到他外祖母年轻的时代，同时将但泽市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社会和历史（即这段时期德国历史的缩影）展现在读者面前。
奥斯卡·马策拉特这一独特的形象是《铁皮鼓》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在娘胎里智力已经完成，三岁时拒绝长大以逃避进入成人社会的侏儒，鸡胸驼背，发育不全。他既是荒诞的虚构，又有血有肉，对社会现实冷嘲热讽，揭露种种丑恶现象。他以边缘人的地位和视角观察小市民的生活、命运及纳粹的成因。书中充满了离奇的故事，可谓满纸荒唐言，但又处处落到实处。作者创作态度严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段风云变幻的丑恶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讽刺深刻，令人拍案叫绝。
格拉斯让奥斯卡用铁皮鼓唤出被遗忘的历史。经过经济奇迹阶段，人们在物质上变得富足，情感世界却变成了一片荒漠。面对可怕的历史健忘症，格拉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创作，就自觉肩负起历史见证人的使命，致力于反思纳粹意识形态的恶果和危险性。奥斯卡的铁皮鼓一敲，想召唤的往事就历历在目；尖嗓子一唱或一叫，玻璃就被震碎。在语言已经败坏的情况下，用鼓声和尖嗓子代替正常的语言交流。奥斯卡在纳粹的演讲台下作为鼓手敲着自己的鼓点。如果联想到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前也被党徒称作鼓手的事，便不难理解作家为奥斯卡设置这一特定身份的深刻用意。
怀疑和反抗精神是奥斯卡性格的基本特征，也是作品的主要精神。政治倾向性隐藏在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之中。在奥斯卡五岁时曾用一声吼叫把诊所医生霍拉兹的玻璃瓶震碎。医生据此写了一篇二十几页的论文在专业杂志上发表，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妈妈非常骄傲，而秉有怀疑精神的奥斯卡却看穿文章所言完全不着边际。小奥斯卡用尖声震碎教室窗玻璃和女教师眼镜片，也是他保护自己、反抗现实的独特方式。长大后这种反抗进一步发展为对天主教堂和伦理道德、对战争和疯狂的爱国主义、对盲从和迫害犹太人的怀疑和否定。
奥斯卡的父亲马策拉特是重点讽刺对象。作者通过这一具有德国庸俗小市民特点的形象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千万德国小市民先后被俾斯麦和希特勒煽动起狂热情绪，支持其扩张野心。奥斯卡让沉浸在纳粹党人演讲内容中的群众伴着他的鼓声跳起了舞蹈，小市民的盲从由此可见一斑。格拉斯对当上冲锋队长的马策拉特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惩罚：他首先让他妻子的表哥给他生了个儿子奥斯卡，后来又让他当上奥斯卡的儿子库尔特的父亲。阿格内斯为了不给这个纳粹党徒留下后代，怀孕后竟暴食鳗鱼而毙命身亡。
此外，小说还写了那么多的死亡。扬·布朗斯基死在德国人手里，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死在俄国人手里，在海边拣螃蟹的修女被上士兰克斯用机枪打死，梦游女罗丝贝塔被盟军的炮弹炸死。人的生命贱如草芥。这些无辜的死亡充分见证了战争的荒诞和无意义，也印证了20世纪的“神秘、野蛮、无聊”。这个恶浊的世界不适合人的生存，这是奥斯卡不愿来到人世、拒绝进入成人世界、遁入精神病院的主要动因。所以他要找来清白的纸回忆往事。而离开精神病院，他又去哪里寻找栖身之地呢？
性是小说的另一主题。奥斯卡的叙述从他外祖母的裙子开始，着重表现被追捕的纵火犯如何躲进外祖母宽大的裙子里，孕育了他母亲的生命，并引出了与这个家庭有关或无关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图景也由此呈现出来。阿格内斯与表兄扬和丈夫马策拉特的三角关系，奥斯卡与玛丽亚和邋遢女格雷夫太太的性关系的描写充满了赤裸裸的色情意味，被批评家指责为有伤风化。甚至艺术学院的一位画家，看够了裸体女模特，有了性冲动后才能画出圣母像。格拉斯从畸形扭曲的角度描写性，亵渎神圣，挑衅的意味十分明显。他以天然人性和生动感情来对抗敌对冷漠的政治情绪和虚伪的宗教。
奥斯卡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复杂。当时德国教会没有自己的正义立场，而且跟纳粹同流合污。他对教会极尽嘲讽之能事。他初生受洗之日，就与附在体内的撒旦结下同盟。以后每当他恶作剧时便觉得撒旦在身上蹦跳。撒旦正是叛逆的象征。幼年时母亲常带他去教堂忏悔，为的是与情夫幽会。为他生了孩子的继母与圣母玛丽亚同名，也不是偶然的巧合。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城里纳粹党徒打砸抢烧犹太人的住宅、商店和教堂，犹太人马库斯见他的玩具店被毁后自尽，却有虔诚的修女举着“信、望、爱”的标语在请人做慈善捐款。奥斯卡小时候在教堂看到十字架时联想到各种各样的十字，其中也有纳粹党的标志——带钩的十字。由此便可见出格拉斯的讽刺、愤怒和反抗。
主人公除揭露、批判外，还代表一种拯救力量。1936年复活节，奥斯卡在圣心教堂看到塑像圣母马利亚膝上的圣婴耶稣酷似自己，就把鼓棒塞到他手中，把鼓挂到他身上，期待他擂鼓聚众。但在“上帝死了”的时代里，奇迹是不会出现的，这种愿望只会落空。他貌似荒诞不经的行为具有象征意义。在耶稣受难日，奥斯卡复活，他自觉承担起自我牺牲和救赎的使命。盟军登陆后，奥斯卡返乡，又自称“耶稣”并成为“撒灰者”团伙的首领，跟纳粹青年组织作对。奥斯卡多次自比耶稣，要代替耶稣击鼓示众，以警醒麻木的世人，并以自己充满苦难的人生替世人赎罪。
铁皮鼓是伴随奥斯卡一生的乐器。他的经历和鼓息息相关。他曾在“前线剧团”表演，在艺术学院当裸体模特，作爵士乐队鼓手。它既是这个畸形主人公的实实在在的谋生工具，又被作家赋予了神奇的功能。鼓声为他营造了一方自己的天地，成为这个侏儒的避风港和自由活动的场所。他用鼓声抗议，也用鼓声召唤历史和人性。在洋葱地窖夜总会，失去了哭泣能力的社会名流要靠切洋葱辣出眼泪，真正的泪水才会汹涌而至。在泪水中，人们倾吐肺腑之言，找回真正的自我。后来，奥斯卡的鼓声取代了洋葱。他用鼓声把人们带回到童年时代，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哭和笑，自由地表达真实的感情。
《铁皮鼓》发表后尽管毁誉不一，却畅销世界。25年内印行了三百多万册。1979年，根据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小说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作家被誉为“当代德国文学之父”。这部作品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文学复兴的标志，已经无可争辩地进入了20世纪世界文学名著之列。
（梁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