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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人的命运

[俄]肖洛霍夫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1905—1984)是苏联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顿河地区维申斯卡雅镇克鲁日伊林村的一个磨坊主家庭。曾在家乡、莫斯科和波古恰尔读小学和中学。1918年,德国干涉军进入顿河地区,辍学回家。1920年,在村里作扫盲教师。不久又参加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购队。1922年来到莫斯科,先后当过装卸工人、泥水匠、统计员、会计、办事员等。次年参加共青团作家和诗人小组“青年近卫军”,后加入“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1923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考验》。1926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他一生都在写顿河,因此又被称为“亲爱故乡的编年史家”。其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计四部八卷,分别于1928年、1929年、1933年、1940年陆续出版)和短篇小说《一个人的命运》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丰碑式的地位。此外,他还著有《被开垦的处女地》(1932—1959),《他们为祖国而战》(未完成)等长篇小说。

肖洛霍夫曾先后出任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苏共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肖洛霍夫的创作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1965年5月24日,在他60诞辰之际,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他列宁勋章,苏联国防部授予他元帅佩剑。10月1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他196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广泛欢迎。

1984年2月21日,肖洛霍夫在故乡维申斯卡雅镇病逝,被安葬在他终生眷恋的黑土地上。他的半身铜像伫立在顿河岸边,永久凝视着顿河的滚滚波涛。他的作品则成为俄罗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作品梗概

安德烈·索科洛夫是千千万万普通的俄罗斯人中的一个。家境贫寒,又遇饥荒,父母和妹妹都饿死了,他成了孤儿。后来他进工厂当了工人,并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妻子伊琳娜温柔贤惠,三个孩子聪明可爱。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破坏了和平安定的生活。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安德烈·索科洛夫响应祖国的召唤,抛妇别子奔赴前线。告别时,妻子悲痛欲绝,他心里也很难受,却推了她一把,这一推成了他永久的悔。

他在一个汽车连当司机,受过两次轻伤。1942年在洛佐文基城下,在往前沿运送炮弹时,遭到敌人的突袭,被敌人重磅炮弹击中,受伤被俘。在德国集中营里,他掐死了一个企图出卖同志的叛徒。他和苏联战俘受尽折磨和凌辱,但是安德烈宁死不屈,努力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直到1944年,战线迫近德国本土的时候,他利用给德国少校工程师开汽车的机会,把德国工程师俘获,开车冲过前沿阵地,回到祖国。

在医院休养期间,满怀一家团圆希望的索科洛夫收到了邻居的来信。告诉他在1942年6月,他家的房子就被德国重型炸弹炸毁,他日夜思念的妻子伊琳娜和两个女儿早已死在法西斯的炸弹之下……儿子阿拿多里当即上了前线。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他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深的弹坑,灌满了黄浊的水,周围的野草长得齐腰高……一片荒凉,像坟地一样静。他忍着“穿心的悲痛”重返前线。他把惟一的希望和欢乐寄托在已当上大尉和炮兵连长的儿子身上。然而,就在胜利的那一天,在柏林附近,儿子被一个德国狙击兵打死了。

亲人牺牲,家园毁灭,安德烈·索科洛夫带着一颗创伤累累的心复员。战争结束后,他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仍旧当司机,日夜奔忙。在一家茶馆附近,他遇见了蓬头垢面的流浪儿瓦尼亚,孩子的父母都死于战争,索科洛夫把他收养下来,一老一小相依为命。一天,因为道路泥泞,他的车在一个村子撞倒了一头牛,他被吊销执照,不得不带着孩子投奔住在他省的战友。这“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一场空前剧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沙子……有什么东西在前面等着他们呢?”

作品节选

……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我那个少校要我开车把他送到城外,朝特罗斯尼察的方向开:他在那边指挥修工事。我们出发了。少校在后座上安闲地打瞌睡,我的心却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我把车开得飞快,但出了城就放慢速度,后来把车停下。我爬出来,朝四下里观察,发现后面老远的地方,有两辆大卡车在慢腾腾地移动着。我拿出秤砣,把车门开得大些。胖子仰靠在椅子背上,打着呼噜,好像躺在老婆身边一样。嘿,我拿起秤砣,朝他左边的太阳穴重重一击,他的头耷拉下来。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给了他一下,但不想打死他。我要把他带回去,他能给我们供出许多情况。我从他的枪套里抽出‘巴拉贝伦’,把它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把螺丝刀插在后座的靠背上,用电线勒住少校的脖子,再紧紧地拴在螺丝刀上。这样一来,在开快车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歪到一边或者倒下了。我急忙套上德国军服,戴上船形帽。好了,我开足马力,拼命把车一直朝着炮声隆隆、战斗激烈的地方开去。

“我从两个火力点中间穿到德国佬的前沿阵地。从掩蔽部里跳出几个自动枪手,这时我故意减低车速,好让他们看见车里坐着少校。但他们大喊大叫,摆动双手,意思是前面去不得。我却假装没听清,踩大油门,拉上了八十公里的挡。等他们明白过来,开始用机枪朝我的车扫射的时候,我已经开到了真空地带,像兔子那样拐来拐去,绕过一个个弹坑向前飞跑了。

“这时候,德国人从后面扫射,可是前面的自己人也搞糊涂了,他们用自动步枪朝我开火。挡风玻璃被打穿了四个地方,散热器也被子弹打坏了……但我一看,已经快到湖边的小树林了。我们的人朝汽车跑来。我猛地钻进这片树林打开车门,倒在地上,亲吻着泥土,感到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一个年轻小伙子,军服上佩戴着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的草绿色肩章,第一个跑到我跟前,咬牙切齿地说:‘啊哈,该死的法西斯,你迷路啦?’我扯下身上的德国军服,把船形帽踩在脚下,对他说:‘我亲爱的糊涂蛋!乖儿子,我怎么是法西斯呢?我是地地道道的沃龙涅什人!我被俘了,懂吗?现在快去车里把那头阉猪解下来,拿好他的公文包,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长。’我把手枪交给他们,中间经过几个人的手,傍晚时才来到上校那里——他是师长。在这之前,我们的人让我吃了饭,洗了澡,经过一番审问后发给了一套制服,所以当我出现在掩蔽部里站在上校面前时,可以说,我身着整齐的军装,从心灵到肉体都是干干净净的了。上校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向我迎面走来。他当着所有军官的面拥抱我,并且说:‘谢谢你,战士,谢谢你从德国人那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份贵重的礼物。你那个少校加上他的公文包,对我们来说,比二十个俘虏更重要。我要为你向司令部申报政府的嘉奖。’我听了他的这番话,被他的一片好意感动得手足无措,我的嘴唇哆嗦着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话:‘上校同志,我请求把我编入步兵连。’

“上校却笑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要是你连走路都困难,那怎么当武士呢?今天我就送你去军医院。让你在那里治治病,养养身体,然后给你一个月假回去探亲,等你期满归来后,我们再看看,把你分到哪个连。’

“上校和掩蔽部里的全体军官,一一同我握手,亲切道别。我走出来的时候,心中激动万分,因为这两年来我根本没有受到过人的待遇。你可知道,兄弟,当首长跟我谈话的时候,我一直习惯成自然地缩着脖子,一副惟恐挨打的样子。你瞧瞧,这些法西斯的集中营,把我们弄成什么样啦……

“我在医院立即给伊琳娜写了一封信。写得很简单:怎么当的俘虏,怎么带了一名德国少校逃了回来。咳,也真怪,不知怎么我竟像孩子那样吹起牛来了!我忍不住告诉她,说上校答应要为我请功哩……

“有两个星期,我吃了睡,睡了吃。他们要我少食多餐,否则由着我吃,我会胀死的,这是医生说的。我养足了力气。可是两周后我又茶饭不思了。家里音信全无,老实说,我开始发愁了。根本不想吃东西,夜里睡不着觉,各种各样可怕的念头尽往脑子里钻……第三个星期,我总算收到了一封沃龙涅什来的信。但信不是伊琳娜写的,信是我的一个邻居,木匠伊凡·季莫菲耶维奇写来的。唉,老天爷保佑,但愿任何人不要收到这样的信……他告诉我,还在四二年六月,德国人来轰炸飞机厂,一颗重型炸弹刚好落在我家房子上。伊琳娜和两个女儿正巧在家……唉,他写道,连她的尸骨都没有找到,小屋不见了,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弹坑……当时我连信都读不下去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揪成一团,怎么也缓不过来。我倒在行军床上,躺了一会儿,才把信读完。邻居还写道,那次轰炸时阿纳托里刚好进城。晚上他回到村里,对着弹坑默默地望了好一阵,连夜又回城里去了。临走时他对邻居说,他要志愿参军上前线去。事情就是这样。当我揪紧的心渐渐舒展开来,血液在耳朵里轰鸣的时候,我又回想起我的伊琳娜在火车站跟我难舍难分的情景。这么看来,她那颗女人的心当时就预感到,今生今世她跟我再也见不着面了。可我当时还推了她一下……我有过家,有过自己的房子,这些都是我们成年累月一点一点苦心营造的,可是转眼之间,这家,这房子全都毁了,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我常想:‘我这悲惨的一生莫不是一场梦?’要知道,在战俘营里,我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要跟我的伊琳娜和孩子们交谈——当然是自言自语。我鼓励他们说:我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们,不要为我担忧,我很坚强,我能活下去,以后我们会团聚的……这么说来,这两年间我一直是跟死去的人说话呀?!”

讲述的人沉默了片刻,接着用一种变得异样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轻轻说:

“咱们再抽支烟吧,兄弟,我心里怎么憋得慌呢。”

我们又抽起烟来。在春水泛滥的树林里,啄木鸟响亮地啄着树干。温暖的春风依然那样懒洋洋地拂动着杨树上干燥的花絮;那些云朵像一张张白色的满帆,依然在蓝天上飘浮。然而,在这相对无言的悲痛时刻,这春意盎然、万物复苏的无边世界,在我看来似乎也变了模样。

沉默得令人难堪,于是我问:

“那么后来呢?”

“后来吗?”讲述的人勉强回答说,“后来上校批准我休假一个月,一周后我回到沃龙涅什。我心急火燎地走到了我们一家人曾经住过的地方。一个深深的弹坑里灌满了浑浊的锈水,周围的野草长得齐腰高……一片荒凉,静得像墓地一样。唉,兄弟,我实在难受极了!我站了一会儿,心里默默哀悼着死去的亲人,随即又回到了火车站。在那里,我连一时半刻都呆不下去,当天就乘车回到了师里。

“不过三个月后,我像钻出乌云的太阳,又喜气洋洋啦:我的阿纳托里找到了。他给我写了一封信,看来信是从另一个方面军寄来的。他从邻居伊凡·季莫菲耶维奇那里弄到了我的通信地址。原来,他先是进了炮兵学校,在那里他的数学才能派上了用场。一年后,他从学校毕业,成绩优秀。接着上了前线。这封信就是从前线写来的。信中他说,他已经获得大尉军衔,指挥着一个四十五毫米炮炮兵连,得过六枚勋章和许多奖章。总之一句话,各方面都赶过他老子啦。我又一次为他感到万分骄傲!不管怎么说,我的亲儿子当上了大尉和炮兵连连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还有那么多勋章。虽说他的父亲开着‘斯蒂贝克’运送炮弹和其他军需品,那也无关紧要。做父亲的能耐快到头了,可他是大尉,前程远大呢。

“这下我天天夜里做起老头子的美梦来了:等战争结束,我给儿子成亲,自己去跟年轻人一起过,干点木匠活儿,逗逗小孙子。总而言之,想的都是安度晚年的事啦。可是,连这个梦我也做不成了!冬天,我们不歇气地只顾进攻,彼此没有时间经常写信,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柏林城下。一天早上,我给阿纳托里发了一封信,可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我这才知道,我们父子俩通过不同路线都来到了德国首都郊外了,而且两人离得还相当近。我等呀,盼呀,恨不得立即同他见面。唉,我们也见面了……五月九号,我们胜利的那一天,就在这天早晨,我的阿纳托里被德国的狙击兵打死了……

“第二天上午,连长把我叫了去。我一看,他身旁坐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炮兵中校。我刚走进房间,他立即站了起来,好像是遇到上级一样。我们连长说:‘索科洛夫,他是来找你的。’说完就转身望着窗外。我全身像遭电击一般,因为我预感到事情不妙。炮兵中校走到我跟前,轻声说:‘坚强些,父亲!你的儿子大尉索科洛夫,今天在炮位上光荣牺牲了。请跟我一道去吧!’

“我的身子摇晃起来,但脚还是站稳了。后来我跟中校坐上一辆大汽车,穿过堆满瓦砾的街道,这事现在回想起来,恍若在梦中一般。依稀记得士兵的队列,覆盖着红丝绒的棺木。我看到了我的阿纳托里,唉,兄弟,近得就像我现在看到你一样。我走到棺木跟前。里面躺着我的儿子,又不像我的儿子。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儿子是一个窄肩膀、细脖子、尖喉结、脸上总是笑嘻嘻的孩子。可眼前躺着一位宽肩膀的年轻英俊的军官,他的眼睛半睁半闭,他的目光似乎越过我的身旁,注视着我不熟悉的远方。只有他的嘴角,那永远挂着的微笑,让我记起当年我那亲爱的儿子托里卡……我亲吻了他,退到一旁。中校讲了话。阿纳托里的战友们擦着眼泪,我却欲哭无泪,我那眼泪显然在我心里干涸了。可能由于这个缘故,我的心常常痛得这么厉害……

“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我埋葬了我最后的欢乐,最后的希望。炮兵连的同志们为我的儿子鸣放礼炮,为他们的连长送葬。我的心仿佛碎了……我失魂落魄似的回到自己的部队。不久,我复员了。上哪儿去?难道回到沃龙涅什?无论如何不去了!这时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住在乌留宾斯克,他因伤去年冬天就复员回家了。他曾经邀我去他家做客,我想起了这档事,就搭车去了乌留宾斯克。

“我的这位朋友,夫妻两人,没有子女,住在城边一座自己的房子里。他虽说有伤残,但在一个汽车连里当司机,把我也安排在那里工作。我就住在这位朋友家里,夫妻俩把我当自己人看待。我们跑运输,把各种货物运往各区,秋天就去运送粮食。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一个孩子——我新认的儿子。瞧,他正在那边沙地上玩着呢。

“通常跑完长途,回到城里,你知道,头一件事就是上茶馆吃点东西,噢,当然也要喝上二两解解乏。对这种有害的玩意儿,老实说吧,我又上瘾了……有一次,我在茶馆附近看见了一个小家伙,第二天又看见他了。这么个破衣烂衫的小叫化子。小脸蛋上溅满西瓜汁,还沾着尘土,脏得要命,头发乱蓬蓬的,可是那双小眼睛,亮得像雨后夜空的星星!说来也怪,小家伙那么招人爱怜,我甚至开始想念他了,跑完长途总想尽快见到他。他就在茶馆附近靠人们施舍过活,——总有人给他点什么的。

“有一次我去国营农场拉粮,第四天,我把车子直接开到茶馆那边。我那个小家伙坐在台阶上,甩着两条小腿儿,一看就知道,他饿了。我从车窗里探出头,对他喊道:‘喂,瓦纽什卡!快上车头,我带你到大粮仓去,再从那边回到这儿,咱俩一起吃饭。’他听见我的叫声身子哆嗦一下,跳下台阶,爬上踏脚板,小声小气地问:‘叔叔,你怎么知道我叫瓦尼亚的?’那双明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等着我怎么回答他。嗨,我就对他说,我这个人见过世面,我什么都知道。

“他从右边过来,我打开车门,让他坐在我旁边,把车子开走了。这小家伙聪明伶俐,可不知怎么忽然一声不响,想起心事来,不时抬起长长的向上卷起的睫毛看我一眼,叹一口气,这么一个黄口小雏儿,倒已经学会叹气了。他不该这样呀!我就问:‘瓦尼亚,你爸爸在哪儿?’他小声说:‘在前线牺牲了。’‘那妈妈呢?’‘我们跑出来的时候,妈妈在火车上被炸死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不知道,记不得了……’‘在这儿你也没有一个亲戚吗?’‘一个也没有。’‘那你夜里睡在哪儿?’‘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呗。’

“这时候,我热泪盈眶,当即决定:‘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要认他作儿子。’我的心立刻舒坦起来,不知怎么心里也亮堂了。我朝他弯下身子,悄悄问他:‘瓦纽什卡,你可知道我是谁吗?’他立即问:‘谁?’我还是那么悄悄地说:‘我是你爸爸。’

“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啦!他扑到我的怀里,双手勾住我的脖子,亲我的脸颊,嘴唇,额头,像一只小黄鹂那样清亮地柔声地叫起来,叫得连驾驶室里的马达声都听不见了:‘爸爸,我的亲爸爸!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的!迟早会找到的!我等了你好久啊,一直等你来找我!’他贴在我的胸口,浑身哆嗦,如同风中的一棵小草。我也泪眼模糊,全身打颤,两手发抖……当时我怎么没有放下方向盘,说来也奇了!但是我还是无意中把车开到了排水沟里,把发动机弄熄火了。我的眼前还是一片模糊,我怕开车撞倒什么人。我把车停了五六分钟,这时我的乖儿子一直使劲依偎着我,一声不响,瑟瑟发抖。我用右手挽住他,轻轻地抱搂在胸前,用左手倒车,把车开回自己的住处。什么粮仓不粮仓,当时我哪儿顾得上它呢!

“我把车抛在大门口,抱起我新认的小儿子进了屋。他的小手紧紧缠着我的脖子,进屋时也没有松下手。他的小脸蛋贴在我胡子拉碴的脸颊上,像粘住了,就这样我把他抱进了屋。主人夫妇正巧都在家。我进屋后,朝他们挤挤眼睛,兴冲冲地说:‘快来瞧瞧,我可把我的瓦纽什卡找回来了!快点招待我们吧,好人们!’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跑前跑后忙碌起来。我可是怎么也挣不开儿子的搂抱。后来好不容易总算把他哄下来了。我给他用肥皂洗手,让他坐下吃饭。女主人给他的盘子里盛汤,看到他狼吞虎咽的那副吃相,看得直掉眼泪。她站在炉子旁,不停地用围裙抹眼泪。我的瓦纽什卡看到她在哭,跑到她跟前,拉着她的衣角说:‘阿姨,您为什么哭呀?爸爸在茶馆那边找到了我,现在大家都应当高兴呀,你别哭了。’而那位,我的天哪,她倒哭得更伤心了,简直成了泪人儿啦。

……

“怎么对你说呢,兄弟,即使我不出那次撞牛的事,我反正也要离开乌留宾斯克的。难以忍受的苦闷不让我在一个地方长久呆下去。等我的瓦纽什卡再长大些,他该上学了,到那时候,或许我会安定下来,在某个地方落户。可现在,我要带着他在俄罗斯大地上到处走一走。”

“他走不动吧,”我说。

“他很少用他的脚走路,多半骑在我的脖子上。我把他往肩上一放,驮着他就走。要是想活动活动身子,他就爬下来,在道边蹦蹦跳跳跑一跑,活像头小山羊。兄弟,这些算不了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过得下去的。可是我这颗心经常颤得厉害,该换个活塞了……有时候突然发作,阵阵绞痛,痛得我眼前一片漆黑。真害怕不知哪天在睡梦中死去,会吓坏我的小儿子。此外,还有一件伤心事:几乎天天夜里我都要梦见死去的亲人。多半是这样的:我站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他们站在外面,在另一边……我跟伊琳娜和孩子们有说不完的话,但只要我动手去扯开铁丝网,他们立即就离我而去,在我眼前消失了……这真是件怪事:白天我总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表现得很坚强,再大的压力,你不会听到我叫一声‘哎哟’,叹一口气,可是夜里醒来——枕头却让眼泪打湿了……”

树林里传来了我那位同志的喊声和哗哗的划桨声。

这个素不相识,但此刻我已倍感亲切的人,站了起来,伸出一只木头般粗硬的大手说:

“再见了,兄弟,祝你一切顺利!”

“祝你平安到达卡沙雷。”

“谢谢。喂,乖儿子,咱们上船去。”

孩子站到父亲跟前,挨着他的右侧,拉住父亲棉袄的衣角,在迈着阔步的大人身边碎步小跑起来。

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一场空前剧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沙子……什么东西在前面等着他们呢?我真心希望:这个俄罗斯人,这个有着百折不挠的意志的人,能经受住一切磨难,而那个孩子一定会在父亲身旁健康成长,等他长大成人,也能经受住一切考验,克服自己道路上一切障碍,如果祖国召唤他这样做的话。

我怀着沉重悲凉的心情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本来,我们已经平平淡淡地分手了,可是瓦纽什卡那两条小腿儿连蹦带跳跑出几步之后,一边跑一边却朝我回过头来,挥着一只粉红色的小手。于是刹那间,仿佛有一只柔软的但尖利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急忙转过脸去。不,那些在战争年代白了头发的上了年纪的男人不只在睡梦中哭泣。他们在大白天也会落泪。这里重要的是,要及时转过脸去。这里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男儿有泪不轻弹,不要让他看到你的脸上淌着伤心的眼泪……

(选自冯加译本,载《世界中篇名著金库·

人的命运》,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作品赏析

这篇小说的创作发端于作者10年前的一次邂逅。1946年春天,正是冰消雪化时分,肖洛霍夫外出打猎,在草原上一条小河边的渡口,遇见一个司机正带着他收养的儿子等待渡河,两人攀谈起来。司机感人肺腑的倾诉使作家非常激动。司机的遭遇和命运吸引着他,刺激着他的创作欲望。他决心以此为素材写一个短篇小说。10年后,他终于酝酿出了这样一部内容高度浓缩的艺术精品。

作家没有按事件的正常时序来安排结构,他只是选取了“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截取最后收养瓦尼亚这一小段,采用倒叙的手法,用追忆的形式叙述出主人公的一系列悲剧事件:抛妻别子奔赴前线,受伤被俘,在德军空袭中家破人亡,儿子在胜利之日牺牲……在小说开篇走来的是这两个人,结尾处渐渐走出读者视野的也是这两个人,但正如瓦尼亚突然回过头来挥动着冻得发红的小手时,作家心疼得像被一只尖尖的爪子抓住了一样,他们的悲剧命运也永远留在了读者心中。

《人的命运》从思想内容和思考角度上都与过去战争文学不同。第一,过去写战争的胜利及胜利带给人们的喜悦,《人的命运》则以大胆的笔触表现战争的残酷和惨烈,深沉地揭示出整整一代俄罗斯人的顽强战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不仅表现为对肉体的摧残,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小说基调低沉忧伤。索科洛夫和他领养的儿子从一条泥泞的道路上吃力地、蹒跚地走来,这条道路象征着索科洛夫和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所跋涉过的苦难历程,象征着他们的悲剧命运。

索科洛夫在战争中两次受伤,又当了俘虏。在俘虏营受尽折磨和虐待,整日饥肠辘辘,还要干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他曾设法逃跑,又被抓了回来,遭受毒打之后又被狗撕咬得血肉模糊,几乎丧命。无论是战时在俘虏营里,还是战后在乌留平斯克,他差不多夜夜都梦见死去的亲人。“这真是一件怪事:白天我总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表现得很坚强,再大的压力,你也不会听到我叫一声‘哎哟’,叹一口气,可是夜里醒来——枕头却让眼泪打湿了……”战争使他家破人亡,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哀伤和悲愁,他的心灵难以承受这样的苦难,“有时候突然发作,阵阵绞痛,痛得我眼前一片漆黑”。瓦尼亚的爸爸在前线牺牲了,妈妈在火车上给炸死了,小小的年纪就成了流落街头的流浪儿。这两个孤苦伶仃、各自流浪、失去一切亲人的俄罗斯人,最后融为一体,成为父子,互相确认了对方在自己生活中的地位。这个合二为一的“共同命运”,体现了整个时代俄罗斯人的命运。索科洛夫在极度的悲痛和绝望中发出了他的“天问”:“有时夜里睡不着,黑暗中睁大眼睛在想:‘生活啊生活,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为什么这样惩罚我?’无论黑夜,还是白天,我都得不到答案……得不到,永远得不到!”这段话道出了对战争的强烈控诉,为整个作品定下了悲凉、凄楚、孤寂、伤感的基调。

第二,过去的战争文学多强调苏联公民对祖国应担负的义务,这篇小说也表明了这一点:在祖国危难之际,安德烈·索科洛夫挺身而出,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便奔赴前线,英勇作战,宁死不屈。他为国家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对这样一个人,国家和社会应该尽什么责任?在和平环境中,他的生活道路艰辛而坎坷。战后他无家可归,不得不寄居在老战友家里。他工作努力,因为开车撞倒了一头牛就被吊销了驾驶执照,他不得不带着瓦尼亚再次投奔远在他省的战友,为生活而艰难地奔波着。西方称这个问题为双轨道问题,《人的命运》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第三,过去的战争文学多塑造高大全的英雄,这篇小说转而描写普通人。作者特别强调这个人物的平凡和普通。战前他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他像许多男子汉一样,手中有钱便喝得烂醉如泥。他爱自己的妻子儿女而不婆婆妈妈,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在战争中他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表现出非凡的大智大勇,他仅仅是普通一兵,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普通的苏维埃战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到的。他坚强不屈,鄙视那些怕苦、怕死的胆小鬼和成天流着眼泪鼻涕跟老婆情人喊冤叫苦的懦夫。他相信既然是军人,就得忍受一切,应付一切。他勇敢果断,亲手掐死了企图出卖共产党员的叛徒。他刚强坚定,面对敌人的枪口和死亡,视死如归,毫不畏惧,表现出革命战士在特定环境下的顽强和气节。他正气凛然,迫使敌人为之敬畏。他热爱祖国,押载着德军少校,穿过封锁线回到祖国的怀抱,继续战斗。他梦寐以求的是在和平环境中安居乐业,然而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毁灭了他的家和他的理想。这个普通人的不幸命运正是战争中整个人类悲剧命运的缩影。

小说引起了“非英雄化”的问题。作者把人性美体现在这个战士身上,表现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人性之美:虽饱经磨难,但并没有变冷酷无情,仍富有同情心。在家破人亡之后,他收养了孤儿瓦尼亚。作家在此着力渲染出了战后人们创伤累累的心灵对感情温暖的强烈渴求。作家要告诉人们,卫国战争正是由于这些普通人的爱心与奉献才赢得了胜利。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心,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的人道主义。《人的命运》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倾向,到了60年代初,在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以及“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口号下(后来成了文艺界的口号)得以强化。

第四,关于战争的描写,传统上把战争分为法西斯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肯定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肖洛霍夫首先肯定了这场苏联人民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谴责法西斯战争,但在思考战争与人类的关系时,他多次表述过这一思想:“任何一种战争都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战争就是破坏者。”作家以悲剧意识观照战争,以代言人的姿态,从文坛上阐明了苏联人民的现实态度:人类从战争的角度预言未来,永远不应持乐观态度。他说:“我们生活在不平静的年代。但是地球上没有一个民族希望战争。存在着把整个整个的民族抛进战火的力量。战争的灰烬,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不到边际的废墟的灰烬,怎能不敲打作家的心房呢?一个正直的作家怎能不反对那些妄图让人类自我毁灭的人呢?”肖洛霍夫写调子低沉和忧伤的悲剧,是以核大战的观点和想象来审视的结果。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它带来的将是人类共同的毁灭。他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审视过去的战争,反对战争,呼吁和平。这就是肖洛霍夫为战争题材作品所指出的“新前景”、“新道路”,小说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也表现在这里。

《人的命运》在主题格调与色彩上具有明显的多重性和复调性。作家在描写人民如何赢得了战争时,更强调战争如何摧残了人民;在肯定战争对人类英雄主义的弘扬时,更揭示了它留在人类心灵上的浓重阴影。其间,悲剧意识是小说框架构成的整体。

肖洛霍夫美学思想的特点在于求真和求善,即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命运。他说:“人的命运,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命运,未来的人的命运,永远使我不安。”作为“人民的儿子”的艺术家,不能像“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那样,凌驾于各种敌对势力的搏斗之上,对人间的疾苦漠不关心。”他认为艺术活动的目的和理想就是用自己的作品帮助人们变得更好些,心灵更纯洁,唤起积极为人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斗争的意向。在这样一种美学思想的指导下,他写出了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短篇小说”,这就是《人的命运》。这部小说标志着肖洛霍夫继《静静的顿河》之后的又一创作高峰,在苏联文学史上和战争题材文学中都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发表标志着卫国战争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

(梁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