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过分关注语言教学的"实质"，关注这些"实质"性成果的传递与积累，却忽视了形式语言符号的使用和认知，无法保证学生认知水平持续不断的提高，不利于学生将来创立其"发现模式"，已经对中国学生的科学性思维造成了相当大的限制。
西方（如美国）的不少中小学生就可以写出像模像样的论文，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大都读不懂（更不用说系统准确的表达）本专业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并且，中国语言学界普遍欠缺的逻辑语言的掌握和使用能力，也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在自然语言的计算机理解和识别方面的研究。
事实上，时至今日，西方人创造出的这种至今甚至永远最为先进的语文教学思想，早已不再仅仅属于西方，与我们同在东方的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早就虚心接受了形式训练，并且，人家的民族语教学也早就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放眼望去，当今世界，没有接受形式训练，没有打造并且依据打造出的这种教学思想与模式系统严格规范教学行为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而这些国家的语文教学却又无一例外地"少慢差费"，我们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而在国内，与语文教学整体上的彻底失败鲜明对比的，却也有许许多多的因为不同程度走向形式训练而获得巨大成功的特例。
在国内，虽然至今还没有人打出形式训练的旗号，更没有能够形成一套为国人公认的全面细致严密逻辑的形式训练的训练体系，不过，不少前辈却也曾经在许多相关领域进行过不懈的探索。
特别是以叶圣陶为代表的一大批语文教学改革与研究实践的先驱，忠于教师的"专业"职责，以越来越科学的学科认识指导规范个人的教学实践，通过课堂专业的"教学"（"学得"的"训练"而非"习得"的"潜移默化"），致力于学生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能力的培养，以实现"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目标，涌现出过许多非常杰出的代表。其中，最值得我们语文界引以自豪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周学敏老师；一个是当时南昌二中的潘凤翔老师。
周老师是当时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杰出代表，曾经开创出一种全新的以言语技能训练为中心的语文教学模式，当时的《人民教育》曾经发表过好几篇介绍她的文章。
比如作文教学，周老师把学生作文中的问题梳理出来，排成序，配合上相关的选文组成单元，一个单元解决一个重点问题；虽然还是综合作文，但作文指导、批改、评分、讲评，都突出训练重点，符合训练重点的得高分，非训练重点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这样实际上便形成了以作文技能训练为中心，读写结合，选文服从技能训练的语文教学模式。令人痛惜的是，由于"文革"中受到冲击，我们语文界的这颗璀璨的明星过早陨落了。
几乎与其同时，潘老师也在南昌二中进行他的"八步读书法"，后来定名为"教读法"的语文改革试验，这些改革经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语文杂志曾经介绍过。
潘老师将阅读活动分成项，然后一一训练，查字典选义项、概括句意、归纳段意、归纳中心、评议文中问题......，先是记叙文，然后说明文、议论文、文学作品，一项项训练，以使学生学会这些阅读方法为中心，选文完全服务于相应技能的训练。
他教出的初中毕业生都会读书，爱读书，能写出很像样的分析文章的文章，连一般的高中毕业生都望尘莫及。
这些语文前辈的探索对后来者的影响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包括魏书生、陆继春、钱梦龙等在内的那些个人成就辉煌因而在语文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大批特级教师，无不打着"......法""......式（模式）"的旗号，并且无不形成相当稳定的教学风格，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急功近利，那些蜂拥而至的模仿者仅仅看到他们"这一课""那一课"的外在形式，而没有进行过真正深入细致的研究，深刻准确地把握其思想精髓的真正内涵，缺乏起码的理性自觉，这些"风格"最终也只能属于他们个人，在语文教育教学历史上，注定只会昙花一现。
事实上，由于其深刻的思想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与重视，这些先驱当时其实都是处于孤军奋战境地的。
由于缺乏广泛的合作，个人的时间精力认识能力毕竟都有限，所构建训练体系的逻辑性周密性自然难免都会存在一定甚至严重的欠缺，甚至，有的本身就缺乏更深层次的理性自觉，包括上面两位在内的许多前辈探索出的"模式"，也还只能说初具形式训练的雏形，居然也都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形式训练"对于语言教学抑或说语文教学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