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正朔通考
本考作意
三正之文见于《夏书甘誓》，而其制详具於《春秋》；孔子言之，左氏释之，两汉诸儒阐而明之，魏明唐肃仿而行之，千有六百馀年未有疑而非之者也。至宋程子始谓‘《春秋》假天时以立义；以夏时冠周月’；然亦但谓周不改时耳，非谓月亦不改也。胡氏安国作《春秋传》，乃并周之月亦以为不改，而但改岁首於子；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为孔子之所改矣。家氏铉翁作《原夏正》，又并《春秋》之月亦以为未尝改，而但改旧史之岁首於寅；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为建寅之正月矣。自此二说出，世之学者往往疑焉而不能决。虽有一二好古之士驳其谬戾，顾其为说犹多未尽，征引或失之繁而抉摘未扼其要。余之究此久矣，乃考经传之文，综异同之故，溯流穷源，分条别贯，而详辨之如左。
辨胡安国孔子改正朔之说
胡氏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余按：孔子以东周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位愈卑则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改本朝之正朔乎！唐哥舒翰讨安禄山，或劝之还兵以诛杨国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权，彼乱臣贼子复何惧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盖《诗》、《书》皆王者之迹，《乘》、《杌》、《春秋》皆诸侯之史；孔子修《春秋》以尊周室，明王法以继《诗》、《书》，则不可更以诸侯之史目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岂谓其改正朔，专黜陟哉！若改正朔，专黜陟而可以为天子之事，则吴、楚之僭王皆可以为天子之事乎？为是说者非止诬圣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乱也。由是言之，周果名为十有一月，孔子必不书曰正月；孔子既书曰正月，周必不名之为十有一月也。”
辨胡安国孔子实行夏时之说
胡氏曰：‘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余按：为邦之答，持论也；《春秋》之作，纪事也。持论者欲其当；纪事者欲其实。周曰某月，孔子书曰某月，使後人皆得见其是非之实，可矣；不必问其当与不当也。且使周果不改月而但以子为岁首，则是正月固与夏同，但岁首异耳；周之正月固是，但岁首非耳。孔子果欲行夏之时，将改其同且是者乎？将改其异且非者乎？必将改其异且非者也。今也，岁首之异且非者不改而反改正月之同且是者，以此为‘行夏时’，圣人不应颠倒错乱如此也！
家铉翁以《春秋》为夏正之非
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夏正之三月震电，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云：‘震电非异，震电而雪所以为异’。夫雪距震电八日，其与震电无涉也明矣。震电苟当其时，岂得以後日有雪之故而追异之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夏正之冬大雨雪，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以为‘连三月之雨雪’。然则‘秋，大雨雹’亦连三月雨雹、而‘六月，雨’亦连三十日雨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霜之杀草，果之再实，皆在亥月，非夏正也。家氏乃云：‘若以此为亥月，草不尽杀，犹或有之，何以遽书为灾？’此或江南如是；中原之草，亥月未有不杀者。且《经》但云‘不杀草’而家氏以为‘不尽杀草’，亦锻炼之甚矣。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夏正之春，非冰时也。家氏乃云：‘正月藏冰，二月开冰；为冰政不举，故书以讥之。’夫先王之政，鲁之不举者多矣，何独於冰！且‘无冰’为无藏冰，则‘无麦’亦为无积麦乎？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十三年：‘冬十二月，螽。’夏正之十二月，非螽时也。家氏乃云：‘螽在夏秋，为其贼苗而书；在冬，则以阳气不敛，穷冬蛰出而记异也。’此亦或江南有之；若中土则固无是事也。且二百馀年中书螽凡十，何以皆在秋冬而不在夏乎？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之与苗，夏正五月事也。家氏乃谓‘麦苗’为麦之苗，以求合于夏正之秋。夫中原无麦之岁十而二三，故无麦不书，无禾亦不书，两无然後书之。若但无麦之苗即书，《春秋》何以止於两见？且北方秋遇大水，则播麦必多且美，何以反无麦之苗乎？庄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禾之有无，夏正八月事也。家氏乃谓岁终计所储蓄而言，以求合于夏正之冬。夫饥馑之年，民之望救，朝不及夕，若待丑月岁终而後计之，而後告籴，待其籴至而民之死者不已过半乎！其馀寒暑灾变尚不下数十事。若三‘饥’两‘有年’之书於冬，‘雨雪’‘陨霜杀菽’之书於十月，其断断不可谓之夏正者盖不可以枚数。家氏乃云：‘外此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义例而通。’呜呼，吾不知家氏又将以何义例通之也？
家铉翁斥杜预《长历》之非
自汉以来，修明历法之人无代不有，所推春秋时交食闰馀皆与周正合。此非杜氏一人之私言也。家氏乃谓元凯撰为《长历》以从《左传》之讹，又谓其借历法之不可知者以为遁词。呜乎，凡人之言，课虚则可欺，征实则难伪；今以历法推未来之交食历历可征，家氏谓为伪，何也？且《春秋》书‘公即位’者八，惟定公以在外故至六月乃即位，其馀皆在正月也。正月为周之岁首，明矣。家氏乃以正月为寅月，而岁首别在子月；孔子革周岁首，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信斯言也，是岁首旧在前年之十一月而孔子改之于此年正月矣。岁首既在十一月，则何以不於十一月即位而反於正月即位乎？
胡、家二说之病因
虽然，二子之为此说亦有因焉。太初以来千数百年，夏之月名相沿已久，久而习，习而安，遂误以为月之本名，──故疑月数之不可改也。前乎周者以丑为岁首，而《书伊训篇》云‘惟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以亥为岁首，而《史记高帝本纪》云‘汉元年十月’──故疑古人之但改岁首而不改正月也。晋以十二月朔灭虢而卜偃以为在‘九月十月之交’，绛老人以三月朔生而云‘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郑祭足之‘取麦’《传》书于四月，‘取禾’《传》书于秋，谓《传》之不用夏正不可也。《豳风》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谓《诗》之不用夏正不可也。──故疑周人之未尝改月也。然而《春秋》之始，孔子书曰‘元年春王正月’，故不得已而为孔子改周正月之说，又为《春秋》正月即夏正月之说以曲全之。然则此二说者乃其病之证，而非其病之因也。孟子曰：讠皮辞知其所蔽。其讠皮也，其蔽也。今但攻其讠皮而未通其蔽，则学者之疑终不释而圣人之制犹未能明也。
岁首必名正月
凡天地之化皆始於子，故历必起於子。夜半者，日之子也。合朔者，月之子也。日南至者，岁之子也。古之圣人因日之行地一周也，故制以为日；因月之与日一会也，故制以为月；因日之行天一周也，故制以为岁。月最近日曰朔，最远日曰望。日最近地曰南至，最远地曰北至。故朔望者，月之两端也；二至者，岁之两端也。故岁之必始於南至，犹月之必始於朔也。是则子月之为正月，自初有岁月日之名而已然；而後世圣人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乃名之为十有一月耳。习後其後之所改而反不信其前之有是名，其亦亻真矣！且夫岁之必首以正月，犹之乎每君之必首以元年，每月之必首以初一日也。今有人焉，即位之年谓之十有一年，间一年乃谓之元年，可乎？今有人焉，每月之首命曰二十九日，间一日乃谓之初一日，可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唐人省试第一人谓之省元；殿试第一人谓之状元。‘元’者，首也。所谓省元，状元，犹所谓岁首也；所谓第一人，第二人，犹所谓一月，二月也。然则谓周不以子为岁首则已耳，既以子为岁首，安得不以子为正月一月哉！
辨胡、蔡二氏不改月之说
《伊训》一篇，出於孔壁。孔壁之书，则汉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当郑氏时，此篇已残缺不全，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说详见《古文尚书真伪考》中），其所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汉书律历志》所引《旧书伊训篇》之原文，而晋人采之以冠於篇首耳。《汉志》所谓乙丑，则子月冬至朔旦，非丑月也。以子月为十有二月，是前乎周者改月也。《史记》纪历代之事，以其时月参差，民听易惑，故每改用太初月数以归画一。颜师古《汉书注》云：‘凡月皆太初正历後追改；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是也。然亦不能尽改，往往自相抵捂。如‘汉元年十月：五星聚於东井’，以历推之，金、水附日当於前年七月在东井；而误载於此年之十月者，前年之七月，旧史名之曰十月也。是迁之追改，其迹甚明，正如《左传》以周正纪晋事，而犹参用一二夏正而未及尽改也。以申月为十月，是後乎周者亦改月也。‘正’者，正月也。‘正月’者，一月也。正月而但谓之‘正’，犹朔日而但谓之‘朔’也。改正月而但谓之‘改正’犹改元年而但谓之‘改元’也。数之始者必异其名，是故以‘元’异年，以‘正’异月，以‘朔’异日；犹卦爻之以一为‘初’也，犹长幼之次之以一为‘大’也。今胡氏既云‘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後乎周者以亥为正’矣，而又云‘月不易’，丑亥为正而寅之为正月如故，是分‘正’与‘正月’为二也。蔡氏《书传》沿此，遂谓‘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商以丑月为正，故於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丑为正月而寅为一月，是又分‘正月’与‘一月’为二也。然则元年可谓之非一年，改元可谓之非改元年乎？是何异於唐人之谓《文选》但有班孟坚文而无班固文也！
三正并行於侯国之证
至於《经》、《传》之用夏正，亦有故焉。古之时，三正虽迭建於帝廷，亦并行於侯国；犹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纪元於其国也。盖诸侯之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惟暴其民者乃举兵而灭之耳，苟其能守旧典而无大过，圣人亦不强改其历使从己也。故启讨有扈氏，不责其不奉夏正之罪而曰‘怠弃三正’；犹商用助而公刘自用彻也。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改历也，汤以前本建丑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犹彻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刘也（说详见《三代经界通考》中）。晋封於夏故墟，民习於夏正者久，故其历仍用夏正。以《竹书纪年考》之，曲沃庄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谓之十月；周三月，绛老人谓之正月；晋赵武以襄二十五年秋为政，至昭元年正月当为八年，而祁午谓之七年。此乃晋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而左氏作《传》，亦多采旧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平郑之杀，《经》在明年春，《传》皆在前年冬；韩之战，《经》在十一月壬戌，《传》在九月壬戌，是也。其纪他国之事亦间有用夏正者：如齐桓之卒，《经》在十二月乙亥，《传》在十月乙亥，是也。此或其国亦用夏正，或此国之事旁见於彼国之史，均未可知。以其采摘太杂，逐致参差不一。是以‘取麦’书於四月，‘取禾’书於秋也。左氏既未及尽考而正之，而杜氏《经传集解》既成，始见《竹书》，又未及追改原注，因致後人茫然莫得其解。逮顾宁人始揭此义。而余以推之《传》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闰亦互异。如王子朝之乱，卫侯辄之奔，《经》、《傅》之文皆差一月。乃知列国皆自用其历，固不得以唐、宋郡县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时也。且自唐末以及五代皆用崇元历，南唐用齐政历，蜀用永昌、正象二历，国各异政，犹不足以为怪，而民间亦别有小历，唐末用符天，五代用万分；近代未尝有是事也。此虽皆以建寅为正，然分至晦朔之日，闰馀之法，皆不能无异。相距未及千年，其制之不同已如是，况三代以上乎！
三正通用於篇章之证
古之时，三正既并行於侯国，亦通用於文人学士之篇章──犹封建废为郡县而刺史太守节度观察使犹谓之诸侯，犹知府知县犹谓之守令也。盖诗之为体与纪事不同；歌谣之兴，始於虞、夏，其时方用寅正，其後欲以相沿──犹唐诗之多沿汉、魏、六朝语也，亦可据唐诗以证《唐书》之误乎！且纯用夏正者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一诗耳，其馀则周、夏之正义皆可通者较多。若《豳风》，则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谓之蚕月，此盖当时里巷之语云然，後世去古远而不可考耳──犹天津、泰安之为府已数十年而民犹呼之为天律卫泰安州，犹汴之为开封已数百年而民犹呼之为汴城也。张氏以宁虽极为《诗》辨，然不知诗人之於古名本自通用；陈氏廷敬虽颇为《传》解，然未知侯国之於夏正原自兼行，则其说犹未备而其疑犹未释也。
《周书》皆用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