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禅宗尚未成型之前，印度就诞生了“瑜伽”。瑜伽的本意是训练自己的内心，使得自己达到身心合一的至高境界。
胡适认为，“瑜伽”与“禅”实际上是同一回事。他说：“在印度未有佛教以前，即2500年前，已有许多人做这种‘瑜伽’。释迦牟尼想到名山去学道的时候，遣人出外导道者二人，即为瑜伽师。古代‘瑜伽’的方法，在印度很流行，佛家苦修，即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教走上新的道路——智的道路，于是‘瑜伽’遂变成了佛教的一部分。但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瑜伽’的方法。后来佛家给以名字，便是‘禅’。”
印度佛教分为”戒“”定“”慧“三大法门。
戒即守戒，有最低限度的十戒、比丘僧二百五十戒、尼姑三百五十戒、居士戒（也称菩萨戒），等等。佛教的戒律由此而生。
定即禅定，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古印度”瑜伽“的修行方法及修为境界。
慧即了解，通过了解佛学知识来达到”定“的境界。
三大法门中谁最重要呢？这就涉及到中国禅学与印度禅学的教义区别了。胡适说：“从表面上看，禅在第二，其实不然，禅包括定、慧两部分。如果说禅是打坐，那禅很浅，用不着多说。因为要用慧来帮助定，定来帮助慧，所以有人合称慧定。在中国，慧包括定，慧的成分多，并且包括戒，在印度，则定包括慧，定的成分多。”
由此可见，中国的“禅”不仅仅是打坐入定，而是借助禅定的方式来领悟“禅机”，也即是了解佛法。这与印度禅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区别。
印度禅的理论体系与修行方式十分繁琐，其方法分为五种：
第一种法门叫作“安般法门”。其通过打坐等方式来调息养神。这种调息办法具体分为四项：“数”，即数自己的呼吸，从而保持精神专一；“随”，让心理活动与鼻息保持一致步调；“止”，即观察鼻息所停之处；“观”，即将自己的元神提出来，观察自己的本原。
接下来还有“不净观”（第二种法门）、“慈心观”（第三种法门）、“思维观”（第四种法门）、“念佛法”（第五种法门）。
前四种法门主要用于慧根较高的修行者。对于那些资质平庸之人，主要适用“念佛法”。
胡适解释说：“所谓念佛法，就是想到佛三十二种庄严相。‘念’便是‘想’，后来又念出声来，变成‘念书’的‘念’，从心中想到口头上念。从最低的数息，到最高的无常哲学，都是方法；一大部分属于慧。用慧补助定，用定帮助会，便是‘瑜伽’。”
以上便是印度禅的修行办法。印度佛学禅修的境界同样等级森严。胡适将其总结为“四禅定”“四念处”“五神通”。
胡适针对四禅定说：“最初用种种法门帮助你消除种种烦恼欲望，到无忧无欲的境界，便是初禅（但初禅还有思想，还要用脑）把一切觉观都除去，自然得到一种欢喜，便是第二禅；连欢喜也不要，只有一种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乐’的境界，便是第三禅；到了舒舒服服的乐都没有了，即得‘不动处’，只是一种‘调’，即安稳调适，便到了第四禅。”
四念处分别是“空无边”“识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这四种修行境界层层递进。对于普通人而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
值得注意的是，“四禅定”与“四念处”是印度禅学的两种说法，并不是说经过“四禅定”修行后才能进阶到“四念处”阶段。总之，这两种修行路径都以解放人的心灵为目标，修行成功后将获得“五神通”。
所谓“五神通”包括天耳通（俗称顺风耳）；天眼通（俗称千里眼）；如意通（像孙悟空一样自由变换身形）；他心通（即传说中的“读心术”）；宿命通（知晓前生、今世、未来之事）。
由此可见，修行印度禅是一条漫长而辛苦的“升仙”之路。修佛者不得不彻底告别尘世俗事，一心一意修行佛法。胡适对此的总结是：“因为印度禅是要专心，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中国禅是要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所以，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
神乎其神的印度禅是否符合科学研究成果是另一码事。关键是这种繁琐漫长的修行方法并不符合古代中国的国情。
佛教进入中国后不久就形成了寺院庄园经济，再加上统治者的优待，佛教徒完全有条件专心修炼印度禅法。但越发膨胀的佛教势力影响了封建社会的社会生产活动。寺院庄园的扩大影响了支撑王朝赋税的自耕小农经济，而免税免役的优厚条件吸引了大量劳动力投入佛门，那些最需要精神寄托的穷苦百姓，又难以脱离生产去修行繁琐的印度禅。以上因素导致统治者对佛学的态度由支持转为打压。这也是禅宗改革的一个主要背景。
胡适将禅宗称为佛教内部革命，并非滥美之词。传统说法认为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是慧能，而胡适认为是慧能的弟子神会。但无论哪种说法，事实上都承认禅宗是一场佛教的中国化运动。相对于此前的改革，神会发起的佛学“革命”更加彻底。
在胡适看来，神会的学说是典型的“中国禅”，与印度禅的思想内涵大相径庭。他指出：“我们知道神会的学说主张‘顿悟’。‘顿悟’是一个宗教革命。藉个人的良知，可以毁掉种种繁琐仪式和学说，即所谓‘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缕一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人也是这样。‘发菩萨心人，亦复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繁于心。只要发愿心就可以‘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恒沙妄念，一时顿尽。”
神会的顿悟说来自于其师尊慧能。尽管师徒俩都与此前的道生和尚没有直接师承关系，但三者在“顿悟”成佛上具有共识。
“顿悟”说主张众生皆有佛性，只要能明心见（佛）性，就能修行成佛。在禅宗的语境中，“佛性”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对于俗世之人而言，“佛性”可以理解为每个人心中的良知。禅宗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说的就是，犯下罪业的人只要唤醒了心中的良知，从此洗心革面、弃恶扬善，就能消除所造的罪业，死后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而不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如此一来，修习禅法的门槛大大降低。哪怕是和六祖慧能一样的文盲，都可以通过不断努力做到“明心见性”。而且，中国禅宗的修行方式并不像印度禅那样必须远离世俗脱离生产。这有利于佛法在广大劳动人民中传播。故而，改革后的禅宗逐渐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主要流派。
胡适评价道：“神会的这种宗教革命思想，在当时所以能很快地成功，不是神会一个人打出来的，神会只是当时的’危险思想‘的一部分。但神会的功劳特别大。因为神会是宗教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和财政家，可说是个革命家。他懂得用什么武器打击敌人，使他的宗教革命运动得到成功。”
自从慧能、神会改革后，中国禅开枝散叶，发展出五宗七家。公元841年，宗密大师将百余名禅师的言论整理成《语录》。如今，这些史料大多已经失传，只留下一篇字数过万的序言。
根据胡适的研究，禅宗在当时非常兴盛。他说：“宗密把当时佛教宗派分为禅门三宗。一是息妄修心宗，二是泯绝无寄宗，三是直显心性宗。二、三两宗，都是革命的；其中包括社会许多人士，在宗密和尚的《禅源诸诠集都序》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神会以外，还有许多革命思想的宗派。”
由此看来，致力于将印度禅改革为中国禅的佛门法师，不止神会禅师一人。这些不同的佛学流派，都是印度佛教本土化潮流的产物。耐人寻味的是，佛教在中国越来越发达，却在故乡印度走向衰弱。只不过，中国流行的是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原佛教，而非最初传来的印度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