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精神传统，虽然缘起于戊戌维新的改良思想，受惠于孙家鼐、严复等这些宿耆硕儒的开拓倡导之功，其根基却奠定于伟大而恢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与蔡元培对这所大学进行的现代改造有关。蔡元培始创思想、学术自由原则，立兼容并包方针和标举科学、民主精神，这些思想奠定了北京大学的百世基业。他的精神垂范至今，成为北京大学永久的校训。而由胡适、陈独秀等发起并推进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以北大为舞台，演出了一场影响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活剧。
中国新文学的摇篮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提倡了一种对旧世界的批判以及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他们既富有理想又勇于行动，特别是面对重重压力而始终怀有坚定和自信，北大正是因此而成为新文化的堡垒。它为中国新文学和中国新诗所造出的功绩为国人所共知。
胡适在北大校园未设塑像。不仅于此，在革命意志旺盛的时代，他还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一面旗帜，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激烈的批判。1954年10月，《文艺报》为支持两位“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发表署名文章，涉及对胡适的批判：“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和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亍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对于胡适及“胡适派”的批判运动，是5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次思想批判运动，胡适作为“反面人物”的形象也于此时开始被确定。
但胡适作为中国批判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前驱者和领袖人物的形象依然屹立于此。那次批判运动事实上未能改变人们对他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的评价。知识分子也都有自己的姿态和声音。但不论如何，从这里走出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文化精英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则是一致的。在乌云笼罩的时候，这里点燃了理想的火焰；在黑暗的重压中，这里发出了抗争的吶喊，而他们唯一的武器便是思想——思想让一切腐朽和反动为之胆丧——自由的信念，民主的意识，加上对于社会进步所拥有的热情的关切，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品格。
中国的良知
本世纪50年代，这所大学开始了一段新的艰难的历史。不断有风暴袭击着这里的宁静。但岁月无情，许多的记忆如今都改变了当时的含义，那些往事也成了过眼烟云。如今保留下来的依然是那个时代的渴望和追求，热情和单纯。记得当时，一个新生的社会走到全体中国人的面前，这所大学如同对以往任何的社会转折那样为之产生巨大的激动。进入5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担任北大校长。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于每个新年的除夕之夜都举行全校的新年团拜，似乎形成了传统。
每年除夕，那时北大的大瞎厅（后来的大讲堂）里总是人头攒动，静待新年的钟声鸣响。午夜时分，钟声响过，这位校长便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他红光满面，有时是由于兴致佳好，有时是由于酒后微醮，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话很短，也平常，有时则是某某宴请，多喝了几杯之类，都是家常，但体现出一种自由、洒脱、轻松。那时口号盛行，校长的致词也绝少政治标语，却有一种难得的清新，倒是在平常中充溢着日益变得淡薄的人情味。在当日口号连天、到处革命红光的中国大陆，能够在万人聚会的讲台上听到这平常心、平常话，这只有自由、民主的北大。这里始终有一种严肃的坚守，一种自信心和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性，甚至是一种无言的对于流俗的抵抗。这种亲切的、温馨的氛围是当年北大校园所独有。在当时，政治运动的瘟疫已经无可阻挡地袭击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在这里，由于这位校长的无声的倡导，却依然坚守着最后一刻的自由。
校长的新年致词之后，便是就地举行的万人舞会。舞会一直进行到子夜。那真是当时非常难得的对于升平景象和自由生活的挽留和纪念，因为更加严峻的岁月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这位在钟声中准时步上讲台祝贺新年的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先生。他是中国近代以来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本书笔者作为当年北大的一位学生，有好几个新年能够恭逢其盛，有幸目睹这位学者的风采。他是当日中国自由精神和独立个性的化身，而当日北大，也是那个髙度组织化的社会里的难得存留的一片民主圣地。直至1957年那场暴风吹起之前，那里一直是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招展的地方。
回到本书的题目上来，1898年政变发生时，马寅初16岁，已是一位知事的少年。他诞生于1882年，浙江绍兴人。早年离家出走，在上海读完中学，后人天津北洋大学学习矿冶专业。1907年以优异的成绩被北洋政府保送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在耶鲁，马寅初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正是在耶鲁，他学会“冷热水浴”的健身方法，使他能够以健康的体魄走完百岁人生之途。1910年，马寅初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复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4年以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并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教材。
1914年马寅初归国，受蔡元培之聘，任北大经济系教授，后兼经济系主任。随后蔡元培在北大设置教授评议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并设教务长职。马寅初被任命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马寅初对蔡元培的治校方针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过：“蔡先生来长北大，留学人才归国，将外人之无学识者，完全革去，聘请中国人，可谓痛快极矣。在北大，马寅初主要讲授应用经济学课程，有银行学、货币学、交易所论、汇兑论等。
1919年3月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李大钊在会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蔡元培的题目是《劳工神圣》，马寅初的题目与之相近，叫《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但马寅初的内容和角度均强调中国引进外资的问题。由此可见，他在当时便是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了。天安门发出的声音，是当日北大思想的一种发扬。
1958年马寅初把他的新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献给北大，并在该书的扉页上题词：“敬以此书作为给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纪念的献礼”。这本书中收入他的学术经典《新人口论》。1958年和《新人口论》的写作和出版，对于马寅初的一生来说，都是牵萦着他的命运的年代和事件。
马寅初当时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1957年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马寅初把“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大会。《新人口论》是马寅初学术上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的提出，以及随后的事件，不仅体现了这位学者的科学预见性，以及维护真理的坚定和勇气，而且展现出这位学者的人格光辉。马寅初的形象是50年代北大人的形象的集中展现，他无愧于这所学校的光荣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