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春愁
我写这段文字的时间，正是公元1996年的5月。此时北京满城飞絮，所有的花都凋谢了，只待荼蘼花开过，一年的花事就告了了。这说明这里短暂的春天已经过去。可是我依然沉浸在春天的怀念里。由此上溯100年，是公元1896年，也是5月，诗人丘逢甲写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诗，题目就叫《春愁夂这首前面已经引用的诗抒发了近代史上中国“割让”台湾的民族大悲痛。《清史稿“德宗本纪》光绪二十一年，记载了如下丧权辱国的事实：三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马关会议，和约成。定朝鲜为独立国，割辽南地、台湾、澎湖各岛，偿军费二万元，增通商口岸，任曰本商民从事工艺制造。暂行驻兵威海”。丘逢甲的诗即为此而作。
时间过了整整100年，而痛心的春天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上一个世纪末有很多这样的事。由此再上溯至鸦片战争，那也是一场失败的战争。战后订立《南京条约》，一系列不平等的条款中，最触目惊心的便是香港的“租借”！中国国土的分裂和中国亲情的阻隔，不是以百年为期，其实，早在上一个世纪的中叶就开始了。1945年二战结束，台湾得以光复。但50年代开始，由于政局的变化，又有长达数十年的两岸隔绝。
中国文化是一种超稳定的、统一的、强大的存在。从沉雄博大的中国文化母体中生长起来的中国文学，并不因这种危亡的事实而裂成碎片，它依然在严重变异的环境中维护着它的传统的整一性而顽强地发展着。虽然我们不断强调因这种长时间的隔绝造成了互补性的“丰富”，但毕竟也带来陌生感、误解和偏见。文人们爱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其实，不幸带给文学的终究还是不幸。
现在，我们把考察的目光集中在题目所标示的焦点上，即中国文学经过100年或者更多于100年的相互隔绝，在一个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从文学的整体加以辨识，它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景观？通过粗浅的认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不管在社会意识的其它层面存在多少令人不安的因素，中国文学在本世纪末的处境却表现出良好的契机。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作过判断：“十年的辛苦使我们从交流中先于其它领域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中国的概念。我们经过长期的阻隔之后不仅了解并理解了对方，而且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文学历史的关照。我们从文学中国的初步整合中发现了彼此的矛盾、差异以及联系，从而促进了彼此的吸收、扬弃和自我充实。这诚然是一种胜利。但随着胜利而来的却是关于文学自身更为长远、也更为艰巨的使命，这就是庄严的下一步：中国文学的整合。”
蝴蝶飞越海浪
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虽然我们在海峡两岸的关系中未曾看到缓和的伸延，甚至还看到了阶段性的紧张，但诗这只自由的蝴蝶却轻盈地飞越炮火阻遏的重浪，传达着民间美好的情意。香港已经在置备1997年节日庆典的烟花。人们对台湾也保持着同样的良善的祝愿。大陆的持续对外开放，缩小了以往存在的大的社会观念的差异，从而为文学的整合留出了空间。中国社会已获得的进步显然在拒绝倒退。从当前的情势审度，出现大的逆转的可能性已变得越来越小，这样，给予文学的可能性就越多。
意识形态的樊篱逐渐拆除之后，两岸三边的交流已经显得不那么困难。人们发现变得小了的差异造出了文学流通的大缝隙。即使难以断然排除今后仍会出现人为障碍，但彼此相通的平常心，却有可能超越那些短暂而获得久远。记得70年代后期，刚刚“归来”的艾青访问那时还存在的桕林墙，写了一首深情的诗：
一堵墙，像一把刀
把一个城市切成两片
一半在东方
一半在西方
墙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长？
再高、再厚、再长
也不可能比中国的长城
更高、更厚、更长
它也只是历史的陈迹
民族的创伤
谁也不喜欢这样的墙
三米髙算得了什么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么
四十五公里长算得了什么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长一千倍
又怎能阻挡
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
又怎能阻挡
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
又怎能阻挡
流动的水和空气？
又怎能阻挡
千百万人的
比风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艾青这首诗表达了民族之间自由精神不可阻拦的信念。即使它面前横亘着物质的墙，但和解和信任却可能超越那冰冷的坚硬。这位诗人几天前刚刚离开我们。我们感到了他留下的空缺，他智慧的语言却有力地鼓舞着我们。
中国没有桕林墙，但却有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滔天大浪。我们不是用推土机和铁锨刨去民族之间的仇恨，而是用艾青所揭示的诗的语言和意愿。文明礼教之邦的国人擅长用鲜花和诗意消弭不和和积怨。当20世纪即将终结的黄昏时分，我们发现正是中国的文学和诗，正在冲决人间的障翳先于其它意识形态层面而超越性地抵达彼岸。文学和诗的交流本来就不是功利性的，而是用心灵。心灵的沟通可以忽视指令或决议，这就是诗的语言所表达的，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即使是坚厚的墙也无法阻挡的心灵的彼此向往和沟通。
自由与节制
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已是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地区，在那里文学和经济已取得相互适应的默契。大陆经济的发展也给这里的文学创作带来有异于前的轻松氛围。尽管存在着差异，例如现在还不能排除可能有的干扰，但总的看来，这里的作家当前所拥有的创造性表达的机会，比起以往是愈来愈多而不是相反。一方面，是节制的存在，时不时的有“瞀报”传出；一方面，却是无节制的泛滥，这种泛滥构成了新的威胁。对于当今大陆的创作界，以往那种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或是粗暴和专断的干预已减少至最低限，此刻令人担忧的却是作家在相对无拘束的环境里的缺乏自我节制。习惯于笼中生活的鸟儿，当它们拥有自由的翅膀，却失去了飞翔的能力。
但不论如何，经济的发展带给全中国创作界的，则是无可置疑的自由度。其间改善幅度最大、进步最显著的地区，则是中国大陆。要是从40年代初期箅起，直至这个世纪的8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风云，给予这一地区作家的创作的负面影响至为巨大，这一局面终于在90年代得到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开放给予文学的最大益惠，不是行政干扰的逐渐减弱，而是对文学生态构成大威胁的主流文学的消解。尽管当下还在不断倡导（并釆取颇为有效的措施）组织类似文学主潮的东西，但是否得以长远的贯彻尚可置疑。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所有的行政性举措已不会对作家自以为是的创作构成威胁，那种定于一尊而罢黜百家的时代已经过去。
这样，中国的“两岸三边”已在相当宽裕的程度上获得了共同语言，而且，也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获得同步发展的契机。中国的这三个地区板块，在经历了各自的苦难和离乱之后，终于在20世纪日落之前达到了精神文化层面的殊途同归。
在市场大趋势面前
作为这种文学认同的共同标志，其一是文学迅速地走向市场。相当一部分文学已从意识形态的羁约中挣脱出来，如同商品那样按照消费市场的需求调节自己的生产，也如同一般商品那样进行商业性的包装，只是包装的手段略有差异。由此就出现了文学认同的另一个特点，这就是商品化事实上无法覆盖这时代的所有文学现象。因为文学已失去由行政手段整齐划一的指挥，因此各行其是的文学依然生存并发展在商品化的夹缝之中。这个阶段的文学，杂呈是它的主要的生态。既然权力和金钱都无法最后统一文学，多元并存便成为了文学的基本状态，而且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板块中，文学的主流化特别是意识形态指挥下的统一化现象事实上都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也不会持久。
负荷过重的中国百年文学，终于卸下了它肩上挑着的沉重担子；担子的一端是“救亡”，担子的另一端是“启蒙”。不是说这个社会从此摆脱了危亡的威胁，也不是说文学可以对广袤国土迄今尚存的贫困和苦痛无动于衷，而是说，现今已不是清末的列强虎视于国门，也不是30年代的大片国土被侵略，偶尔鸣响在南海上空的炮声，大抵也只留下一种警醒的意味。至于启蒙，中国文学显然已具备如下的彻悟，它决非朝夕之功，也并非下了决心就可以一蹴而就。启蒙只是一种浸润，它排除药到病除的简单逻辑。文学未曾放弃，在商潮滔滔之中，一部分文学家和学者仍然坚守精神的高地，高扬文学的使命意识。
走向觉醒的先知
这100年的中国文学，从争取社会进步推及到争取人的实现，走过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文学家们在以文学作品推进社会改革的同时，发现自己的“呐喊”在那些麻木的“看客”面前构成了绝大的讽刺。不用说那种激昂慷慨的关于凤凰再生的呼唤，对于广大的“没有音乐”的耳朵一切都不会产生，就连以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的行动，牺牲者的鲜血却成了愚昧民众吞服的灵丹妙药。中国20世纪最先发出吶喊的那位作家，在他的沉痛之作《药》中，向我们揭示的就是这样悲怆的一页。从清末萌起的“实业救国”，到后来一批仁人志士学习西洋或东洋的努力，最后发现，他们面前永远是那无尽的表情迟钝的看客！
这样，不论是鲁迅还是郭沫若，他们的从医学向着诗学的转换，从病理的修治向着心灵疗救的转换，恰好印证了他们作为先行者思考中国问题的先见之明。康有为读了黄遵宪的诗，读出了救国救民的体会。他在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所写的序最后说：“方今曰本新强，争我于东方，考东国之故者，其事至念。诵是诗也，不出户牖，不泛海槎，有若喊旻之画、张骞之凿矣。”梁启超则极力推崇文学警世的作用，他把小说的实用价值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小说内容和文体的变革与社会盛衰、国家兴亡紧密联系起来，这就是他那为众口交传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中国文人很早就觉悟到了民众的愚昧与人心的未开化是强国的大碍，要强国必先新民，要新民就要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这就是近代以降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视文学为疗救之药的实用目的感非常强。
现代性的争取
随着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逐渐深入，现代思想也浸润到这一批先知先觉的文人身上。于是在注重文学重铸民魂的恒久功能的同时，开始了以人为目标的现代性的争取。最早一批新文学作家从古典作家那里继承了人道关怀的传统，同情并施博爱于弱者，以济世的精神给需要帮助的人以救助，这从胡适和沈尹默最初的同题诗《人力车夫》的构思中可以看出。沈尹默的诗是：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巳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坠。
胡适的诗是：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沈尹默的诗只是写出社会的贫富差异，这种平面的对比，从元白的新乐府诗就开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式的反差极大的画面效果，的确给人以警策。但相比之下，胡适的诗则显得深刻，他指出了这种传统的人道主义者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的尴尬——这种人道主义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非人道的。在胡适的诗中，无疑是注入了更具现代性的思考——这其中还寓含着轻微的嘲讽：就是说可怜和同情弱小的精神，可能是以牺牲和压迫弱小为代价。
百年以来中国文学争取人的实现的第二个阶段，是人性的觉醒。这种启蒙，最初是以对于中国封建的历史揭露相结合的面目出现的，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一方面是揭示“人吃人”的历史，一方面则自然显露出有着“异端”色彩的“狂人”形象，而“狂人”则是呈现了能够进行独立思想的人的萌醒。
较早关注人性的启蒙工作的是《新青年》和胡适。胡适在1918年便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长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易卜生在通信中的话：“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都不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这些话在当时真有点惊世骇俗。因为被周作人称之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是一种绝对的陌生之物。胡适还引用《娜拉》一戏中的一些台词。在这些台词里，娜拉强调作为独立的女性，除了对家庭的责任之外，“我对于我3己的责任”是同样神圣的；当她被提醒说你是一个妻子和母亲时，她回答说：“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正同你一样——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