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沉痛
“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指的是独立的、个体的不依附于他人的觉醒的人。胡适和《新青年》向20世纪的中国人介绍这一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的非人的观念的严重挑战，又是向着刚刚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尚未获得觉醒的人的意识的中国人的启蒙。这较之初期那种未能摆脱的自高而下的悲悯观念的人道思想，无疑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中国文学跨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百年文学关于人的主题的确认，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路途。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依附观念，是社会指导思想的基础和天然同盟者，这使得中国文学在争取表现人的觉醒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在20世纪的后半段，由于政治的逆转（如在“****”时期）导致普遍的非人性泛滥，不仅人的主体性丧失了，而且是全民陷人现代崇拜的狂潮之中。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大倒退，是以人性的泥灭和神性的张扬为明显的表征。
中国新文学人的争取最终以人的主体意识的确定为其完成的标志。可以称为最后的争取的文学的这一阶段，始于“****”的结束。那时所谓拨乱反正，主要是指清算和纠正社会政治各层面极左思想造成的****，文学不过是借助政治批判的时机，开展了对于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揭露控诉。悲愤的旋风掠过中国文学的苍茫的空间，唤醒了中国作家长期被扭曲和被压抑的人的意识。以巴金的《随想录》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开始了心灵的自我拷问，而不是如同以往那样把一切诿之于他人。巴金在他的散文《小狗包弟》中为自己的苟活，为自己不能保护一只可爱的小动物而愧恨：“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巴金的沉痛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沉痛。
向着内心空间的转移
在新时期，文学的沉痛首先是呼唤人性的复归，而后开始争取自我表现的权利，最后进入了对于个体生命的体验与表达这种体验的实践。所谓文学的“向内转”，就是中国文学由满足于外在世界的模仿和描摹，开始面对生命自身的一种大转折。人们发现以往受到忽视和排斥的“内宇宙”，原来是这样的浩瀚和丰富！在文学完成由外向内的大转折中，中国女性作家的努力，表现出令人震撼的胆识和才气。
女性作家已经从新文学初始阶段的将文学实践与女性的婚姻恋爱自主的社会性实践作直接简单的联系中剥离出来。到了这个世纪末，中国女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射于社会问题，更确切地说她们中的很多人开始不把改造社会当作首要的目的。从80年代开始，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女作家开始表现女性独立的内在世界，她们把“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使那些男性作家无法望其项背。中国这个时期的女诗人的创作，给整个文学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翟永明的《女人》组诗、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组诗，以及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组诗，这一系列女性诗肷的发表，是继“朦胧诗”之后诗的又一次震撼。尤其是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的发表，更是标志着中国文学中女性写作的成熟。它的挑战性的语言所面对的，是中国完整而坚固的封建伦常。在这个意义上看，它的抗世嫉俗具有前卫的性质。
女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女人的一切。她们惊喜于自己的身体，她们把这种感受引发为女性独特的写作，于是有了摆脱了男性中心话语的自立形象。
神说人身难得，我对身体的惊喜犹如对一朵花一顆星的惊喜，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一个母亲第一眼看到婴儿的惊喜呢？纯粹的肉体犹如神的化身，神是如此显灵吗？夕阳的温情充满母性，黑夜把白昼溶为一体，我因此相信身体是神赋于生命最完美的形式，身体是神的杰作，是无以伦比的宝藏。躯体作为我个人完全的所有，也是世界的所有。我需要的一切就在我自己身上，我是一个自绐自足的世界。女诗人的这种自白，表达了女性觉醒所达到的境界。中国文学近百年来关于人的争取，到了90年代这些创作的呈示，宣告了一个过程的完成，当然也预示了一个更为艰难的新的主题的开始。
新的希望和新的危机
中国百年文学的崭新阶段，也许将诞生在我们称之为的“后新时期”之中。“后新时期”同样是社会开放的产物，它保持与新时期的承接性，又萌发了有异于以前的新的品质，这主要是迅速涌动的商品化社会的赋予。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时期，财富的攫取和积累的方式多样化了；人的欲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诱导和发散；
发达的城市和大部分还处于贫苦的农村之间的差距也随之增大；这表明新的困扰和新的矛盾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得到新的展现。社会在充分发展它的潜能的同时，也充分发展着它的肮脏和罪恶。拥有诸多可能性的社会，同时也拥有了诸多潜伏或公开的危机性。
中国社会这种超常的膨胀式的发展，加上对以往的闭锁式的意识监控怀有惊惧的经验，屈从于诱惑混同着“过来人”的机变，造成了文学在尖锐的现实状态中的逃避。一些人宁可使自己的笔墨趋随流俗、怡悦轻松而弃绝负重的承担。在这个世纪末，一种普泛的文学趋向是，躲避崇高而耻言理想，游戏和纵情成了文学的常态——尽管有人为此发出忧虑的呼唤。90年代关于重建人文精神的争论，以及关于理想主义的提出，都是上述那种关怀的呼应，也是对百年前形成的那种民族兴亡的焦虑和忧患的延伸和承接。
这表明中国又面对着一个传统的命题，即文学究竟应该为它的时代承担些什么？面对俗世或躲避崇髙的态度，在世纪忧患面前究竟是否可取？中国文人百年来的争取应以何种姿态加以接续，或者干脆说，应当不应当加以接续？当然，影响并规定了中国百年文学性质和走向的救亡或启蒙的题目，在今日已失去它的本意，中国仍有忧患，但不是危亡；中国仍有愚昧，但愚昧并不是全民族的普泛。现今的中国是一种杂呈和兼有，从最先锋到最保守的兼容并存。
拯救心灵
20世纪的文学两大主题：救亡和启蒙，显然已被新的内涵所替换。这种替换与100年前的确立，同样是非人为的，到底是为社会情态所取决。从20世纪仅剩的最后几年，直到进入新的世纪，中国文学受惠于社会的大进步，同时又感知了社会的大忧患。这种大忧患不是百年前那种外国兵舰或炮火的入侵，不是国土被“割让”的那种裂心的苦痛，而是排斥了表面的喧嚣之后更为沉稳的焦灼，这就是，在沉沦的道德和信念面前，在人的欲望无所顾忌的充分宣泄面前，精神在物质面前的溃败。要是说，本世纪初鲁迅通过“狂人”发出疑问：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并且喊出“救救孩子”那振聋发聩的声音，那么，在20世纪的最后时刻，我们的呼声便是：“救救人心！”
人必须改善自身。而改善自身的工作，依然是文学的责任。从上一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文学效力于开启民智、重铸民魂，或者干脆叫做“改造国民性”，到了现在，却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题目。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之下，人在新的环境中受到新的扭曲。人显然不能等同于动物，强调人的本性的伸展，并不是使人回到动物的本能。生的欲望和性，并不是人性的全部内容。人之所以为人，是人会思想，有精神的劳动和寻求。在文学艺术中，把人与其它动物不可判别的最低点变成人性的极限和全部，显然是一种背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