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诸君子，往往身兼数任，是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政治家和学者，更是政论家和散文家，他们都有诗作，康有为、梁启超也皆有诗名。马关条约割台之后，康有为有七律一首，言词颇沉痛：
山河巳割国抢攘，忧国诸君欲自强。复社东林开大会，甘陵北部欲飞章。鸿飞冥冥天将黑，龙战沈沈血又黄。一曲欷啟挥涕别，金牌召岳最堪伤。艰难困苦的时代，催人早熟，也激励人发挥生命的全部潜能。不如太平时势，人们往往耽于安乐不思奋发，于是，即使他有许多精力和智慧，却往往消磨在享乐和安逸之中了。
谭嗣同作为诗人，人们对他的诗耿风格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是“境界恢廓，志趣豪迈，笔力遒劲”。光绪八年（1882），他去父亲的兰州任所，途经潼关，有诗感兴：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撞关天下奇险，秋风髙城有悲烈之士敞抒情怀：他是一条奔腾的江河，那宽阔的原野可供他自由驰骋，但还是感到了约束；他是入了潼关之后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他对这样的奇兀险峻竟是如此的倾心，仅仅因为挣脱了那单调的平坦，而感到了无可比拟的愜意。这首题为《潼关》的诗中，跳动着一颗不受拘束的有超凡抱负的心。几年后，他又一次赴兰州，作《崆峒》一诗，诗中仍然通过中国西北山川的雄奇超拔，展现这位青年志士的宏远不凡的胸襟：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他的《狱中题壁诗》是很有名的，在生命颜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友人。《有感一章》其风格和丘逢甲的《春愁》很接近，都是血泪写成：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夭涯何处是神州。
精神的凯旋
戊戌年所发生的一切，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改革的激情很快地化为了一场梦幻，但在这些失败者的血泪斑斑的行止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有一种岁月不能消磨的，而且时间愈久远，痕迹愈鲜明的精神上的凯旋。
1899年，流亡中的梁启超赴美途中作《太平洋遇雨》：一西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劫佘人物淘难尽，又挾风雷作远游。正是这种不屈精神的象征。
公元1898年发生的这一切悲剧事件，当然不是几位文人学士的偶然兴之所至所引发，而是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的文化精英分子，先于天下的对于社会危机的感应与回响。19世纪中叶，清王朝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作为王国都城的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经历了康、乾盛世近二百年的经营，至此已臻亍至境。特别是坐落在畅春园北面的圆明园。从康熙年间开始建设，经雍正、乾隆、嘉庆直至道光四朝，这座由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组成的巨大园林群才宣告完成。园内署名景点有一百多处，还不算那些未曾命名的，是当日世界首屈一指的皇家园林建筑。圆明园的完成，似乎昭告了大清帝国的巅峰状态。“满招损”，这座举世闻名的已完成的艺术宫殿，似乎在不安地等待着突然风暴的摧毁。
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在这之前，来自福建滨海城市福州的一代名臣林则徐，充当了钦差大臣，他下令在虎门焚烧鸦片。此举激怒了英国。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林则徐被革职，后被流放于新疆伊犁。他在动身前往流放地时，给家人写了一首诗，《赴戎登程口占示家人》：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谪居正是君恩重，养拙刚于戎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这一切事件似乎在郑重预告了大清帝国悲剧的开始。
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前一年，即林则徐在虎门焚烟的那个时候，中国近代诗史最重要的一位诗人龚自珍，写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一组诗一总数达315首的《己亥杂诗》。其中一首是被各种各样的人，按照各种各样的意图反复引用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位伟大诗人不安并不满于当日那种沉闷、压抑得透不过气的气氛，一个无声的时代是可悲的。他预见了这种衰危，并且为挽救衰危而呼唤救世的人才。到了世纪末，国势沦落，政治腐败，危机四伏，并且愈来愈表面化，忧患更加深重。于是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各色各样的志士仁人。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世纪末的硝烟弥漫的场合中露面，演出了一出出可歌可泣的故事，直至戊戌政变发生。
圆明园的火光
虎门销烟之后20年，英法联军开进了北京城，他们以圆明园为进攻的目标。这座经营了四五个朝代、前后长达一百余年的伟大园林，被焚于一旦。关于1860年10月18日清晨的圆明园的火光，当时的目击者记载说：
焚毁的命令发下后，不久就看见了重重的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起来。树木中掩荫着一座年代古旧的广大的殿宇，屋顶镶着黄色的瓦，日光之下光芒闪烁。鳞鳞的屋瓦，构造奇异，只有中国人的想像力，才能抅思出来的。顷刻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缕的烟，聚成一团团的烟，后来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掩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被视为举国神圣庄严之物，其中收藏着历代富有皇家风味和精华的物品，都付之一炬了。以往数百年为人们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能触到人类眼帘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曰的技术和风格，独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比拟。你们曾经看过一次，就永远不能重睹。还有一段也是外国人记述现场情景的文字一十月十三日……
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当白昼刚刚消逝，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在它们的山脚下正是圓明园的所在地。大家真会以为，太阳刚刚下山现在又重新升起来了，而初升的朝霞又把巳开始积雪的山峰都染上一片金色。一轮明月终于升起，暗淡的月光在一剎那间把照亮了整个平原的回光都弄成惨白色。在淡黄色的天穹和大山中，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又很快地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十月十四日……
从早晨一开始，太阳就被一股从夏宫升起的又黑又浓的烟柱弄得暗淡无光，这股烟柱顺着北风吹来，布满了整个地平线。整天就只有像太阳在曰蚀时所发出来的一层黄色的光线，就像太阳被月亮遮住了似的。？19世纪60年代第一年的这遮蔽了的暗淡的太阳和暗淡的月亮、夹带着浓重黑烟的火光，对于通往这世纪末叶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暗示和象征。圆明园焚毁的第二年，咸丰皇帝病死在他逃难的承德避暑山庄。自此之后，清朝的政权一直间接或直接地掌握在一个女人的手里，直至它的覆灭。1860年的那一场大火，以及随之而来的咸丰皇帝的死，是一个王朝覆灭的预言。
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写下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与其说是对于改造现实的祈祷与呼唤，却更像是对第二年就发生的灾难，以及再往后推迟20年发生的更大灾难的不幸的预感。这批由“天公”降下的人才减在那一场令百世悲怆的火光中，前后出现在中国的历史屏幕上。它们以百业凋敝、遍体鳞伤的伟大中国为剧场，进行了19世纪末最辉煌也最悲壮的演出。而这场演出的高潮就是1898年维新改良运动的失败。
我们现在展开的关于百年忧患的论述，把场景推向了1840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扮演的就是一个辉煌而悲壮的角色，他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位悲剧的英雄。在林则徐的背后，走来了长长的悲歌慷慨地进行过抗争、但最终都在危重的现实和凝固的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悲壮的失败者，从皇帝、宰辅、武将，直到士人，这是一个长长的让人惊怵的名单。
黄海硝烟的惊醒
现在，我们不妨把镜头从1840年或1860年往回拉，拉回到本书论述的时代，这是进人90年代的第四年。公元1894年，这一年9月中旬，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亨率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袭击清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双方发生激战，岁在阴历甲午，史称甲午海战。1895年1月日本以海陆两路直逼威海卫。北洋舰队腹背受敌。2月侵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服毒自尽。1895年4月17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以及数额巨大得吓人的赔款等，总计11款。
中日甲午海战的结束，中国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这一悲剧发生之时，全国的举子正聚集北京，举行会试。消息传到京师，舆论哗然。特别是这些前来应考的举人们，更是群情激昂。据康有为记述，消息传来，“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行于松筠庵会议，与各省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捧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诵，联扎察院前里许”。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关于国事的和平请愿。
许多史籍都谈到后来的百日维新与甲午海战的紧密关系。这是一串悲剧的连续引爆，中国为挽救危机进行的思考和改革，事实上从1840年就开始了，而直接导致戊戌政变的发生，其引信的点燃则是这个难忘的1895年：
尽管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巳上书朝廷倡言变法，但是他推动变革的活动直到一八九五年才以持久的大规模的形式出现。他重新开展这一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国的败北，此事对公众意识所产.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一次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首先，这场灾难使中国遭受的物质损失比以往的挫折都要大得多。除了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支付令人吃惊的赔款之外，它还丧失了对最后的重要属国朝鲜的宗主权，而且向日本割让了自己的大片领土一台湾和辽东半岛。这样巨大的牺牲出现在二十余年大声疾呼的“自强”改革之后，似乎是特别令人震惊和感到不吉利的。最后，由于中国历来轻视日本，把它看成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后国家，所以，深深的丧师辱国之感特别具有辛辣意味。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在《花甲记忆》中也写到甲午与戊戌的关系：
此役也，（指中曰甲午之战）败于东夷，由智者思之，当何谓哉？湖广总督张香帅著劝学篇，盖谓曰人之所以致强者，实因弃东学西，中国不可不改弦更辙。斯时也，朝内京臣亦主维新，皇帝洞鉴于斯，立即振兴举办，数月内降旨二十七道，皆新政也。梁启超也追述了维新运动和这一场战争的关联：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这是一次强刺激。如一支药针深深地剌人了中国僵硬而麻木的肢体，激活了那些最敏感的神经束，于是顿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1898年的那一场风暴，如论这风暴生发的中心，当然应当追溯到清王朝的中衰，它的闭关锁国和列强虎视，追溯到1840年的粤海抗英。但是，事情到了1898年，从皇帝到平民，谁都在中国被肢解瓜分的悲惨事实面前坐不住了。这时，由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举子的带动，这一场席卷全国的救亡风暴就这样形成了。
流血的世纪末
当然，以中国的积重和政局的复杂——其中有新旧政见的严重分歧、国人的未觉悟等等，戊戌年的仓促从事，其失败是必然的。守旧顽固势力以反掌之力，就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火扑灭了。随之而来的，是对这场维新运动的反攻倒算：有六君子的殉难，也有皇帝周围的人被处以极刑，许多同情和支持改革的官员、学者被革职、贬官、追查和流放，报馆被査封，报馆的主笔也被追究。那一系列的关于改革的诏令和已经实施的改革，当然都被取消。当然，我们可以见到的百口维新的仅留的印迹，便是皇帝轻而易举地成了囚犯，以及那个自咸丰以来一直控制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女人的重新“训政”一她甚至连那一块装模作样的“帘”也撤掉了。
上一个世纪末发生的悲剧，其原因十分复杂。一方面是国际资本势力的发展，它们出自寻找市场的动机，产生了侵略性。这种侵咯性常准确地看中了这个积弱而蒙昧的“中央帝国”。光绪皇帝和他的主张维新变革的智囊们的举措的失当，他们无视中国政局的复杂性而予以简单化的处置，也是导致失畋的一个原因。对此，有一份外国人写于政变当年的材料，也有尖锐的评述：
皇帝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他那些顾问们——康有为等，没有工作经验，因此善意地死了进步。他们不问吸收的能力如何，消化的能力如何，硬把多少年的食粮在三个月内塞进去。不过扼杀是暂时的，我们仍将看见这些因素会在未来的运动中再抬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