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里的盛大庆典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它本身的腐朽没落，对当日世界的无知，以及抗拒变革的立场和态度，给列强的觊觎提供了他处所没有的机会。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1894年，当时的中国正在为那位经她之手前后牵制了四个王朝的女人庆祝60寿辰大典。而日本此时，正在紧张地进行战争的最后阶段的准备。日本早在1877年就制定了《征讨清国策》，提出以五年的准备为期，伺机准备进攻。1893年，日本战时大本营宣告成立。可以说，对华战争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它等待的时机，就是1894年，“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
这时的中国黄海之上，战争的浓云密布，旅顺湾里的波涛在日夜不安地敲打着岸边的岩石，而在北京城内，却是一派升平景象。如同日本周密地准备对华作战的筹划那样，中国也在周密地进行着这个庆典的筹备工作。早在1892年（比日本对华作战的大本营成立还早一年）2月2日，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匡便被委派总办慈禧的万寿庆典，次年春又成立庆典处。
1894年6月23日，日本舰队在朝鲜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舰“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此时的北京城里，却是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据记载——从颐和园东宫门到紫禁城东华门，这20公里的距离内，共设“点景”60段，其中从颐和园至西直门设“点景”33段，从西直门至紫禁城设27段。每段“点景”都要建造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60段“点景”共搭龙棚18座，彩棚、灯棚、松棚15座，经棚18座，戏台22座，经坛16座，经楼4座，灯楼2座，罩子门2座，音乐楼67对，灯游廊120段，灯彩影壁17座，牌楼110座。每段“点景”挂灯145只，设官员、茶役、士兵38人，僧侣、乐师29人。据统计，每段“点景”耗资白银4万两，60段共耗资240多万两。另外颐和园大戏楼将在庆典之时唱戏数日，仅此一项开支即为白银52万两。在颐和园仁寿殿内搭起一座巨大的彩色天棚，共用掉丝绸17500多匹，连接起来可长达233公里，足以从北京到天津拉一个来回。
1894年8月15日，光绪皇帝向慈禧皇太后进献玉册、玉宝，并在她长长的徽号之后又加了“崇熙”二字；次日’清军在平壤战败；第三天，北洋水师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与日本舰队展开遭遇战，北洋舰队损失三舰，重创七舰。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北京城里的万寿庆典也步步推向髙潮。
到了第二年，即1894年，李鸿章苦心经营近20年的设备精良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支当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排行第六的庞大舰队，就在那位女人的生曰喜庆的鼓乐声中沉入海底。后据户部奏称，这次在颐和园和紫禁城中举行的生日庆典，总共花费白银541万6179两5钱6分2厘3毫，而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朝廷拨给前线的军费，只有250万两，不及生日耗资的一半。这就是当日中国，这就是上一个世纪末的惊心动魄的中国风景！
前面我们曾谈到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下诏停“海防捐”的事。这个与海防或海军“有关”的题目，其实是与慈禧的生日庆典和重修颐和园有关。关于慈禧挪用创办海军的钱用来修颐和园的记载很多，慈禧考虑到“在民穷财尽之时，大兴土木，势必引起人们的反对。于是，利用人们要求创办海军，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借办海军之名，行修清漪园之实”。并以海军衙门在昆明湖试小轮船，“复乾隆水师之旧”的名义打掩护。这样，在“备供太后看水操”的名义下，修缮清漪园各处建筑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水一恢复之日，也就是清漪园工程开始之时”久难怪翁同一穌要在他的日记中不无讽刺地认为此举是“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气有人还说，所谓“海军衙门”，其实就是“颐和园之工程公司”。
至于在建立海军的名下修颐和园用去多少银两，舆论大体都沿用了康有为“筹款三千万”的说法。多年以后，段祺瑞在追忆李鸿章的《先贤录》中也用此说：“已筹三千万，意在吞艨艟。不图柄权者，偏作园林用。”“三千万”这数目可能有些夸大。“根据清代专司皇家园林工程的‘箅房’的预箅资料显示，当时占全部工程一半以上的五十六项工程总共耗资三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三分三厘。其中佛香阁七十八万两；德和园大戏台七十一万两；谐趣园三十五万两。由此推箅，整个颐和园的工程造价应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
甲午战败。1895年1月5日，清政府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湖广巡抚邵友濂以全权大臣的名义往日本议和。2月2日会谈时，日方以张、邵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并令立即离广岛，赴长崎候船回国。3日，日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和谈全权代表赴日议和。13日，李鸿章果然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义赴日。马关条约就是这样在外交上极端受辱的情况下签订的。这就是中国当日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的说明，是当日中国真实的境遇。而在中国国内，却是上面所提供的那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可笑的情状，而且，这还只是万千现实中的一景而已。
这样的中国世纪末的风景，怎不让那些聚集在京师，准备以自己的知识和青春贡献给挽救危亡、振兴国运的天下举子们悲愤交加、群情激昂、热血沸腾呢？然而，这一切的后果，人们在戊戌年演出的悲剧中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病入裔肓的王朝
本书著者一再强调中国晚清的风云，从大的背景来看，固然是由于当日国际资本势力的充分发展，但是，当日国际列强为何单单看上了遥远东方的这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这个帝国本身的腐败和积弱，给列强的侵略并试图瓜分的行为创造和提供了完备的和有利的条件。质言之，不论是黄海海战的惨败，还是大清帝国的覆灭，归根到底，都是清王朝本身造成的。那些维新改良的改革家们，正是从这个角度向皇帝提出了他们改造中国、使之最终能够生存下去的方案。然而，清王朝实际掌握权力的那个女人，以及她所代表的整个封建制度最后拒绝了它。他们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灭亡。
这个王朝已是病入膏肓。指责光绪的软弱，康有为的“幼稚”，或是谭嗣同的“激进”，是很容易的，然而，换下（这是假定的）光绪、康有为，或谭嗣同，用比他们更坚强、成熟，而且不那么激进，即水平更高、更富有远见卓识的一班人（假定有的话），来进行二番有别于戊戌的改良或革命，恐怕也仍然挽救不了这个王朝灭亡的厄运。
就在慈禧用非常奢侈、奢侈得和快荽沉没的大清帝国的悲惨事实极不协调的举措，来庆祝她的60“万寿”的时候，海军提督丁汝昌几次提出在主要战舰上配置速射炮的请求，这项工程统共只需60万两，但就是弄不到这笔钱。当时亚洲最强大的一支舰队就这样沉没了。这黄海波涛中世纪末沉船的悲剧，惊醒了最后的帝国梦。当日的一批先觉者，就是在这样的惨烈的事实面前，面对了中国的百孔千疮，面对了自己的愚昧和腐朽，而不是怨天尤人。这种自省的力量，后来就化为了一道又一道的几乎无人理睬的诏书。
当日最可怕的病症，不是在没有军队和枪炮，尽管和强大的西方和正在强大的日本相比，中国有它的劣势。然而，即以北洋舰队的实际情况而言，在当时还不算太过落后，若是有良好的指挥和良好的管理，也不至沦于如此的不堪一击和顷刻瓦解。此即一例。当人们把中国当日的处境转向自省时，便发现了它的肌体的溃烂已到了药石无效的可怕境地。
以当日最高统治者而言，她对世界事了无所知，且妄自尊大，常口出狂言。如说：“外国之陆海军及机器，我亦称之，但文化礼俗，总是我国第一”，“予乃最聪明之人，尝闻人言英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予事业尚未成功、亦无有能逆料者，或尚有可使外人震惊之事，或尚有迥异于前之事，均未可知”。至于她手下的那些臣工，其掌大权者，也有愚顽不可及的。据载，由刑部尚书官至军机大臣的刚毅，“识字无多，不学无术，而锢蔽特甚，摧抑读书能文者”，他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读错别字以为常，将民不聊生读成“耶生”，将皋陶读成“皋桃”，甚至对人说：刚复（愎）自用，我只知道刚直，何谓刚复？”而这样的草包一个一旦反对起新政来却是“勇猛”异常，闻康有为用西法练兵、裁减绿营各议，他说：“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则洋人股直硬，伸屈弗灵，必非我敌。可见愚昧到何等地步！管学大臣荣庆不知秦皇岛在哪里，把它当成日本的别称。这是当朝军机大臣和管学大臣的文化水准，其余人等可谓等而下之了。光绪年间广东学堂开学，旗人官员德寿提出刪箅学、体操和地理三门。他的理由是：“箅学可删，因做事的自有帐房先生料理财务；体操可删，因我辈是文人，不必练那个；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叫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