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新诗以怎样的速度向前推进，我们仍然高度评价那些拓荒者初期的功绩。胡适《尝试集》的写作和出版无疑是中国新诗史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它是中国新诗的第一块碑石，记载着创业者的全部热情、智慧和艰辛，当然，也记载着当时的幼稚。谈论这部开天辟地的诗集，最需要理解的和吸取的，是它的尝试精神。胡适说：我们决心试验白话诗，一半是朋友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一半也是我受的新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实验主义教训我们：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必须要证实了，然后才算是真理。证实的步骤，只是先把一个假设的理论的种种可能的结果都推想出来，然后想法子来试验这些结果是否适用，或是否能解决原来的问题。我的白话文学论不过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的一部分（小说、词、曲等）已有历史的证实了；与余一部分（诗）还须等待实地试验的结果。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所以我的白话诗还没有写得几首，我的诗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尝试集》。《尝试集》于1920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初版在两年之内销出一万册，后一再再版。在1922年的亚东四版中，《尝试集》用了两篇代序，代序一是《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其中胡适自谓——
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
钱玄同为初版《尝试集》作序，首先称赞作者居然就采用俗语俗字，并且有通篇用白话做的。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我对于适之这番举动，非常佩服，非常赞成。胡适并没有如他当初设想的那样孤单，他很快就获得了同志和支持者。白话新诗的事业，终于由于这批创业志士的辟除荆棘而具有一种雄视古今的气度。
诗界革命酝酿了很久，清末的那一次终于以无所成而告终。进入20世纪头一个十年，倡导的是实践精神，一扫过去的空谈习气，扎扎实实地一首一首去做，而后一步一步地向着理想的目标前进。这就是一种空前的尝试精神的魅力。于是这种不事空论也不怕失败的思想前提，终于有了新诗的第一块奠基石。胡适用求实的态度迎接了此书的再版，在再版自序中他再一次指出其中只有老鸦等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余虽有可读的但不是真正的白话的新诗。这话显示出他已把目标放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远方了。
三、广泛展开的试验青春期的幻想和追求
趁着大时代的雄风，中国的文化界和文学界投入巨大的热情破坏旧物、创造新物。新诗在这里充当了先锋的角色。中国新文学革命的组织者们当时也许并没有明晰地认识到他们为什么选择诗的批判与创造作为突破口的战略意义。但我们如今反顾历史，便发现这不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恰是那些先驱者伟大精明之处。在旧文学的堡垒中，诗是发展最充分的一个品类。千年以来的无数诗人的创作实践，造就了中国古典诗歌完备的艺术形式、丰富的表现手段和极稳定的一套艺术思维和运作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整套的旧诗词系统，已经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情趣习尚以及功名仕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想冲破这一切，不仅要面对艺术的不可企及的完美的挑战，而且还要面对整个传统营垒的情感和风习的挑战。新诗这个毛头毛脚的丑小鸭，就是这样面对着数千年凝聚而成的艺术经典。说五四前驱者的伟大精明，就在于他们有这样的巨大勇气和魄力选择这一庞然大物作为攻击对象。这就是说，一且新诗革命成功，则整个新文学革命的成功也就不在话下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雄大目标的鼓舞下，中国新诗的一批实践的猛士，以百倍的认真和勇气，进行着这一史无前例的创造。这种创造的开始是扫除发展路上的障碍。围绕白话文和白话新诗的大论争，当然是首要的思想障碍的排除。也许随之而来的是艺术障碍，这就是胡适多次提到的当新诗人们用他们认定的白话来写作，而却在白话的字里行间屡屡出现旧词调。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完全不受这种影响，而一些白话诗创造的中坚分子也很难摆脱这种无所不在的纠缠。在胡适的叙述中，认为沈尹默君初作的新诗是从古乐府出来的，新潮社的几个新诗人，一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一也都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故他们初做的新诗，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胡适对自己早期的创作也有评论：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
所谓旧词调，就是古典诗、词、曲的调子。在革新的白话诗中，出现这种调子，而且总是顽强地出现这种调子，它作为旧事物的阴魂的附着是让创新者极为不悦的。于是新诗革命进入艺术草创期的要务之一，便是扫除这种旧词调。胡适是其中最努力，也最严格的，他曾经引用自己早期试作的白话诗——
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孤坟，斜阳悽楚，
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
两年后重读，他不禁感慨如同隔世。早期做白话诗的新诗人，大体都有很多这样的感慨和遗憾。《新青年》四卷一期（1918年1月15日）分别刊登胡适和沈尹默的两首同题诗《鸽子》和《人力车夫》，这大概是二人约定的进一步尝试的行动。这两首同题诗显示了胡适最初发表那八首白话新诗之后的前进。但依然体现出旧影响的痕迹，如胡适《鸽子》的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沈尹默《人力车夫》的风吹薄冰，河水不流等，都依稀可辨旧体诗的残迹。这一层旧意尽管很顽强地依附在新生的诗体中，但经过清醒的排除，还容易见效。而内容方面的创新则更为艰苦，例如这两首《人力车夫》所展示的思想，就没有超出古典诗中的体惋下民的旧人道思想的范围。
白话新诗从萌芽状态到完成自己的创造，即在旧诗的威慑之下建立起自己的形象，经过了众多参与者的大胆热情的探索试验而成果始现。初期白话诗经过艰苦奋斗而最终站稳脚跟的原因，诗人的执着追求固然是决定性的，但多半依赖于发表园地的支持和配合。在白话新诗创业初期最值得纪念的刊物，除《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外，还有《新潮》《1919年1月创刊）、《星期评论》（1919年6月创刊）和《少年中国》（1919年7月创刊）。它们都是综合性的刊物，但都以大量篇輻支持新诗的探索。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诗作的诗人都留下了最初的幼稚的但却坚定的脚印，成为中国新诗历史的纪念。
新诗的试验与《新青年》、《新潮》这样一些传播新思想的刊物诞生、发展相联系的事实，突出强调了新诗在推进新文化革命和新文学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至少在那些思想前驱者的心目中，新诗是与他们的意愿和追求相一致的。中国白话新诗自胡适率先勇敢尝试之后，一时天下才俊之士毕集，大家纷纷都在这个带有革命意义的园地上耕耘。这时的创作心态是非常洒脱和自由的，众人一心都争着做各自的试验，以期能为这个新生婴儿的成长留下前进的纪念。冯文炳对五四初期新诗界的这种心态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在《论新诗湖畔》一节中说：
据我的意见，最初的新诗集，在《尝试集》之后，康白情的《草儿》同湖畔诗社的一册《湖畔》具有历史意义。首先我要敬重那时他们做诗的自由。我说自由，是说他们做诗的态度，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做诗了，他们可真是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康白情还做过旧诗，以至他感觉要自由的写他的新诗，旧诗那一套把戏他自然而然的丟在脑后了，他反而从旧小说中取得文字的活泼，因此他有他的抒写的自由，好像他本来应该写那些新诗，只是好容易才让他写了。这一来便很见中国新诗运动的意义，其有人从这里得到解放，而且应该解放。
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和艺术的解放，促进着新诗人们进行前所未见的创造。坚决和彻底地甩掉旧诗的缠绕和羁绊，离它越远，越是不像人们以往崇尚的那种诗，就越是尝试的成功。这看来很是幼稚但却是他们革命性的所在。那个时代的基本精神是自由，因为前所未有，于是也没有任何的限制、提倡和指导。冯文炳在这里称赞的便是此种自由精神和自由心态：他们要怎么写便怎么写。
在初期白话诗创作中，因为它的追求与五四的启蒙、救亡这两个主题基本相关，于是一旦白话诗出现了，有志之士便想用之于启蒙，一部分新诗人很快地用这个新诗体来表现民众的疾苦以及他们的同情心。前举胡适和沈尹默的《人力车夫》，还有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车毯（拟车夫语：）》，这些诗都出现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是新诗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相呼应的产物，也宣布了新诗成立之后以艺术进行思想启蒙的尝试。俞平伯很早就把新诗和为人生的意图联系起来，他在《冬夜自序》中讲——
诗是为诗而存在的，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这话我一向怀疑。我们不去讨论、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反而哓哓争辩怎样做诗的问题，真是再傻不过的事。因为如其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诗以人生底圆满而始于圆满，诗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譬之是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便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
像俞平伯这样力求使诗和真实的人生相联系的主张，体现了五四初期的激情。以此为发端，中国新诗随后有一个长长的切及社会、面对人生的脉流。当然，激情的驱使也使一些诗歌满足于宣讲道理而忽视了诗歌的技巧和表现。梁实秋曾尖锐地批评康白情《草儿》中的一些诗，说：《草儿》全集五十三首诗，只有一半算得是诗，其余一半算不得是诗。他引用一些例子说明此种情况，其中《植树节杂诗》有句：
谁说颐和园不是我们的？
我们纵承认私有财产是对的，
难道不记得当年海军经费六千万支消在那里。
梁实秋说：我们不能承认演说词是诗。这一切也是自由的产儿。但毕竟，那些前驱者是在自由地开拓一个新天地。就康白情而言，却是瑕不掩瑜，他对新诗建设的贡献之大是很少有人可相比拟的，这，以后还将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