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她也为《王昭君》一诗写了《后记》。后记说，昭君在宫中多年见不到皇帝，乃请掖庭令求行。钟玲对此发表见解说，我忽然悟到她是个很有个性的女子，王昭君不仅只是果敢，对自己的美貌与机智，更是充满了自信心。钟玲一方面是洞晓史实，一方面又有自己作为女人的体验与理解的加人，而其核心则是从女性作为人对情感与性爱的人性的角度切入对象。女诗人本身是位学者，她能以科学与情感相结合的立场，侧重于以女性的体贴与温柔去解读这些历史上以美貌倾夺天下的女人的故事。她的独特思考使这些作品充满了智慧与才华的光辉。
钟玲写的是新诗。她的工作与我们熟见的一些作品不同，在那些诗中，多半只是新诗的形式而旧诗的内容，是旧酒装进新瓶。特别是大陆的一些诗人，有的干脆旧瓶装旧酒，既无革新精神，又乏时代风貌。钟玲不同于此，她的诗使人耳目一新。例如《唐琬》的开头，满城春色宫墙柳7只有我的心底广阴天暗地如深秋，劈天盖地以《钗头凤》一句直捣作品情绪和剧情发展的内核。这是洋溢着当代诗人的现代性。再看《卓文君》，竟是一首非常前卫的现代诗：
你不必琴挑我的心，
锦城来的郎君，
我就是横陈，
你膝上的琴，
向夜色，
张开我的挺秀，
等候你手指的温柔，
你不必撩我拨我，
锦城来的郎君，
只须轻轻一拂，
无论触及那一根弦，
我都忍不住吟哦，
忍不住颤，
颤成清香阵阵的花蕊，
琴心的深空，
往日只有风经过，
只有黑暗经过，
如今音波一波又一波，
锦城来的郎君，
是你斟满了，
一瓯春。
在别的诗人那里，可能用呆板而繁琐的重&；铺叙和编织，而在钟玲，却是出神入化的新创造。她略去史故事的复述，也去掉常见的情节编排，她只突出卓文君对锦城来的郎君的****，而且出以暗示性极强的女性对于自己所爱的心灵呼唤。
钟玲在《卓文君》中突出了琴挑。通篇都是琴弦顫动的意象，丰富而又适当的想象力笼罩下强大的生命力的冲动。这是一首全新的极富浪漫情调（这符合卓文君的性格）的抒情短章。琴的横陈膝上，琴的等待手指的温柔，琴弦的吟哦与颤动，从意象的设计到结构的严整，堪称无懈可击的优秀之作。
钟玲作为学者，她的治学的精进和严谨既体现在选材和材料的处理上，更体现在她对史载的一丝不苟上。这一组诗每首都有笺注，多数都有后记。笺注是她对材料的说明，后记则体现她对材料处理的独特态度。《卓文君》有一则笺注是锦城来的郎君而写：汉时成都尚未有锦城之别称，但因此名意象丰美，故借用之。可见，即使在做诗上，学者型诗人也大体都有此种治学的严肃性。这就是这篇文章的这一节标明的书卷气的原意。对相当部分的诗人来说，随意性甚至痞子气往往过剩，而独独缺少我们这里说的书卷气，这里所体现的严肃性和髙贵气是很动人的。当然，此处论述仅就涉及史料使用而言，而非对创作的普遍性而言。
读钟玲这组诗的有关文字，往往从中感到作者的深厚的学识与治学精神。由于她的言简意赅的整理，我们往往受益于知识的扩充和传递。如她写的《唐琬》共有笺注四条，均精辟而有深解。如其中有关唐琬资料的笺注指出：见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宋陈鹤《耆旧续闻》卷十；宋刘克庄《后山先生全集》卷一七八；清《历代诗余》卷——八引夸娥斋主人语；清末民初况周颐《香东漫笔》卷一。唐氏名琬，见《香东漫笔》。其余各注，有关于陆唐成婚年份的，有陆游集序所见涉及对唐琬的怀念之章的，都各有出处，极为详备。
从钟玲这些诗作的文字来看，她下笔之初即已熟读有关资料，她几乎是以治史的态度对待有关资料。但创作时，她又全然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技巧高超的诗人。这可以从《卓文君》、《苏小小》诸作看到。她写诗按照的是精神生产特别想象力飞扬的规律行事。学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使她在创作中拥有了与一般诗人不同的特点。以《唐琬》为例，她的《后记》有一段话：这首诗的时空设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春天，二人在沈园相遇的前一刹那开始。因为陆游七十五岁作的《沈园》二绝中，有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之句，我把他们相遇的地点，安排在沈园的小桥头。当她的诗涉及史实，她使自己尽量做到无一事无根据的准确性；当她的诗涉及想象的天空，她又匠心独运，日时空设定，日安排，她又是这精神产品的导演和设计师。我们且看她诗中的句子——他对我好又怎样？/四年了，不论是春风秋雨/依旧飘送你的低语/隔着重山，总有你的渴望/紧贴我的肌肤，不难感到她是以现实女人的心境情绪去写历史中的女人。
这样以治学的严肃性来处理诗创作的背景材料的，不仅钟玲一人，大凡学者型的诗人总难免这份积习。前面论述过的余光中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他的《湘逝》副题是杜甫殁前舟中独白。一席关于杜甫漂泊的暮年的行状，几乎就是杜少陵诗卷中有关吟唱的改造与提示。殁前舟中独白，当然是想象的。我们读着白帝城下捣衣杵捣打着乡心义悲笳隐隐绕着多堞的山楼/窄峡深峭，鸟喧和猿啸，几乎通篇就是家园离乱的情感记事，言谈之间融进了现实诗人自身苍茫的思绪，这不待言，最妙的却是《湘逝》的后记，和钟玲写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通篇可视为一篇精简的考据文章——
杜甫之死，世多讹传。《明皇杂录》说：杜甫客耒阳，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旧唐书文苑传说：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甸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新唐书亦然其说。浸至今日，坊间的文学史多以此为本，不但失实，抑且有损诗圣形象。
杜甫死后四十年，元稹为之作铭，时在旧唐书之前，只是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根本不涉饫卒之事。其实牛肉白酒之说，只要稍稍留意杜甫晚作，其诬自辩。大历五年，杜甫将往彬州，时值江涨，泊于耒阳附近之方田驿。聂令书致酒肉，杜甫写了一首长达十三韵的五古答谢。果真诗人一夕而卒，怎有时间吟咏一百三十字的长诗？而且诗中有句：知我碍湍涛，半甸获浩溘，可见诗人断炊不过五日，并非十日。其实一夕饫卒虽有可能，十日绝粒而不死却违常理，世人奈何袭而不察。
答谢聂令的这首诗，题目很长，叫做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此诗写成之后，杜甫还作了好几首诗，在季节上或为盛夏，或为凉秋，在行程上则显然有北归之计。《回掉》一诗说：清思汉水上，凉忆岘山巅。顺浪翻堪倚，回帆又省牵。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篙师烦尔送，朱夏及寒泉。又说：蒸池疫疠偏……火云滋垢腻。岘山在杜甫故乡褰阳，足见此诗正当溽署，疾风又病肺的诗翁畏湖南湿热，正要顺湘江而下，再溯汉水北归。《登舟将适汉阳》一首说：春宅弃汝去，秋帆催客归……鹿门自此往，永息汉阴机。可见归意已决，且已启程。《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一首又说：北归冲雨雪，谁悯弊貂裘？则在季节上显然更晚于前诗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能显示杜甫曾拟北归，不能证明时序必在耒阳水困之后。但是仇兆鳌早已辩之甚详，他说：五年冬，有送李衔诗（按即《长沙送李十一》）云：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县，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历五年之秋，为十二秋。又有风疾舟中诗（按即《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云：十署岷山葛，三霜楚户砧。公以大历三年春适湖南，至大历五年之秋，为三霜。以二诗证之，安得云是年之夏卒于耒阳乎？
前述风疾舟中一诗又云：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滞淫……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可见杜甫之死，应在大历五年之冬，自潭北归初发之时。右《湘逝》一首，虚拟诗圣殁前在湘江舟中的所思所感，时序在那年秋天，地理则在潭（长沙）岳（岳阳）之间。正如杜甫殁前诸作所示，湖南地卑天湿，闷热多雨，所以《湘逝》之中也不强调凉秋萧瑟之气。诗中述及故人与亡友，和晚年潦倒一如杜公而为他所激赏的几位艺术家。或许还应该一提他的诸弟和子女，只有将来加以扩大了。
由此可见这批沙田名士及其友人们的可贵的学术品格。不仅年长的一代如此即使更为年轻的一代，也都有了这种品格的传承。胡燕青可说是又一个典型。她生于广州，八岁来港上学。后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系，旋获硕士学位，现任教于浸会学院语言中心文学部，也属于我们此刻讨论的学院派诗人的范畴。胡燕青于1981年先获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学奖诗组冠军，又于1985年再获同一奖的散文第一名而闻名于此间的文学界。她的八百行长诗《日出行》在抽象的哲学式的拷问中展现她的生命经验与省思。正如她自谓：我开始怀疑以往的自己，到底在享用被爱对象的光采，还是真正地向往、投入。同时，我亦深深感到成长的痛楚……我是不肯一夕无梦的，在孩提与白发的中间，我决意找寻自己年轻而有力的，作为一个人的印证。这作品展示了她学者式的沉思的特性。
胡燕青另一篇重要作品《语天——李贺临窗》也如比她年长的诗人那样，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而传达出那种学者氛围。由于写硕士论文，和李贺独对了好些日子，《语天―李贺临窗》里，她尝试走进李贺的世界，对他为创作不惜和苍穹对峙、向永恒挑战的心路历程，体会良深。这是一首充分展现胡燕青历史、文学素养和艺术才华的诗篇。她以对李贺身世才情的深知，借他一夜对天私语，寄托一个早夭天才的情感世界。出语绮丽，凝聚异采，字字如玑，文言与白话的结合，造出了既古典又现代的特殊情调：试问我书桌上一萤枯瘦的灯舌广和窗外那小小的坊织娘厂如何戳得穿你千古无血的秋寒？这是一曲对为世不容的天才的挽歌，这里体现了极浓郁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景仰心情。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中国大陆如今很少有诗人以我们在这里论及的以古代材料为诗，而在这里却有着久盛不衰的热情，而这里，又是受到西方文化深刻浸润的殖民地。还有，从事这一工作的诗人似乎都是受到西方式的高等教育的人。而在大陆居住的他们的同胞和同行，他们却大体遵从另一种文化价值观。那里的学者和作家们所持的学术态度，多数倾向于批判地对待那些材料，他们崇尚现代性和欧化，他们不乐于谈论这些古老的题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逆反。
作为文化母体的大陆，表示了对这个母体和本源的冷淡，轻忽，甚至有些人还是无知，而长期脱离这一母体的隔海隔山的代代诗人，却遗传般地承袭了这种对于传统的深爱。这种两岸之间的文化焦点的反差是当今中国十分重要的人文现象：日夕接近的反而疏远，而拉开了距离的反而更有引力。但要是从诗的学院化这个角度看，远离大陆的诗界对于传统题材别开生面的再铸，的确是一种高雅情趣的展示。从香港学者化的这一代诗人的心态看，与大陆的那些激进的态度对比，他们却反而是接近于正统甚或是保守的。
即以前面我们论及的漂泊感这一点来说，像胡燕青这样一代人却宁愿在无奈之中坚持自己拥有的中国。他们的文化之根生于斯，长于斯，很难有另一种选择。胡燕青在读了颜纯钩一篇题目很长也很怪的小说后，写过这样一些话，这些话很能说明这一代学者的真实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