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都预备移民去了。不知行旅在即的心情如何？以为只是走一趟么，却不知仆仆风尘间，以驿站为家、篝火为灶的生涯，可能就是你一生的归结。或者有一天我亦被逼加入这流浪的行列，但我已经尝过割裂的苦涩，此刻不免执着完整的甘美。我当然愿意住在加拿大的两层小屋里，拥有一小片可以栽种蕃茄的耕地；也愿意站
在新西兰无际的绿原上，看白云下羊群悠闲地吃草，但我更希望留在我所爱的人身边，为他们工作和存活。
在这里，胡燕青除了印证我们在前面说到的以余光中为代表的那种为中国文化造像工程的投入，再一次印证中国学院诗人们所凸现出来的社会和文化两难抉择，同时也印证了我们此刻讨论的命题，即越是远离越有一种遥远的文化认同感。在这里，从钟玲到胡燕青都这样，都共同地表达出她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和强烈的认同感。这用余光中的话来表达，就是：我的缪斯是亚热带牵藤缠蔓的植物，这里，已成了我的根。
四、生存境遇的综合思考
从香港这些学者型诗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身处繁华的国际性城市香港，却保持了一个在内地很难再有的那种以友谊和学术为主题却充满诗意的沙龙式的往来。在沙田，以余光中的到来为标志，进入了这个文学繁荣季节的高潮。在沙田的文学圏中有的人如梁锡华以散文、小说和博学多才著称，涉及现代诗年纪较轻的则有黄国彬。黄国彬也是博学的一位，除了诗也写散文。他的散文《明日隔山海，世事两茫茫》、《不设防的城市》、《抄田的传奇》等都记述了如余光中、思果、梁锡华、黄维梁等沙田文友的名士雅趣。这些文章文笔生动有趣，读之令人神往，从中也可看出作者黄国彬的才华和学养。
黄国彬生于香港，曾就读皇仁书院和香港大学，获香港大学英文系硕士学位。1980年以意大利政府奖学金赴佛罗伦萨研究但丁，并进修意大利文。他诗作甚多。70年代诗倾向于对生活的关照和投入。在诗集《攀月桂的孩子》中，他总结了50年代以来香港诗的经验，在偏差之间厘正自己的诗风。我极力反对不必要的隐晦，更反对故弄玄虚；但我也不赞成为了易懂而放弃最适当最准确的表现手法，更反对作者为了浅白而简化诗想，违背艺术良心。十多年前现代诗的割切支离无疑是一种偏差。在70年代的诗中，黄国彬通过对都市生活的实际描写，传达出他对生活批判的倾向。如《天堂》，天堂的街道是长期便秘的大肠，写汽车在这个城市中的蠕动，人的生命在这种蠕动中的消耗；《逼迁》写城市的地产公司如兀鹰的眈眈，以及未来不可预知的结果，只能无救地等待死亡。
这些创作传达出一种有趣的背反：身在现代都市而心却向往古典。但这些受过中国传统文化薰陶又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学院诗人，大抵都能够在这种中西文化碰撞和汇流处，有效地处理调适并且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文化传统的环境来。黄国彬写过《母亲在门口炒菜》、《母亲，你的背已经弯了》、《给载》通过写亲子之情，传达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承袭，而《夜静听筝》、《雨天闲居》等却力求在新诗的格式中造出传统的意境来。如《春到沙田》则有意地在新诗中创造一种类似古典绝句的意境。
较黄国彬的年龄稍小一些的梁秉钧也是一位多产的学院诗人，他的经历与黄相近，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同上也相近，而在诗的追求上却倾向于现代而不崇尚古典。梁秉钧毕业于浸会学院英文系，后赴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比较文学，曾任教于浸会学院英文系，现任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梁秉钧出生大陆，长于香港。他没有前辈诗人那么多的旧
国山河的记忆，也没有更多的乡情愁绪。但他却也遥遥地认同并热爱中国文学的悠远传统。他的文化根意识也浓厚：
我们祖父母那一辈是1949年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的，他们也随身带来了旧日的风俗、生活和思想的习惯，以及对于往昔悠悠的怀念。父母一辈，都是新旧文学的爱好者，在塞满现实生活用品的沉重行囊中不知怎的也混杂了不少书本。母亲和阿姨在缝衣服、串珠带的时候，彼此呼应地背诵唐诗宋词，或者长长的古文书信游记，在我们耳边变成熟悉的节奏。
梁秉钧的自我叙述，让我们窥见中国文化不可言说的魅力。它能够借助哪怕是星星点点的机会，向着它可能企及的一切渗透，从而将你俘获。
评论称梁秉钧诗文关注周遭的人与物，敏于发掘生活的-精髓，落笔细致而冷静，善作暗示力避免检释，重视意念和技巧的创新（香港三联版《梁秉钧卷》出版介绍）。可以说，这是梁秉钧和黄国彬稍有异趣的地方。梁秉钧通过诗表达的是一个在香港长期生活并且受到美国式教育，如今又从事英文及比较文学教学的学者必然有的西化倾向。但即使如此，他和批评家也都认为，他的审美习惯仍然还是东方型的。受到郑敏高度评价的他的诗配画《北京儿童医院》，认为他能够在找到事物而易于失去张力而流于散文的松散的刹那，传达出诗语言的神灵之气。他的诗能在事物的具象和诗人的独特思维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诗在这个时候便成为诗人和自然撞击中留下的踪迹，郑敏说：也许在重记载细节、不介入等方面他受到威廉斯以来美国新现实主义、客体主义的影响，不多流露感情，不干涉自己所描叙的环境，重视地方特点，反对抽象，但他的境界却是充满了东方色调的。
梁秉钧认识到香港这一地区的特点，他体认香港是一块中西文化混杂的地方。他力求在这种特殊的际遇中，在两种文化的摆荡中寻求某种平衡。但梁秉钧较之他的前辈或同辈人无疑是在文化态度上采取更为前卫姿态的一位。他思考着，也力图通过诗表达着他所处身其间的现代文明对周围世界可能有的冲击及其可能进行的调整：
一直我只是想，在我们生活其间的破碎中
我如何能传递给你我感觉到的杯盘
刀叉之间那种平衡同情的目光？
是的，调度和剪接的认识都是无用的，
除非我能广大而包容它们，
帮助了解我们一度抬头看见的凝镜，
上引的诗表现了现代人对于客观世界的困惑。我们处身于支离破碎的混乱之中，但我们寻求平衡与和谐。我们力不从心，因为我们本身就被物化，并肢解为碎片。我们缺乏那种广大而包容的能力，因而，最终我们无法说明世界，更无法说明自身。
愈到近期，梁秉钧诗中这种对于现实的惘然之感愈加浓厚。他是城市中人，他对城市的洞悉使他能够把这种对于现代都市的表现不流于浅露而具有深刻化。那就是透过城市的驳杂和相互矛盾揭示人处其中的困窘。如下一首诗也是谈论艺术的，《与蔡仞姿讨论装置艺术及其他》，在讨论的过程他凸现的却是人的处境——
对不起，生活令我们早上九时半，
无法畅谈艺术。我们无疑都受制于，
时间和空间。一幅红岩逐渐剝落，
不同天气里隐约的山形从四面墙伸入，
室外的云雾，那是咖啡壶的蒸气吗？
还有烤面包，是了，你吃过，
早餐没有？那边有一个座位？
但哪里可以找到一幅比较大的空白，
容得下我们心中的画？也许加上，
海波的光影，雪花虚实的图画。
整首诗是讨论绘画的，但是繁忙紧张的工作与悠闲讨论艺术构成了冲突，就在讨论的过程中，画面上的云雾和咖啡壶的水气，早餐的座位与足以安置那画的空白纠缠在一起。这是香港的真实生活，时间和空间都被这城市的烦嚣占满了，艺术只能在这样匆促的电话简里进行。
他的一切感受都从实有出发，但却通过具像表达更多的理趣。诗人的睿智与才情于是得到显示。诗人徘徊在心与物之间，思考个人与世界的种种可能性。他通过多重视点和虚实相生的审视，能够在种种文化和生活情态的含情观览之中，从容展现那一切抽象之物的质感。因此批评家认为读他的诗是生命探索的旅程。
在《从现代美术博物馆出来》这首诗中，我们看到梁秉钧诗的后现代倾向。事物与事物的空间界限消失了，一种源于跨国资讯、国际性的企业发展打破了地域限制。随之出现的是全球性的空间意识。许多原有的意义和联系中断后，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在纽约，走过看见的东西一分钟就不存在但是我们有时又兜圈回到原来的地方，我在纽约只看到零碎的现代艺术眼前的路标7并没有信心我们可以找到平面以外的东西。诗人面对的是无尽的不完整和破损，但他显然不愿被这环境同化。他却在没有深度的平面的领域，追求一种历史的深度。这就是我们注意到的梁秉钧西化背后的传统化的顽结。
梁秉钧不是一位对生活淡漠的人，但他却在生活的烦嚣之前心淡如水。他把那一切判断藏匿于琐屑的后面，只是通过那一个又一个的场面和细节，在完全不动声色之中，使你体会诗人那拼贴的一片苦心。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可不要把他看成是一个表现现代都市文明和困扰的诗人，不是的，也如香港那些有着很高文化层次的诗人那样，他是在城市生活种种场景的背后，却依然萦怀着对于中国文化母体的牵连。他写在异国他乡的一首名诗《乐海崖的月亮》便很说明问题，应该是美国的月亮了，但却使我们窥见中国的月亮，甚至是唐代的月亮。看月亮升起的场面是西方的更是现代的，但与之对应的却是中国的更是古代的。如月出惊起汽车/在黑夜里断续鸣叫，它的潜台词却是唐诗中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再如在海边是谁初见了月亮？海上的月亮那年初次照见了人？它的未出现的对应物也是唐诗江畔行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由此可知，在梁秉钧充满先锋性的吟唱中，已经融进了与之完全迥异的东方古典情调。这是矛盾的妥协，也是对立的统一，在梁秉钧诗人得到实现。
在香港的学院派诗人中，陈德锦可能属于年轻一代。他1958年生于澳门，后移居香港，毕业于浸会学院中文系，新亚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现任教于岭南学院中文系。陈德锦熟知香港，如《宝云道》、《电车》、《雨中乘电气化火车离马料水》等都能较好地传达香港风情。陈德锦除写诗外还著有《南宋诗学论稿》、《文学散步》等，是发展比较全面的青年学者。他的诗也显示了青年一代的独到追求。他宣称近年对诗的形式追求趋于冷淡，认为只要诗意丰盈，语言形式或整或散都无妨。这表明他的诗观趋于稳定求实，没有时下常见的那种浮躁与时尚化。
陈德锦诗风平实，《如果时间可以》用的就是比较齐整的四行体，《鹰》也是接近格律诗的体式。在这些诗中，他作为香港诗人，表现了对于自然生态的关切。这是香港诗人把城市主题导向深化的信息。这是他的《鹰》：
不可以飞得更低了
依然看不见海面上有腐烂的尸体
一块漂移的油污给渡海轮辗过
随即分裂为一截破碎的天虹
在疾风里翻飞也会带来伤痛
草原上的雕隼要避开雪雨的弓箭
如今灼热的太阳在背上散发病毒
气流里是一股一股黑色的煤烟
我听到我的族类在天空呼叫
一列泥车把最后一块绿土运走
这里再不见树木也不是海岛
这就是我的孩子要留下来的地方
我们通常看到的鹰都是在空中作为强者的形象，如今的鹰的声音里却透露出忧患的悲伤。他的诗启示人们去考虑繁荣发展的另一层面的问题。诗人自述这类诗是他对这里的环境日渐受到破坏的一种回应，是我们此刻谈到的学者型诗人对于生存状态的综合思考的组成部分。
陈德锦的诗观在他的一篇很有分量的短文《诗的重要性》里表达得很完整。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诗的产生、独创性，诗的贡献、感性和知性、题材、手法与原则性等关系作了精简而透辟的阐述。这篇文章连同他的为数不算多的作品，构成香港当代青年学者型诗人的最新风貌。使我们通过这新一代学者的广博的学识、独创性的实践，不拘一格的思想，对香港诗的历史和现状产生充分的信心。
1993年67月，初稿于香港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
（原载《现代中文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