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混合着写实主义和非写实主义不同创作思想的变形的“头像”，一个是外表活跃的少妇而内心却是一个沉思的老树的奇怪的精灵，为我们提供了开启林斤澜近年创作奥秘的钥匙。可以说，从“石”。（《石匠》）到“火”（《火葬场的哥们》）这是林斤澜《石火》一集题名的由来他完成了他的创作主题的基本转移。要是再往前推，这种转移的迹象也更为明显：“春雷”萌动时节那种欢跃明快、经过生活的磨炼而成热的心灵进发出来的“惭愧”的叹喟；到饱经人生沧桑的“辘轳井”旁搅拌着苍凉与失而复得的生活权利的庆幸的情味。可以说，林斤澜的确开始一个逐渐以新的创作思想（八十年代创作思想）以逐渐替代《当然包含着合理的继承）那种正面的歌颂新的人和新的人与人关系的单纯的主题（基本上是五十年代的创作思想）。而这些新的作品中，大体上都活跃着一个沉思的老树的精灵，这个、精灵，也许存在于一个少妇的“头像”中，也许存在于有点玩世不恭的“火葬场的哥们”身上，也许存在于那些犯厂“神经病”的人们身上。
一个****的时代造就了千万颗沉思的心灵。这个时代意外地给了整整几代文学工作，以特殊的宠惠：他们有可能从历史的沉思中获得正常生活所不能给予的创作灵感。恶易位，正误互乖，热情与疯狂为邻，卑鄙被目为神圣的颠颠倒倒的错乱生活，不能不启迪着人们的智慧。这种时代给予的机缘，在别的作家那里，也许体现为对于伤痕的披餺，也许表现为对社会弊端的思考与砭正，也许表现为饱经离乱之后对于美好生活的眷顾与畅思。林斤澜面临这个新的时代，犹如在往昔的文学大潮中他寻求用自己的嗓音歌唱一样，他迅速地完成了创作重心的基本转移。他寻求属于他自己的重新再现生活的独特方式。
这种转移是基本的，但并非全方位的。这是一位艺术涵养十分丰富的作家，他不会轻易地抛弃自己实践中获得的多方面的经验。他宁肯使自己拥有更多的方式，而绝不会使自己陷于艺术的单一。因此，一方面是正面的面对生活，讲那些代表希望与新生的事物的美好，如《竹》、《悼》、《杜爷爷》、《肋巴条》等，基本是《春雷》、《飞筐》、《山里红》主题和方式的延续。但无可讳言，这些作品的成就正在被更富有魅力的作品所超越。老树的沉思具有更为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从生活的变态和颠倒中，概括出那个时代本质的一个侧面。邪魔，这是他的小说的一个篇名。在那篇小说中，一个正常的因“眼前黑，想亮光”而搞发明的人，被认为是“走了邪”。各种各样的人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对他喊出了一个声音：“邪魔！邪鹰！”这是一篇有着深刻象征意味的作品：愚昧和贪心把创造和追求诬为邪魔，而真正中了邪魔的却是那些裁定别人为邪鹰的人。这无意中概括了林斤澜对于****的时代以及它所造成的后果沉思而得出的结论，从而形成了他近年创作不断探求的主题。他说着一个又一个荒诞到几乎不可信的故事，以他特有的方式：黠智的诙谐，有些滑稽的文风和类似讽刺杂文的叙述方式，往往造成令人忍俊不禁的效果，紧接着引你陷入痛苦的沉思。他以特有的“轻松的严峻”的方式取代了他所揎长描绘北京乡俗景物的抒情笔调。
林斤澜试图证明，在那个年代里，一个个正常的人曾经被如何地指控为、歪曲为不正常的人。《阳台》中的“我”认定那个关在牢里还写书的“红点子”教授是“疯子”应该送精神病院检查，而这个“我”恰恰是一个****年代培育出来的无知愚昧的变态的人。《记录》是一篇以私设公堂的“提审记录”形式写成的小说。它的“犯人”曾一同，仅仅因为某个档案材料中有“徐尤英梅石菊曾一同填表参加复社”一语而无辜身陷囹圄。这原是一个绝大的荒唐。文章的结语是这样的：
曾：（忽然狂笑不止）哈哈哈……（目露凶光，口出狂言）曾一同不是我，曾一同不是人，曾一同是徐尤英梅石菊两人曾经一同……建议：送精神病院检查。医生提问：谁是病号呀？
医生的提问无疑是作家的提问，他把答案留给了读者。他的整个思考在于说明，由于一个可笑的療狂，把正常的人当成了犯人和精神病患者，而无知、愚昧和野蛮，却是变态的生活投给那些真正的时代狂人的心灵阴影。他极少选择正面揭示的方式做文章，他选择了这种具有浓郁的揶揄意味的方式，当然，这也许更能切近于那个离了常轨生活形态的方式。
这种邪魔的人物和故事奇迹般地集中到了作家的艺术构思中。《一宇师》中的那位严格、认真而很有学问的老师，一再被通迫，直到做了“看门人”。而他的念了错别字的学生以及念了更多错别字的学生的儿子却代替了他的位置。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本名应为吴白亭的人，他的退休证上却赫然地写了一个白字：吴白丁。《法币》的主人公，一个旧社会可怜的穷学生，仅仅因为自传上“家境贫寒，上学时常找外活来做，月人约法币百元”中的“法币”一词而受尽磨难。通篇小说是以“我的交待”、“补充交待”、“交待罪行”、“认罪书”、“报告”、“保证书”的形式分段构成。我们从这个直到最后才明白缘由的无辜的受害者茫然无所适从的不断的认罪和辱骂自己中，感到了疯狂年代中小人物的沉哀。
另一篇《绝句》，确是一曲悲哀的绝句。****，脱帽****，过了十年再揪出来的陈新，一个因残酷的历史误会而弄得妻离子散的陈新，犯了急性阑尾炎，右腹部疼痛。忙于夺权的医生们，却在他的左边开了刀。作家写这个痛苦的故事时，用的是让人笑更让人哭的笔墨：
老陈新觉得刀尖碰到了他的小腹，刀尖划拉着，不痛。好比是铅笔在皮肤上划一道线。可是右达怎么还有拳头鼓着拱着？啊，刀子划的是左边。老陈新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时挣开粘住了的嘴唇，说了一个字：“知道你右！”
就这样，他被胡里糊涂地送了命。这位连个遗言也无对象可留的人，最后还唱了四句对生活充满希望的“绝句”。这真是“中了邪”的年代。我们从这些溲画式的貌似夸张却是高度真实的文字中，看到了曾经有过的生活。这里，我们看到了类似契诃夫的方式：“在契二《河夫笔下，样样东西真实到虚幻的地步，他的小说给人留下立体平面镜，的印象。他似随手把文字丢来丢去，结果却像印象派画家似的，他的涂抹却有了极妙的成就。“（托尔斯泰《论契诃夫》）
当林斤澜写这些痛苦故事时，他的确想到了契诃夫，他甚至把这个时代的生活作品的环境做了比较。作家在《问号》中提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个穿绿衣的红脸汉子，他在一批****对象面前的表演，使人不能不想起那位艺术大师的《变色龙》。但《问号》绝不是《变色龙》的模仿，它是中国那个特殊年代的龌龊的土壤中培育的特殊菌类，它是中国式的变色龙。正如那位“眼神里透出凄凉来”的“黑帮”想到了变色龙又立即改正自己的看法一样——“他忽然手麵，一个思想顫颤地钻了出来：不对，不像，那个死洋人《变色龙》那里，没有最锻最革命，因此没有锻最最恐怖……，”
林斤澜就是这样，以一个个癍狂的和邪魔的主题对那个变态的年代的失去常轨的生活进行批判。在这个主题的完成中，他提出了作为觉醒的中国人的要求。这种邪魔主题，也许让人联想到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梦魇意识，梦魇意识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挣扎和抗议，表现了那些对于社会灾难无能为力和不能理解的绝望情绪，这种绝望情绪是长久的，不可克服的。而我们此刻谈论的林斤澜的邪魔的主题，是在一个曾经是健全的和良好的社会中，由于人为的原因而引起特定时期的剧烈的****。这种生活的变态不会是生活的常态，当然也不是永恒，它们之中有着质的区别。但是，就对生活变态的抗议而言，它们却极其相似。试看那个有口难辩的“曾一同”，那个因写了“法币”而历尽磨难的小人物，那个让人随意切割而丧命的阑尾炎患者，他们不也是一个个梦魇者？
“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不再抱有幻想，而在颓废和消沉的情绪中，现代派一般仍然深沉地保持着期待使个人和人性得到某种正常发展的愿望，在痛苦中发出了希望世界有一点人性的呼声”（陈昆：《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梦魇》）。那些生活在畸形社会中的人们，他们感到了梦魇的痛苦也仍然不是完全的幻灭。我们此刻接触的邪糜主题当然与之更有质的区别：我们依然可以从那怪异的魔影后面，看到闪动着的作家的理想之光。不仅是渺茫的期待，而是对于理想生活的创造和希求，这导致作家有可能对生活持积极的批判态度。这种批判甚至是极为鲜明的，例如前面提到的《问号》中对于喊“最最最革命”的那种邪魔势力的批判即是。不仅是《问号》，他的每一篇这类作品的背面，几乎都可以让人窥见那黑夜里闪烁的光点。《阳台》这篇小说，也许能说明更为丰富的问题。在那里，它刻画了“我”从“革命”捞到好处之后那种变态的心理。但它不限于这个“我”的批判，而且写他的醒悟：不是****者的“我”，而是被“我”****的人，是神经健全的强者。他们的位置不觉间进行了互换。而且他们终于在对于活泼人性的窒息的不满中，找到了“共同语言”——“窗外是阳台”。在这里，作家对愚昧无知的“我”，也寄托了可以改正的转机。在《神经病》中，张三、李四、王五都有不同程度的神经质，但他们仍然是健全的人，只是那种变态的生活迫使他们失去了常态而显得卑琐可笑。他们一这里指的是那些被认为“疯子”、“神经病者”，以及“口发狂言”如喊“曾一同不是人”的曾一同等一是什么人？他们是正常的人，只不过他们生活的环境失去了正常，因而在不正常人眼里他们失去了正常的形象。
林斤澜在表现这些否定或肯定意义的“中了邪”、“发了疯”的反常生活的反常的形象时，采取的也是反常的艺术手段。前面我们曾经提及。在创作的这个阶段，林斤澜那种带有浓郁“京味”的抒情笔墨变得稀少了，他也很少采用传统的那种正面表现的方式。这个原先就声称“自己的东西不完全那么写实”的作家，现在面对着他自己选择的瘭狂的和邪魔的主题时，不能不考虑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手法。这就使我们再一次想起《头像》来。《头像》的基本方式是忠实于生活的又对之实行有意的形象扭曲，这是一个变形的头像：尖尖的脑门占全脸三分之一，从眉毛到眼睛竟有一个鼻子的长度，她的眼皮长得令人吃惊。他不仅用这种明显的夸张和比例失调来写人物的外形，而且还用奇诞荒唐的方式组织他的故事。《微笑》是在一个“提审”黑帮的场所，一个被打成黑帮的声乐专家巧遇****队里的他的崇拜者和知音，****者与裤****者谈得投机，居然面对面半跪着练起嗓子来。待到提审黑帮一声令下，那位原来****队员居然自动地挂上了黑帮牌子，微笑地代他去受审。这些荒诞不经的处理无疑会引起笑声，但笑声过后又给人以严峻的痛苦的沉思。林斤澜在小说《卷柏》中曾经写了一句话：“都是偶然，细想起来又都不偶然”。这种有意的形象扭曲，环境扭曲，看似荒唐，实是妙不可言地再现了那个本来就显得滑稽可笑的人生世相一本身就是一个扭曲的怪物！
也许更为本质的是内心世界和精神的扭曲这点，林斤澜的笔墨更为辛辣无情。《火葬场的哥们》那个“黑旋风”一般的小伙子，他的外形和喜欢恶作剧的癖性，在一般人看来，不免有点特别，而那个被“黑旋风”叫做“貂”的女干部，却楚楚可人，她会适时的对人发出笑容（作家两处写这种笑容“一、二、三、四、五，数到五字，嫣然一笑”），这个外形并不扭曲的人的内心却是扭曲的。如那个“黑旋风”谈完工作，下意识地对着自己鼻子打了个榧子，她以为是对着她打的，心中恨恨，随手便在表格上写下一句“天书”：“本人谈话志愿火葬场为要”。轻轻一笔便把“黑旋风”发配到了火葬场。当然，后来“黑旋风”巧遇女干部，向她索取了一条花手绢，便把她引到停尸间，也是一种极度夸张的生活的变形。然而，这也是“细想起来又都不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