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会的那个夜晚起，不仅卡塔琳娜，而且她的女友沃尔特斯海姆的一切，都迓于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中：他们窃听电话，写匿名信，甚至用恐吓的和卑鄙下流的电话来折磨卡塔琳娜。他们一面审讯，一面把审讯的消息透露给新闻界。《日报》的记者托特格斯，是个十分卑鄙的家伙。他无孔不钻，歪曲事实，无耻捏造，利用报道恶毒地攻击和毁谤这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妇女。在卡塔琳娜货得名誉丧尽，生活毫无出路的情况下，于舞会后的第四天，在寓所开枪打死了这个托持格斯。小说就是从卡塔琳鄉的自动投案开始的。
二十七岁的卡塔琳娜，出身于矿工家庭，六岁时死了父亲。她从小自食其力，后来依靠做家庭助理员，养活母亲，接济不安分的哥哥。她省吃俭用，赊账购置了一套公寓房子和一辆旧的大众牌小汽车。她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劳动者。她蔑视金钱、权势和教会，她不受斯特劳布莱德的勾引，毅然地与那个市徐气十足而又善于“告密”的丈夫离婚而独立生活。在资本社会里，卡塔琳娜是个不肯随波逐流的正派妇女，她从不参加那些粗野的“唱片音乐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她的私生活是严肃的。人们认为她“没有幽默感”，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尼姑”，甚至被骂为“共产主义妖妇”。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舞会上认识了她所钟情的人，并掩护了他，却从此受到了极其残酷的折磨。《日报》公开称她为“强盗的情人”。警方传讯了她，审查了她的全部账目，甚至查抄了她的电话本、相片册以及所有的文字记载。但一切全都无可指责。他们还调查了全部有关人员，包括卡塔琳娜的邻居，邻居们对她反映良好。只有两个邻居反映说有时有绅士客人访她，有时是她带客人回家，而且二人所述的客人的年龄外表各不相同。审讯于是追究所谓“定期来访”的“绅士客人”问题。《日报》为此加油添醋地大肆渲染。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甚至无耻地用污辱性的语言告诉她，她“已经离婚了，用不着再有保持忠诚的义务”，并认为，“非强求性的温柔有时会带来物质上的收益，这并不是件坏事”。卡塔琳娜的淸白名誉蒙受了耻辱。
小说开始的时候，作者对它的艺术构思作了个比喻，认为好比是小孩的玩积水坑游戏：挖小沟使积水彼此打通，再引积水逐渐地排到蓄水池。疏导，就是这部小说构思的特点。无数小沟的排引积水，这就是情节的发展；这些积水进人蓄水池，这就是故事的结局。故事进行在卡塔琳娜与沃尔特斯海姆的家和卡塔琳娜充当家庭助理员的工业法律顾问布洛纳的家这两条并行的线索上。通过这两条线索，把西德社会的各阶层人物联系在一起，组成了这个社会的关系网，从而给卡塔琳娜悲剧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场景。作者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示和批判有其不可低估的力量，但又明显地受到现代派表现手法的影响，使情节发展颠三倒四、迷离恍惚，显得晦涩而不晓畅。从案情发生到结束，前后不过五天，却被有意地描写得头绪纷紊，离奇莫测。这样做，固然有助于引人入胜，但却明显地给作品思想主题的表达带来危害。作者承认：“这篇小说情节太多；其情节之多简直令人苦恼，几乎对它们无法顺利处理，这是它的缺点”。情节之多是事实，但它的艺术构思有意地增强了这种情节复杂性，这也是事实。
由于小说作者亨利希，伯尔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他笔下的人物，不论其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通过活生生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细节，再现了真实可信的形象。它们揭露了那个道德正在崩溃、是非善恶完全颠倒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洁身自好的卡塔琳娜被残酷地夺去她竭力以求的、艰难地竖立起来的名誉而沦为囚犯，这是资本社会的古老故事，如恩格斯说的，是“老而又老的故事”。但是，在小说锐利的批判的笔锋下，我们感到这个故事是新鲜的，读起来令人痛苦，令人忿怒。“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矫揉造作和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情节，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不脱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只要如实地叙述，就能使它变成新故事”（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由于对那个社会持有鲜明的批判的观点，因而，它“只要如实地叙述”，就显示出巨大的思想力世。
这部小说写法新颖。作者始终用客观报道的方式，讲述卡塔琳娜的遭遇。他的文笔是不事雕饰的白描，他只是用平淡的、甚至是近似冷漠的调子，从容不迫地来叙述这场触目惊心的迫害事件。他基本上不对环境和人物的行动作什么形容，作品中也没有出现什么惊人之笔，更没有华丽的词藻，整个风格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严峻的。作家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尽搜不流露自己的情感（有时有例外在小说的进展中，作家几乎不加自己的判断），他总是把倾向隐藏在事件中，让事件本身来判别是非、曲直，从中自然地流露出作家的爱僧。以追查卡塔琳娜的汽油费这一细节为例，经过警方的计箅，认为卡塔琳娜的汽油费大大超出她的可能使用数。对此，作者就是运用这种十分冷静的叙述，以展现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阶层人物的稍神状态。在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的追问下，卡塔琳娜对汽油费审问的回答是：
“关于这问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也没有计算过汽油费，但是我经常开皁出去兜风，纯粹是兜兜风，毫无目的，也就是说，开到哪里算哪里……然而并不是天天如此，我说不出来间隔多久才出去一次。但是多半是在下雨天，或是空闲的夜晚，而且总是单独一个人。这里，我说得更确切点，每当下雨，我总是开车出外兜團子。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也说不清楚。
卡塔琳娜自己都“说不清楚”，当然更无法解除巴埃兹曼纳以及检察官们的怀疑。这时，作者写巴埃兹曼纳”以温柔的微笑听取了这个解释”（多么可怕，多么阴鸷的“微笑”！）“他只是点了点头，又一次搓了搓手，他这样做，是因为卡塔琳娜勃鲁姆的口供证实了他的理论”。同时，作者又以同样冷静的笔墨来写审讯的会场：“室内有片刻一片沉寂，仿佛在场的人都感到吃惊或是有点馗尬”。淡淡数笔，写了巴埃兹曼纳的诡秘和他那踌躇满志的胜利者的神态；淡淡数笔，又写出了周围的人们对卡塔琳娜的不解一在他们看来，卡塔琳娜是有些狼狈的，很尴尬，他们认为，在她的这些难以自圃其说的话语背后，有不可告人的“难堪”这就显示出平淡笔墨后面的深刻。
在混浊不堪的社会中，一个洁身自好的单身女子，在空闲的夜晚，在寂寞的雨天，不愿在电影院或咖啡馆消磨那些危险的时光，而宁愿单独无目的地驾车出游，正好说明了她对现实的一种态度。这与其说是消极地逃避，不如说是卡塔琳娜身上有着生活在那个社会的一般人们所缺乏的东西。这就是他们认为的“似乎勃鲁姆第一次从她的内心深处暴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巴埃兹曼纳以及和他一类的那个社会的蛀虫们怎么能理解这一切呢？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后来用刻毒的讽剌口吻来戕害她那善良的心灵。“允许我说句笑话，那么你就在雨中开车出去，跑上成千里去当别人的女客人，是这样吗？”善良被看成堕落，清白被当作邪恶，正直的人却蒙受凌辱，坐在审判席上的，恰恰是应当受审判的人。这就是资本社会！巴埃兹曼纳之流所维护的正是这种沾满善良人们鲜血和眼泪的法律。“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淸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小说的作者对这些是有批判的，他有忿怒，但却是无言的忿怒，他自己并不特别地说出，却让你深切地感受到。
资产势力就是这样，一方面利用警察局和法庭审判着无辜的卡塔琳娜以及同情卡塔琳娜的人们，一方面又通过他们控制的报纸包庇那些躲在背后的寡廉鲜耻的绅士，继续毁谤受害的弱者。《日报》记者托特格斯甚至闯到卡塔琳娜母亲的病床前，致使这个因癌症刚动手术的人受刺激而死。这个用笔杀人的托特格斯，反诬她是自已女儿的牺牲品，反诬是卡塔琳娜“断送了她的生命”。不仅如此，托特格斯甚至无耻造谣说，“几乎可以证明：并不是她接纳了什么绅士客人，而是她不经邀请自动地作了女客人，去到别墅进行访问”。由于这个托特格斯的一再毁谤，卡塔琳娜觉得能够支持她生存下去的名誉和力量都完了，她甚至厌恶她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公寓房子。在这被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亲手杀死了她认为的仇人托特格斯。
卡塔琳娜的这一复仇行动，表明了她的抗议，表明了她对社会的批判，但是，也表明了她的局限。卡塔琳娜的局限，也就是作家的局限。在她看来，托特格斯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她把一切罪恶，归于那些“毁坏无辜的人的名脊、声望和健康”的“报业人员”，归于“报纸的报道”。卡塔琳娜不知道，托特格斯只是微不足道的资本家豢养的一条狗，而在他的背后，却站着操纵一切的最荒淫无耻的资产阶级大人物，站若整个的资产阶级。卡塔琳娜也不知道，迫害并毁灭她的，不是一个托特格斯，而是整个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从吕定、斯特劳布莱德，到巴埃兹受纳、检察官哈赫和柯尔顿，一直到化装成酋长的盯梢者“卡尔”、半夜里打电话说下流话的匿名者，以及那令人毛发悚然的无所不在的窃听网，整个社会就是一坐黑暗的监狱。卡塔琳娜相当冷静地枪杀了托特格斯，这正如在此之前她同样相当冷静地从卧室、浴室、厨房，把一瓶瓶酒、化妆品、调味品摔向洁白的墙壁一样。瓶子是粉碎了，而四壁却依然不动。卡塔琳娜因杀人而被判刑，而托特格斯的记者事业照样有了继承人，更不用说那一切站在幕后的人了。
这说明作者思想的局限。伯尔冷静的文字，对于他所认识的社会，确是一把锐利的解剖刀，但他却不能被称为好的医生。他给卡塔琳娜开的药方，并不能拯救生灵，反而断送了她。伯尔对社会有批判，但也有幻想。他批判新闻界的恶劣行径，也呼吁人们关心并制止那个极其庞大的“录音带队伍”。但不能原谅的是，他竟然让受尽折磨的卡塔琳娜在监狱中做她的和平幸福之梦。作者这样写道，卡塔琳娜想，她和戈顿八年至十年服刑期满之后，一个三十五岁，另一个三十六岁，他们将到某一个地方，“开一个高级饭馆”。可见，主人公卡塔琳娜和作家伯尔共同认为，卡塔琳娜的悲剧，只是偶然的不幸，并不是社会压迫的不幸，并不是这个社会的必然悲剧。像她这样一个正直善良的弱女子，以清白无辜之身而横遭凌辱，身陷囹阓，这一切，却不能使她看破资本社会的“红尘”，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诚然，亨利希伯尔对他所生活的社会是有认识的，他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此作了尖锐的批判与揭露。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显然地看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