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寂寞》是一个乡村普通教师的清寂生活的记述。那里有一架被书籍占去三分之一的床，有一盏看书用的床头灯。在那里，他写道：“把寂寞当成一种享受，不也是人生之大悟吗？”《书缘》写的是这个“书痴”静夜里读书的情趣。从那里我知道，作者虽身处僻壤，却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让人真不敢小看崇武这个“小地方”。《一生何求》写的是一个平凡的大学生求职的苦辛，最后他又回到自己的中学母校，继承了师辈的事业。《求职》的内容与前文相近，是在“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在那个偏僻的校舍里，在一批质朴的学生中间，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无怨无悔无愧”的人生。
还有袓父，还有母亲，还有朋友，还有不眠的灯塔，还有满山遍野的石头一崇武的风骨！这里的每一篇文字，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人生，都是人生的真情：艰难中的寻找，困厄中的坚守，寂寞中的奋斗一…透过那些文字的间隙，我们不难看到有一种崇高的光耀在闪烁。那是稍神，那是超越了物质的、特别是超越了物质的贫困的精神。
写文章需要技巧，但首先不是技巧，首先是文章要有意思。散文立意要髙。而这却非“想”髙就高得起来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决定文章的成败得失呢？是人，是人的素质和境界。这些活，是由本術鹤的散文引起的，我的所有意思都在这里了，读者诸君定有明察。
1999年7月24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余树森的散文报告文学研究
余树森以毕生的心力贡献于中国散文的研究和创作，愈到晚近，他的观念愈开放、判断愈准确、论析愈精警。可惜，他还来不及把他所已达到的充分显示出来便中断了。这部余树森生前瞩望甚重、用力至勤，不乏开创性意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的未能写完，对他来说乃是永恒的遗憾。所幸者，这书毕竞以后代学者智性的接力而终于告成。这对于余树森、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学术界都是一个安慰。
中国现代文学，以四十年代的结束为界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环境变动的因素的影响）而有了巨大的变异。通常的文学史研究，注意到了这种决定的社会因素，但多采取硬性的切割，而很少注意到二者内在的关联，质的延续及转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而言，不充分重视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定会产生迷误，但若无视处身其中的文学自身的呈现，它为顺应形势而作的坚持或扭曲，特别是若无视在环境的挤压下自律性的文学流变，必定会造成学术质最的重大缺失。文学史的分析，到底是文学规律的探讨和把握，并以此与其它学科区别开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不注重“当代”会失去时代感；不注意“文学”会失去学术性，二者均备，虽然难度甚大，实为必须。余树森这本著作的鲜明的独创性，也首先集中地体现在这一点上，即他非常注^文学现象的考察置放于中国这一特定社会时期充满复杂性的广阔宏大的背景中，他不仅非常注意文学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的那些部分，而且也非常注意在大的涵盖下造成的文学本身的特性的发展衍化。如本书第一编提出，“延安散文”和“战地报告”造成的散文“倾斜”以及这种“倾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展，这命题来自文学的实际，而文学的实际又受约并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实际。由此不难看到余树森宏阔而富有历史感的学术视野和切实严谨的学术风格。
在学术研究中，倡导对实际状况和资料的了解和把握并不是鼓励对于材料的堆积和复述，更不是鼓励平面化的现象罗列。在这本著作中，我们看到了非常可责的通过现象对于规律性和本质的概括和归纳。不面对具体的文学实际的夸夸其谈是研究者的陋习，而仅仅满足于材料的铺排的研究者与创造性无缘。学术的水平和品质的检验，往往是在是否能够通过对具体现象的综合揭示出它运行的规律和独特性上。本书虽处理的是“当代”这一特定时间段的散文文类史，然处处让人体味到一个现代散文艺术传统之潜在参照系的存在。
从“五四”散文传统的“断流”、“有限继承”、“五四，散文审美风范的再现”等精到论述中，均反映出作者这种开放的史观和自觉的史识。本书把散文在当代的发展，直接上溯其与根据地文学实践的承传关系，揭示了“延安散文”对当代散文之巨大影响的事实，并就此提出由“记者文学”趋向作家文学，由新闻性向文学性，由“战地报告”到“工地报告”等新鲜命题，均是从实际出发的对于规律性的认识和提炼。这样的例子不仅见于此处，可以说，它的精神贯穿于整部著作中。如第三编用“散文的诗化”和“报告文学的小说倾向”来概括六十年代初期这两种文体的大倾向，也是出发于实际的准确而新鲜的提炼。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最近十余年有了重大的进展，其标准就是它业已改变了八十年代初期那种表象性的描述而进人到对于本学科内在规律的深入探讨上。在涉及这种非表象而重实质的揭示时，研究者是否具有敢于冷静客观地面对文学自身的扭曲和痼弊的勇气，则是检验一本著作或一个作者学术品格的一个尺度。本书的写作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它的优长之处。如它注意到五十年代中期的“复兴散文”运动的存在以及指出它难以超越具体环境的制约而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只是蠃得了审美特征的部分回归，并未能深入散文与个性这一核心主题”，表现出作者的机智和锐气。这种论述，在第三编中也有表现，如讲六十年代初期的“诗化追求”的结果是：“散文由寻求意境，而走入困境”；报告文学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与进展，基本上保持着写真实的“好人好事”的“小报告”的格局。这些论述绵里藏针、含而不露，没有喧哗的描写，却有着内敛的锋芒。
本书对散文和报告文学的考察一直延伸到九十年代。它的考察的范围捕捉了近期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实践。这种难度颇大的“近距离”的考察，使本书的“当代”性更名副其实。如对新时期初始阶段在诸种文类新潮迭起之际散文领域的相对停滞的评析，对它“在一片忆旧，和招青，的筑围中沉寂和萧条”的揭示，便是独特而敏锐的。它还及时传达了“新散文”、“女性散文”、“文化散文”或散文的“新生代”这些最新的散文信息，使本书新意迭出，迎面吹来一阵阵清新的气息。这当然有赖于陈旭光生气勃勃的接续。作为学生，陈旭光没有辜负他的老师的临终嘱托。他在博士生课程繁忙的间隙里日夜兼程，终于使这本书能以完整的面目出现。陈旭光近年来在新诗研究领域用力甚勤，颇有新见。但从诗歌到散文，如其自述，面临着一个“学术范式转型”的问题，然就这本《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的续写看，这种“转型”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他把多年来研究先锋诗歌养成的理论锐气，带进了他的散文研究领域，这尤其体现在他对“新生代”散文等具有某种“先锋性”的散文现象的探讨中。总之，本书后半部分的文字体现了青年学者的朝气和机敏，他以与时代同步的感知，概括了嵌近这一时期散文的多元共生状态以及散文文体变革、艺术思维的“向内转”趋势、散文主体人格重构等新意向。
这篇序言是余树森于他弥留之际对我的要求，在他去世两年之后把笔临摹难免有一种感慨。人生太过短暂，余树森病逝于盛年也未免匆匆。他一生勤奋、专注、认真，作为充满创造力的学者，他已做了很多事，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是，他的工作不得不猝然中断。我们面对这无法抗拒的强暴，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剩下的，也就是如今这样两代学人接力赛般的与生命抗争的纪念。
1995年闰八月中秋于畅春园家中
序《二十世纪中外报告文学论略》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中国的诞生和兴起，与中国新文学大体同步。它是新文学的一个品类，有时也被归入广义的散文中。但我以为报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单列更为适宜，因为它毕竟与一般的散文有较大的区别。一般的散文只需遵从文学的规律，而报告文学除了受到文学的某些限定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了新闻的限定。
中国的报告文学既与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变革性的新生有关，更与近代以来新闻传媒手段的兴盛和发达有关。“报告”是新闻的行为，除了一般篇幅稍长之外，与通常我们熟悉的新闻报导实质上并无区别。不同的是，此种报告在这里被赋予文学的性质。它从新闻中剥离开来，成了隶诚于文学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既是“报告”，又是文学，它是一种两栖的文体。作为文学的一种，我们当然更为关切它的文学性。
需要判明的是，文学在多大规模和多大程度上“限定”了“报告”，从而使原先作为新闻的文体被赋予了文学的性质的。文学对于“报告”的施加，首先是它的形象性的表达、相当广泛的文学手段的有节制的应用以及受到鼓励的抒情性的充分加入、语言的生动优美的要求等。正是这些文学元素的进入，使原先较为纯粹的新闻品类变得不那么”纯粹”了。也正是这种不“纯粹”因素的加入，使此一原先的新闻文体具有了美文的性质。
当今学界对于报告文学是否允许虚构存在着分歧的看法。但我个人坚定地认为，尽管文学对于报告文学的浸润可以非常宽容，惟一的一个例外，是对于文学至关重要的虚构，在这里受到了排斥，是绝对不可通融的。报告文学的生命是对于人物事件的绝对真实，而虚构完全有可能伤害此一根本。除此而外，也许还有传统文学的典型化手段，在报告文学中也需要慎重对待。
报告文学也有区别于一般的新闻写作的地方，上面讲到的“篇幅稍长”，只是表象性的说法。其实，就一般而言，这一文体往往用来集中报导较为重大的新闻题材。内容的丰富，事件的复杂，决定着要以较长的篇幅来装载它。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只是用来写“大”题材的，其实，“小”题材也可以做大文章。有一段时间，中国文学界兴起了“文学大报告”、“报告大文学”的热潮，以为非“大”无以成文学的“报告”，实在是认识上的偏离。当然，这些“大”报告文学的普遍忽视文学性，也是不可原谅的缺失。
中国的报告文学伴随着新文学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它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各个重大转折时期都留下了鲜明的文学性的记载。从早期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夏衍的《包身工》到宋之的《一九三六畚在太原》，这些前辈作家的劳作，奠定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坚实基础。随后又有华山等杰出的记者一一作家，通过他们文学之笔，生动地报道了在战场、农村、矿山、工厂发生的诸多动人故事。华山的《踏破辽河千里雪》、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以及徐迟的《祁连山下》，均是辉煌的接续。新时期以来，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更是创造了报告文学空前的繁荣期。
与创作的繁荣相比较，学界对于报告文学的研究，就显得相对地滞后。就是说，创作报告文学的作者很多，写作的成就也很大，但对它进行研究和批评的工作却很少。专门的研究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正是在这种期待之下，我欣喜地读到了龚举善先生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外报告文学论略》，这种欣喜，首先是一种毕竟有人一特别是像龚举善先生这样的年轻学人一未曾忘却并积极关注和投人这一文体研究的慰藉。更为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关注是非常专业化的。
龚举善先生长期从事文艺学和报告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指导老师尹均生教授对他的治学和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我的印象中，赛举善对报告文学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的研究视野非常开阔，论述的范围也相当地广泛深人。他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在叙述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他对此做出了阶段性的归纳：三十年代的救亡型，五十年代的建设型和八十年代的改革型。这种归纳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从中表现了作者知识“积累的丰富，和宏观概括的能力。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划分大体仅停留在外在现象的把握上，未能深入到文体自身的建设方面，诸如风格的成立和演变，个人的和整体的审美风尚的把握和总结等。对比前者而言，后者可能更为主要。
这种缺憾也表现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上，即是对比他的整体概括能力而言，他在文体自身的研究方面相对地要弱一些。但即使如此，他所做的工作已是相当地有成效的了。例如关于左联与三十年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他取向于文化发生学方位的考察，就是很有新意的。再如在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考察方面，他取向于主题学方位的研究，也都别开生面。龚举善的研究不仅涉及中国的报告文学，而且涉及世界领域的报告文学。他围绕斯诺创作所进行的研究颇为深人。关于世纪之交的国际报告文学的发展态势的同望与前贍，也多有创见。
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我更为欣赏他对报告文学的“良知与正义”、“批判性的文化品格”这些品质的强调。他的这种强调表现了作为年轻学者非常可贵的信仰与追求。还有一点，也是我要着重指出的，这就是，学问的范围很大，以一个人毕生的精力去做，也难以尽善尽美地做到。也许天才是个例外，但我并不迷信天才。因此，认定一点，坚定地、锲而不舍地、一点一滴地做去，如现在袭举善在报告文学领域所做的那样。我以为，这就是值得提倡的学术品格和治学态度。
2001年6月6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