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所收多近于学术随笔一类文宇，太过专门的学术论文未予收录。这些作者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直面鲜活的文化状态和文学潮流。他们把文学发展的动态，放置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他们的学术活动，其最鲜明的特点是对当代的人文状态的充分关切。这是这些青年学者最为感人的学术品质，他们的确无愧于培养他们的那些学校和学术机构。
做学问最忌的是不着边际的空泛，是虚无缧缈的高谈阔论。本丛书的作者的专业是文学，文学较之其他学科具有更多的审美性和精神取向，相对于生活的物质性方面显得是有点“漂浮”的。因此，对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始终保持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的密切联系，对不断发展变革中的社会、文化、文学实际保持着精英意识的关怀和投人精神，是体现作为人文学者的胸襟、涵养和品质的最重要的条件。令人欣慰的是，本丛书的作者们的行事，大体上也都未背离上述条件。
本丛书的名称是“博士思想文丛”，我很欣赏这个名字。博士们是研究学问的，这个题目把学问和思想联系了起来，是很有见地的。做学问而缺乏思想，做的只是死学问。一个有作为的人文学者，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各个层面进行积极的思考是应有之义。说他们是以文为生还不够，极而言之，他们是以思考为生。思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建思考必将化为积极的物质力量，从而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文学者是不应该与世隔绝的，他们的思考必须同社会兴衰、万家忧乐息息相关，并将这种投人和关怀转化为锐利的思想穿透力。
前些年有人呼吁作家的学者化，究竟多少人在响应、多少人在实行，究竞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都很难说。今天我还想再补充一条，这便是对学者的要求~他们应该同时是一位思想者。在这个平庸的年代，这种想法也许会招来窃笑，只好由他去了。但当我面对着这一套充满人文关怀的著作，打开书页，为它那喷薄而出的锐利的思想力和批判精神所感动的顷刻间，使我对自己的这些想法顿然有了某种自信。
2000年3月11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诗和科学随想
很早的时候就听人讲过：数学里有诗。数学我不僅，我的数学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而狀生地害怕数字。所以，对数学里有诗的说法，我職衡雜疑。生活久了，认识了一些理科的朋友，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不少的雕。在如火如荼的1957年“鸣放”期间，撒谭天荣的大字报里一发现了诗。谭天荣是物理系的同学，那时还有几位数学系的、化学系的同学，写文章、写诗、朗诵、演讲，都充满了才情。对于诗与科学的亲密絲是有些了解了。
后来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他以诗人的文字和思维，把陈景润的数学公式演化成了美丽的诗。徐迟先生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和他正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对他的采访和写作的过程有一定的了解。至此，我对于数学里有诗的说法是深信不疑了。
我有几位科学家的朋友，他们又都是诗人。现在生活在美国的非马先生和沈志远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中一位是核专家，一位是超导专家，但他们都写很漂亮的诗。他们以科学家兼诗人的身份徜徉和翱翔于诗和科学的领域，他们的理性和情感的结合，他们的潇洒飘逸的姿态，都令我们这些“科盲”妒羡。
沈先生前几年写了一首题为《中微子》的诗。他在诗中引用了当今科研的新成果：基本粒子中的中微子不仅有质量和不仅能以光速运动，而且其中伊、妙、道三种中微子还可通过震荡而相互转化。沈先生将这些科学发现成功地转化为优美的诗意：三姐妹亲密无间而且心灵相通，可怜的是光子小弟弟，他虽然成了惟一的赛跑冠军，但却因而失去了游伴。更有趣的是非马先生的和诗《光子的独歌》：“夏天里过海洋，胸怀中真欢畅”，回过头来看，中微子竟变成了“三面夏娃”（好莱坞一部老影片的中译名）在思凡。沈志远先生的《电脑与人脑对话》，非马先生的《万有引力》、《进化论》等，都是比较成功的科学诗。他们的实践进一步证实了诗与科学间的亲密关系。
我以为科学诗的写作，只应是一种诗与科学产生联系并彼此溶解的写作，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在诗中装填进去科学的内容。科学诗不仅意味着诗的涉及科学，而且是诗对科学的“改造”和“溶化”。这一类诗当然不排斥“直接写”，然而更重视：“诗一样地写”。不论它写的是何等内容的“科学”，最终，它都必须是“诗”。前面引用的非马和沈志远两位诗人的作品，都证明了这两个差别很大的门类的结合，要有一个形象化的转换的过程。
2001年3月21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作家的写作立场
旧时的中国文人，写作为文大抵都站在为圣贤传言、以文章经国济世的儒家立场上。他们孤绝清高，虽然悲天悯人，却极少表现出与普通民众的亲和感。当然也难以表现出独立的个性特征来一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文人，但为数寥寥。
这种局面到了新文学诞生以后有了改变。文学写作中出现了摆脱旧文人习气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个性的觉醒，民主的意识，賦予作家的写作以崭新的姿态。尽管传统文人的意识仍然大量地存在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作家之中，但通过他们的言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新型知识分子的品质业已出现。新文学带来了作家写作意识和作家自我选择的巨大变化。五四时期新兴作家的写作姿态，因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作家秉性的各异而互不相同。但由于中国社会处境的约定，大都站在了救国新民的立场上。那是一种不受他人指定的自我抉择。当时的整体气氛是宽松而自由的。例如初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立，都是因创作的倾向的接近而实现的自然结合，而并非来自某种指令。它们互异而又互渗，但并不决绝。
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性的壁垒森严的划分，是在新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引进之后。那时开始按照作家写作的不同取向给这些作家以阶级立场的判定，于是出现了无产阶^家、小资产阶级作家、资产阶级作家，等等。到后来的某一个时期，又有“红黄蓝白黑”的划分，也都是阶级划分的变种。但那时这种阶级划分也只是一种判定，而不是一种规定。对作家的写作立场进行规定，乃是行政力量极为扩张之后的事。
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开始要求作家必须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进行写作。诸如人民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以及党性的立场等，作家的个人立场则毫无例外的受到排斥。这些要求被认为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如不认同则可能（甚或必然）受到压力和制裁，这已是当代众所周知的事实。
经历了曲折、甚至是痛苦的过程，时代是明确地进步了。如今的中国作家虽然仍被要求、但却可以自行选择自己的写作立场，而不必担心舆论的干预。立场的争论在文学界基本不再时兴，作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确立自己的姿态，而不必听命于他人。
近期诗歌界展开的关于立场的论争，其声势相当地猛烈，但却是诗人们基于不同的审美追求自发地展开的。意识形态未曾对此施加影响，更没有如同往常那样做出要求、或给予评判。据我所知，不论是“知识分子立场”还是“民间立场”，其实都是一种边缘立场，争论的双方无一例外地都是知识分子，也无一例外地都具有、似乎也只能具有民间的身份。所以说，当今诗耿界的这场争论与其说是立场之争、不如说是审美追求的差异之争。
1999年12月4日于北京大学
现实人生的关怀
文学到底是维系着人生的，它总是人生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具象的或抽象的画图。因此，不论是直面世俗，还是涉及高雅的精神层面，从风花雪月到虫鱼草木，文学在讲什么，也可以说文学在关怀什么。说文学什么也不为，这话便意味着虚妄。文学是有所为的，它或者关怀者现世的一切，或者关怀着虚幻的、“不存在”的一切。
这原是一些肩于常识性的话题，到如今为何却成了问题了呢？这说起来倒是有些绕口。先说“现实”这词，在现代文学中其词义是很含混的，从现实的人生到现实的政治，都是一种“现实”。有一段时间，在文学中所谓现实其实就是政治，至于说到政治，就涵盖了甚至吞噬了全部的现实。“现实”的声誉并不好。因此说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时，总有一种被政治篡夺或被奴役的感觉。
其实，文学并不因为曾经被替代而与政治无涉。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和诗^人都因其投身于或表现了进步的亊业而蠃得了荣誉。只是在中国，在中国的某一个特殊的年代，由于政治施加了威权而使文学沦为附庸以至于最后的丧失。这经历犹如一场疆梦迄今尚给人以惊悸。于是，偶一谈到文学的现实关怀等话题，人们便有杯弓蛇影之感，这原也可以理解。毋庸讳言，若言及文学的现实性，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不应是题外之是非常自然的。
我们在当今的文学形势下，之所以重提“现实关怀”这一“古老”的命题，是有感于时下文学的严重缺失。从“表现自我”到私秘化写作，文学在回返内心的过程中，有了对于外界的重大遗忘。失去重大关怀的文学满足于自我抚庫和自我陶醉，它们不再关心自己之外的任何的人和事。文学变得非常地自私，文学也因而失去了重量。
重提文学的现实关怀并不是要文学回到过去，也不是要文学不再表现自我。只是希望有了重大缺失的文学，弥补那种缺失。只是希望走向内心和私人空间的文学，同时也不要忘了自己生存的世界。
2000年6月20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个人的文学和集体的文学
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与人的觉醒有关。胡适讲新文学革命的两项内容，一是“活的文学”，一是“人的文学”。“活的文学”指语言工具的革新，是建设和到达“人的文学”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所以，新文学革命的基本内容和目标，乃是通过人的发现以建设人的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前夜，周作人在《新靑年》5卷6号发表振费发聰的大文：《人的文学》。这篇被胡适誉为“最平实伟大的宣言”的文章指出，新的文学“需营造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他把这称之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可见，新文学在它的发轫期就有很高的塊界，即确认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个人，文学的灵感以及创造的全过程均与个人性的感悟与劳作有关。文学当然要作用于社会和大众，但文学是生发于个人、并经由个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发酵最后通往社会和大众的。但是这一根本性的命题，却在新文学的发展途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异。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的左翼思潮，几乎毫不犹豫地将文学定位于集体。这种定位导致前述那种文学的个人创造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受到严重的贬损和否定。
历史经历了弯曲终于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来，如今再谈文学的个人性已不再是异端。当今的中国作家已拥有充分的自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表达个人对世界和他人以及对自身的看法，而不受或很少受到干涉。以往那种被意识形态强行遮蔽的个人终于在文学中得到突现。社会的开放和商潮的勃兴给个人和个性的发展带来了机会，这种形势也极大地影响了文学。文学写作的个人化现象于是成为九十年代文学最动人的风景。这不仅意味着文学创作的全过程均由个人自行其是，意味着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也不必如同以往那样听命于他人。
但当前的文学的个人化倾向使文学大幅度地游离了社会关怀和公众承担。在一些作家（并非少数）那里，文学已沦为梦呓般的私语和自我抚庫，这些作家在自恋自慰的陶醉中把自己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加以隔绝。作家的这些追求要是鉴于以往“集体写作”的教训而清高自处，那也无可厚非。而事实却是，这些作家（不是所有）却几乎是无保留地以这样的“个人化”取悦于商业时代的消费需求，而对身边、窗外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丧失”保持警惕自有道理，但他们对现今的秩序却失去了警惕一这原是欲望和复制的时代！欲望使个人无限地膨胀，而复制则最后地消弭了“个人”。
显然，文学不能只关心自己。杰出的和优秀的文学总是通过富有个性的艺术和风格到达社会、并作用于社会。河况，当今的社会尚有诸多的问题期待着文学的关切和思考。
1999年11月21日于北京大学
城市与乡村
尽管在理论上我们被告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是平衡发展的，但中国现代史却提供了绝非个别的政治和文艺同步发展的例证。如在中国国内战争中，和政治上的“乡村包围城市”的举措相呼应的，在文艺方面就有一个以乡村为“基地”的“夺取”以及“吞没”城市的持久的行进。
在30年代红色巨流的涌动中，文艺是迅速地革命化了。但那时的“到民间去”或“到底层去”的走向“大众”的呼喊，多半表现为一种激情，实践性的成效并不显著。文艺的大众化流向表现出某种含混的和不确定的特点。
40年代初延安那个著名的讲话发表前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从那时开始，中国迅即形成了以农村文化为本位的文学艺术主潮。在至少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主潮无所不在的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