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所谓的“圈内秘密”，即所有真实的东西都是不严肃的，所有严肃的东西都是编造出来的，似乎说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即创作是想象的，也是虚构的道理。也似乎涉及了这本书的基本特点，我以为它的特点是，对生活真实性而言可用亦真亦假、亦虚亦实来形容，在写作风格方面可用亦庄亦谐、亦俗亦雅来概括。至于说到编造，我相信除了翟晓光这样身处军中，本人是军人，又是军人之后，和军中上下人等保持着紧密联系的这样的人，无论是谁，即使想编造也编造不出来。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一句老话：作者十分熟悉军队的历史和现状，作者掌握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当然除了采访，也还有亲身听闻和阅读，再加上她的艺术表现的才能，这是本书取得成功的奧秘。任何“神手”，单靠“想象”凭空“编造”是绝不能奏效的。这已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常理了。当然，话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严肃的东西未必都来自编造，不严肃的东西也未必都真实。
这书总的气氛是，在它的轻松的背后，有严重的忧思。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可谓相当的严肃，有些章节甚至严肃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它说的是泱泱大国的未能掌握制海权，说的是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国耻，说的是1949年深秋时节那一场渡海登陆战的大失败，说的是在建设现代化海军过程中的严重的斗争。不同的是，由于她对军旅生活的熟悉和对人物性格的深知，作者在讲述这严肃的一切时，时不时地让人忍俊不禁，有时则让人想开怀大笑。翟晓光有一种说笑话让听者大乐，而自己不乐的本事。她的本领在于能够寓庄于谐。她会把极严肃的话题放在极轻松的背后，她在让你笑后发觉有不让人笑的主题：这点只要认真阅读的人都会感货得到，举个小例子说，例如她和髙干大一再说到的“单炉烧”即是。当然也有并不成功的时候，那大约就是她所说的要“完成任务”的“迫不得已”的时候了。艺术从本质上讲就是虚构，但艺术又重真实。为了严肃而编造在我们的文学实践中是有的，但却不能因此而废弃“编造”。我非常看重的是，翟晓光的“编造”大体都是有“根据”的。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还是回到小说本身来吧。亦庄亦谐的特点说了一些了，再说说几句亦俗亦雅。作者讲“红海洋”讲的都是一些特定范围里（例如海军司令部、高干家庭、军队大院等）的人生百态，有上下关系、亲子情缘、爱情纠葛等，但更有一些形而上的思考，如关于王山魁海战胜利后庆功会的议论、关于“有海无防”、关于“神经不健全综合症”的议论、关于胜利的必然性或偶然性的争论等，都是大俗中的大雅。这本书中有很多道理，这些道理平时都揽和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我们熟视无睹。到了作者这里，却是笔底掀起了万丈波浪，那些冲突真是惊心动魄。这原因是什么？这是由于她不漂浮在生活的表面，而是向着深处挖掘，触及了一般人看不到的生活的底蕴。在平时人们漫不经心之处，此际却是惊涛骇浪。到了这时，你不服可是不行了。
在书后，作者坦言她只想做一个女军人：“愿将忧国泪，来写丽人行”。她对中国最诚挚的祝祷就是“男人勇武，女人漂亮”。这些话好傢是在为我的大俗大雅作注解，从大俗之中跳出了大雅。说说“丽人”吧，她笔下的女性的确都很漂亮，王司令的夫人许锦云不必说了，马玉的母亲那个穿小背心的性感的农村妹子，出身侯门的超凡脱俗的马玉和仪态万方的让男生们爱死恨死的、风情万种的远征，甚至就是李美花，也是千娇百媚。这些都是我们的作者心仪的、既如花似玉又侠肝义胆的、柔中带刚的女子，从中可以看出翟晓光的审美向度，即她所谓的“丽人行”！
至于对这本书的总体评价，我以为它其实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海军的建军史。从横渡长江的帆船，到“雷炮协同”的取胜，再到长波台的研制和信息化作战的准备，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激烈的思想交锋。其中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有生离死别、悲歌慷慨，它是军史，也是情史。要是你觉得它毕竟有些地方不够“严肃”，那么，你不妨把它当作说部来读好了，其实它也可叫做“中国海军演义”。那么，它就是一部“野史”了。正史够不上就野史，其实，这书比那些正式的史书还生动，谁敢说“不严肃”的东西就是“不真实”的？
也许有些言不及义，可是我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我好像意犹未尽，最后还想对作者再说几句。翟晓光真的很大气，她以军人的气势，写出了“无情”中的有情，“无爱”中的大爱，在暴烈中透出了一片柔情，在一片“军阀”、“暴君”的误解和谴责中，站起来一个真正的血性男儿，是英雄血，是男儿泪，是功成之后的黯然谢幕丨满纸都是风云雷电，满纸都是大爱至情，读此书令人怀念那些已经变得非常遥远的岁月，怀念那些已经逐渐退场的人物。岁月不居，往亊如烟，感谢作者为我们保留了那么丰富生动的历史长卷，告诫我们不忘昨天，珍惜今日。
2002年11月30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单调和华美的和谐
——评《战友诗丛》兼论现阶段军旅诗
世间需要这样奇伟的男儿如同大地需要拔地而起的群锋
——周涛：《猛士》
本文篇名借用周涛《我厲于北方》中的诗句。在那里，他形容北方是“奇特的单调和华美的和谐，绝妙的卑贱和高责的交融”。北方较之南方，无疑是“单调”的。统一的服装，二划一的行动，还有钢铁的意志和纪律，部队生活在平常人看来，也无疑是“单调”的。即―使部队的成员，也承认这种单调。杜志民有这样的诗句：“无休无止的上岗下岗，无止无休的加哨设防，疲惫、紧张和单调是我應练的三重唱。”
基于诗与生活的紧密关系的权威的诗观念，作为“单调”的军旅生活的诗的军旅之外的诗的繁丽多姿，人们判断它为“单调”，也并非一种偏见。现在的问题是，要是能在“单调”中展现“华美”，而且造成了二者的“和谐”的，应当认为是艺术和诗的奇观。《战友诗丛》的出版是军队诗歌创作实绩的初次展示，它当然不是军队诗歌创作的全部，各个集子之间水平也互有参差，但它的确向我们展现了这种由特有的环境造出的艺术奇观。离开了创作的繁荣，谈不上评论的繁荣。给予我们机会来回顾军旅诗在现阶段的繁荣的，是这个繁荣的自身。一套十册的《战友诗丛》已经显示了当前军旅诗的创作雄厚的优势和实力，何况它还只是丰富的军队诗歌创作的小小的一部分。在我们当代诗歌发展中，人民解放军的诗人和诗作占有特殊的位置。建国以后一批最有影响的诗人中，相当一部分是由部队培养的。许多表现军队生活和军人情操的诗篇，骄傲地列身于共和国最优秀的诗歌名单上。人们总是怀着敬意缅想着从那些贫瘠的，荒蛮的，同时又是极度的艰难的营地哨卡升起的诗的星群。
当代诗耿中的军旅诗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重大变革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战争基本结束以后，适应战时环境和当时的基本读者对象的诗歌形式仍然盛行。全国解放初期和赴朝志愿军中的诗耿基本形态是保持了快板诗的特点，宜于说唱的通俗体诗耿。这是解放区诗歌传统的直接延伸。二、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恢复，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趋于正常，部队诗歌对自然风物的审美兴趣加浓，出现了寄寓卫国觉悟于特殊景物之中的趋向，这就是以云南边镪为代表地域的，熔风景咏物诗传统于一炉的新意境诗的出现。李埃的诗歌创作体现了诗歌由通俗性向着文化型的转化。李瑛没有中断的诗耿美学追求，积极地影响了一个时期、特别影响了军队的诗歌风气。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整个跃动的形势下诗歌的全面振兴，不能不把部队诗创作置于向着新的发展层次转变的历史性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能不对部队诗歌创作予以关注：曾经以体现解放了的山水美与充满崭新庄严感的军人风格的结合的、第一次打破了军旅题材的单调感而创造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诗歌高潮的军旅诗，将如何以不是重复的再突破适应于这个新诗全面发展的时代。
事实的确如此：部队生活以其奇险艰难的题材，优胜于其它生活门类；但不可忽视的—个事实是，部队生活毕竟是“单调”的。战争固然令勇者神往，但战争的机会并不是经常可以遇到。在平常的日子里，训练、放哨、巡逻，大体总是如此的循环着，能在这种“刻板”的生活中发现并表现丰富，这是诗的幸运，但也由此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艺术创造的真谛在于困难的克服。重复天才并不就是天才。不能跨越艺术所已创造的，谈不上创造。进入新时期以来，军队的诗歌的争取在于实现对建国以来的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超越。相同的领域，但不能采用相同的表现方式。有诗句写：“世间需要这种奇伟的男儿”。就创作的规律而言，当然也需要表现这种奇伟男儿的诗。但这并不意味着军队的诗只能表现“奇伟”、而且“奇伟”也只能有一种表现方式。创造地表现奇伟的诗，往往表现为超越了“奇伟”。
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应当独辟溪径。平庸的作品多半只表现为重复过去。周鹤《云里落下笑声》也写空军，他笔下的天空和飞机就宣告了对于同题材的超越。周鹤的创造性超越在于：他令他审视的云彩几乎全部消失了轻悠柔美的传统风姿。紧张的空中执行任务，使作为抒情本体的战士，失去了平常人所特有的观赏云霞美景的心境。云彩对于他是一种实际有用之物，而不再是供忽空中只具有愉悦心情的观赏对象。这厲于周鹤的独有感受，启发他的灵感：云彩是作为“堑壕”、作为“掩体”而存在时，也许有“半路轻柔的云”，也许还有“半路迷茫的雾”，但一样的没有那份闲适的心情，轻柔迷茫只提供空中“潜伏”的场所。那是“我们骄儎的征途”，而不是其它。
诗人不是没有发情去的美，但这种美却是特殊的：“你这样神奇多变，不像山，像是山的泡沫？你这样怒拔髙耸，却真有山的神奇和癘峨！”天空里的云峰成了壕堑，城躲和街垒。云彩并非无情物，它一样充满了湿情：它以凝聚如沉重的铅块而“洒下雨的轻纱”，它以山的起伏和流动而“在高天里打着旋涡”，这些都成了“敌人难测的帷幕”而多情地掩护了卫国的士兵。周鹤的创作表明，尽管军队诗耿创作的题材存在着局限，但重要的是克服困难。一样的写空军，有着不一样的写法；一样的面对空中的云霞星辰，但当诗人从特殊的角度、从平凡和一般中发现对象的特殊性，他的眼前就出现了艰难奇险的山脉翻越之后的一片矿野。获得这种发现的，他的诗便有了创造性的价值。
李松涛的《云彩与松风》也有独创的“翎思”，他的哨位也在云空。他也讲他所看到的特殊云。但他没有把云的本身幻化为壕堑或山峦。他只是把他所触及的对象比喻为云：“早晨，机场升起一朵云——那是一朵有耿喉的彩云——那是一朵有硬度的彩云。”（《云影》）形象的质实是李松涛的特点。他笔下的战鹰对天空说：“我是疾驰的警惕，我是会飞的枪炮”，与前引有歌喉、有硬度的彩云同一巧思。他的好处是一赏的重视对于客体的移情。他不以奇崛见长，他的诗中保留对象的实际样子最多，但这并不说明他缺少聪慧。《银燕的声明》讲热爱天空和会飞行的并不厲于一个家庭，便以丰富的想象突破了单纯描摹，从而拓展了军旅诗耿的视野。
张雅耿的《我把蓝色的旗帜升起》也是天空中的耿。他的“蔚蓝色的旋律”把飞行员自身想象为一朵“贴着蓝天飞翔的云”；飞行员停飞之后在车间的劳动身影是“云的投影也是表现生活情感的一种特殊选择，带给诗以淸新的感受。《营养》一诗写即使是飞上飞行员也不改“北方山发的秉性”，“星星，金灿灿的小米，闪电，自留田里的大葱。霞光，老娘亲刚烧过一把旺火，月亮，好大个嫩黄的煎饼”。比喻不免稚拙生硬，却蕴含一片挚情。以上诗例都说明，一些诗之所以给人印象，在于它对于平常所见的新的选择与发现，这是陚予“单调”以“华美”的一种可贵的努力。但这还只是一个举步，到达理想的境界，无疑还待更为艰苦的艺术跋涉。
这是一支乌黑的长笛只有一个笛孔流溢音韵
——贺东久：《钢枪》
一个笛孔的长笛而期望奏出多采有流韵，正是一种对于改变“音调”而趋向“华美”的祈求。军旅诗正在丰富而多样的生活现实的感召下，和当前的文学艺术取得了同步的发展。改变诗耿的单髙和单一的倾向的根据，在于确认人类情感的丰富性。部队生活的基本特点是艰苦紧张，但这不会是生活的全部。退一步说，即使是全部，也不等于“全部”都要如同实际生活那样的再现它。一旦人们对诗歌现实的社会功能有了较为全面的合理的认识，人们就将改变部队诗耿只能有一种方式、抒发一种情感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