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代我思想激进，打心眼里瞧不起通俗小说。读小学时也试着读几本《三侠五义》或《施公案》之类，但总提不起精神。我没有一般少年人容易有的狂狷或侠气，总也学不成那些行侠仗义的豪放。那时我也并不特别看重《三国演义》、《水济》和《红楼梦》，我以为那是“通俗小说”。这看法直到上了大学中文系才有改变，知道那都是经典性的文学巨著。
我倾心于新文学，认为新文学是进步的和革命的。那时我也读鲁迅的小说，读不懂，也是到了后来，才知道那里面有很多深刻的东西，例如“药”、“明天”、国民性之类。我崇拜这些东西，特别为鲁迅的弃医从文、以文学启蒙民众改造社会的热情所感动。我的少年报国之心被这些新小说唤醒。特别是读《新生》、《家》、《子夜》一类作品之后。那时候我认定小说能救国。
后来读梁启超文，听他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很是信服他说的“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大道理，因为这些道理与我心中的那种社会使命的召唤呼应。后来年龄大了，发现小说未曾救国。亊实上小说家尽管热情澎湃，而国依然在弱、在乱，甚至在亡，甚至无文化的民众依然在愚钝。我真的有些怀疑小说、诗，总之文那么了不起的功效了。这样，到了听说“利用小说****是一大发明”时，我就不再轻信。因为小说未曾兴邦，看来小说也不会丧国。
在我的小说观中，也是天使和魔鬼掺关。我对小说的“特大功能”有些怀疑，但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小说有用。尽管它不能是急功近利的。好的小说却能够影响人们的情操。从长远看，它对世道人心有用。也许对一个社会的盛衰隆替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小说，而是经济、政治等等。但作为文学的小说是社会的润滑剂和营养品却不应怀疑。当匡时济世的幻梦消失之后，这是最后的一点坚持。这就是传统的文学观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持久深刻的影响：文章合为世而作，文章必为世所用。
奇怪的是上述那一切观念的诞生并不是事物的本意，一种复杂原因造出的庄严感驱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去作那种承诺和期待。小说可以说是药，但这药并不立竿见影，药到病除或起死回生只是一种愿望。小说作为药的功能更是调养和滋润。小说对于社会人生更为直接的位置是娱乐和消遣，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更为积极、宽泛的意义。这点看，它更像是茶和酒。因为人们信奉药，于是茶和酒却长期地受到忽视和抑制。特别是当人们的革命意识高扬的时代，昂奋的激情使他们乐于接受天使而排斥“魔鬼”。
近读夏曾佑《小说原理》一文，他把读书分做有所为而读和无所为而读两种。前者指宗教、道德、科学一类书，后者指“一切章回、散段、院本、传奇诸小说”。他很风趣地说到，所谓“无所为而读”的书处境不佳妙：“其书往往为长吏之所毁禁，父兄之所呵贲，道学先生之所指斥，读之绝无可图，而适可以得谤”。但人们还是千方百计找来读这些“无用之书”，这观点看似片面，实则更近事实。《小说原理》有一段话说得富有人情味。
一榻之上，一灯之下，茶具前陈，杯酒未罄，而天地间之君子小人鬼神花鸟杂迁而过吾之目，真可谓取之不费，用之不匮者矣。故画者有所穷者也；史平直者也；科学颇新奇，而非尽人所能解者也；经文皆忧患之言，谋乐更无取焉者也；而小说为人所乐，遂可与饮食，男女鼎足而三。
像我们这样以文学为职业的人，读小说理应与职业性的思考相联系，但事实却时时感到阅读的痛苦。因为它不以愉悦的享受为动力，沉重和严肃让人力不胜负，这其实是小说本意筛滤排除之后的自我强迫。我们往往有这样的经历，当那些严肃的“天使”散去之际，茶余、酒后、睡前，偶有闲暇，打开书刊，随意抓住一篇小说漫不经心地读下去，这时，什么主题，什么立意，什么技巧都驱之脑后，不思虑反而愉快轻松。这就是作为“无用的小说”的“魔鬼”本质的显形，它与作为天使的端庄肃穆构成价值的反差。
正是这样，我们处身于这种价值取向极大反差的矛盾世界中。小说有用，但未必时时篇篇有用，此则有用寓无用；小说无用，但无用之中却有小用甚而不乏大用，此则无用寓有用。文学的世界繁复多样，小说的功用亦不必执之甚迂。各种各样的人读各种各样的小说，取各种各样的无用与有用，这才是小说世界应有的秩序。要是这能成为共识，则潮流髙下，“旋律”主次的强调与争执郝将成为无谓。还是一位朋友说得好：“各式各样的小说”。小说本来就是一个多采繁丽的天地。庄的，谐的，雅的，俗的，村的，俏的，救国救民的，玩世不恭的，让人们自去采擷犹如人们逡巡在百货摊前那样。
短篇小说越写越长
各种文体中短篇小说最难写，因为短篇小说有稳定的格式和一定的规范，同时，它的这些要求，必须在限定的“短”的篇幅中完成。而短篇所涉及、所关怀的世界都和其它文学品类包括中、长篇在内同样的丰富而深广。但短篇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无限”，却必须在“有限”中完成。这好比一个人武艺高强，在“广阔天地”中摔打容易，而把这位髙人关在小屋内比试高低，却不易了。所以戏中的“三叉口”最难演，“三叉口”就好比短篇小说，那些描写双打或“三打”的，便是短篇的作者。
难怪，眼下的小说越写越长了。原来人们早已“恼”到要藏拙就须避“短”就“长”。短篇的特点，就是一个“短”字。短篇的千种风情、万般意蕴，都只能在“短”中表现。那些不能、不善“短”的，只好躲到了“长”中。于是，短篇变得越来越长了，甚至它的特、优之处越来越变得模糊了，说到底，就是那些作者没有能耐。
短篇不短就不是“短篇”，这难道还用得着说吗？不幸，目下的多数“短篇”都不短，因此也都名实不符。许多短篇都拉长了，占了中篇的地盘。而事实是，拉长成中篇的，就不再是短篇了。短篇有短篇的要求，短篇就是要在“有限”中演出“无限”，就是要在“黑灯”瞎火的房子中打得天翻地覆。那些肆意把短篇拉长了的，恕我武断，他们肯定没真本寧。
我不满意当前短篇小说的“走样”。这“走样”两字一出现，肯定有人摇头：“难道文学有不变的样子，吗？”但我还是坚持这一观点。文学常变常新、常新常变，这道理我僅。文学是发展的，这包括文体在内。但是，文学又是有恒定的规范的，这道理你还得承认。文学要没有规范，谁都可以乱来。游戏还得有规则，何况文学？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小说，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短篇，但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有些品质是不会改变的。
说到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它们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短”。你有满腹经纶，你有十八般武艺，都只能在“短”里做文章。不然，那就是大“走样”，你写的就不是短篇而只能是别的什么了。
我说了半天，强调了半天的“短”，其实，我也没有说到点子上。我说的“短”如何如何重要，其实，这只是短篇之所以是短篇的最起码、最低度的要求。一个“短”字做到了，难道笃定就是好小说？这都是一个大背谬。“短”只是体制，短篇而不短，就不是短篇，则此后一切优劣成败都谈不到。短篇要首先是短，而后才能谈其它。
长短是形式上的要求，并不涉及质量。从一般道理上讲“长”有长处，“短”有短处，但对于短篇小说而言，要求其体制须短，则是断然的和绝对的。而这恰是当前短篇创作的流行病。
单单字数并不能保证短篇的质量。为什么开头我说，短篇最难写，其根源即在于，短篇为自己设置了到达它们目标的诸多难题。而这些道理，断非我的这篇短文所能尽言，也就只好把话题留待将来来说了。
迟到的第一名
——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一个孩子，沐浴着美好的阳光，从密林深处走向北京，在一场选拔人才的考试中，他迟到了，但是他得了第一名。不要以为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讲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它的简单中有着发人深思的不简单，它浸透了我们这一代以及比我们年轻一代人的哀伤和欢乐的泪水。这故事，要是发生在平常的年月，也许是不平常的；但因为它发生在“******”猖狂为虐以及他们可耻覆灭的不平常的年月，却显得很平常。我们大家都可以从这个迟到而又考取了第一名的孩子及其老师梁启明身上，回忆起一些什么来。这里所讲述的故事，对我们都不会陌生。一个音乐家，如同我国许多做出了成绩的知识分子一样，被无端地指控为“黑线人物”，送到东北某林区劳改。音乐家患有严重的癌症，他被告知，除非向“******”认罪投降，他将不被准许回北京治疗。音乐家宁死而不出卖共产党员贞洁的灵魂，他终于被掩埋在森林中。他一生中所作的最后的也可以说是最辉煌的一件事，就是发现并培养了这个“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孙长宁。他在音乐家严格训练下，由一个采蘑菇吃山果的野童，变成了精通长笛演奏的音乐少年。这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迟到的第一名。
读者的感受也许是相同的。梁启明老师的故事，使我们心情沉重。他的遭遇，：们想起那些仿佛是遥远年代里发生过的悲剧。这些血泪凝成的篇页会使我们下意识地想到：这太悲哀了！然而，难道我们的生活里不曾发生过这样的悲剧么？一个毕生为人民服务的有才华的音乐家、一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久病无医，默默地死在遥远的森林中，送他的只有一批善良淳朴的伐木工人，和他的学生，一个很小的孩子！“他就这样地去了。带着他的才华、带着他的冤屈、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带着许许多多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事！”这是多么沉重的现实，构成这现实的，又岂止是一个梁启明！要是我们在这都能在这血淋淋的悲剧面前同声一哭就好，我们会永远记住历史的这段黑暗，我们会以无畏的战斗来保卫那驱除了黑暗的光明，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悲剧重演。要是这悲哀、这一哭能够唤起这样的力量，那就是有价值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的沉重，正有着这样的分量。反过来说，要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人民的作家艺术家，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无动于衷、回避、粉饰，不去以此唤醒人们对“******”的仇恨，那么，我们文学的党性原则究竟何在？我们将愧对我们的时代和人民！
应当说，这篇小说不是一曲哀耿，而是一曲战耿。悲哀是有的，但悲哀不曾压倒作者，也不会压倒读者。作者的笔底有着充沛的信心。这信心，我们从那些爱憎分明的伐木工人身上可以看到；更从梁启明身上可以看到。“******”的淫威不能征服他那颗共产党员的心。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久了，但事业却要继续下去。疾病和“******”可以消灭他的肉体，但他们精神却会永生。他忍着病痛，顽强地生活着，也顽强地工作着，他的心血，点点滴滴都倾注到孙长宁身上。梁启明弥留时刻说了如下的话：“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令人下泪的语言，这也是我们大家在艰难时刻、日日夜夜萦回心头的信念。这个共产党员，就是这样，对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对我们事业的未来，充满着这样坚强的信念。梁启明一生中的最后阶段所表现的一切，说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不可屈服的。
“夏季的夜晚是短的，黎明早早地来临”。令人哀伤的黑暗是短的，代之而来的是大海般喧闹的无边无际的欢乐。梁启明的预言实现了，孩子遵照老师的嘱咐，穿着他那老山羊皮袄，带着老师送给他的长笛以及他所遗留的乐谱，来到了他和梁老师日夜思念的北京城。他在这个城市里的最初的遭遇，小说已有交待，这里不作重复；评论要着重阐明的是，这篇小说所唱的战歌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溢着我们党和毛主席教给人民的信心、力量和美好的感情。这些东西，诗一般地激动着我们。这筲小说的迷人之处，正是这些美好的诗情。孙长宁来到音乐学院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招生委员会那位年轻的女同志，她对孙长宁的遭遇表示了最初的同情，孙长宁闯进了正在进行复试的考场，严厉的主考教授在孩子和考生的请求下，终于同意破格考核孙长宁，他为发现人才而惊喜，为自己几乎轻慢了这位有才华的少年而歉疚，最后，他让举目无亲的孩子住进了自己的家；正在复试的七位考生，为孙长宁的坚强意志所感动，一齐请求老师准他演奏。作者写道——
这七个考生，他们难道不知道在七名复试的考生中，只录取三名吗？知道！他们难道不知道再增加一个人，就会变八名里头录取三名吗？知道，当然知道！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髙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舍不得丢下啊！
招生委员会的女同志，主考教授七个考生，全体在场的教师的心，不，应当说，我们党，我们人民的心，为了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为了选拔人才尽快地建设我们的祖国，全都为孙长宁而热烈地跳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