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从10岁开始学习英文，每个周六去补习班听一个半小时的英文课，从二十六个字母开始，一直到新概念的第四册。高中时我在英文考试里常常拿到全年级的第一名，可以潇洒地对我的同学讲，选择题不要靠语法要靠语感。后来上了大学，又经历了对英文正经系统的四年学习，课堂笔记抄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用英文写下“9·11”之后对美国人情绪创伤的感想。我一直自认为，我的英文足够棒，就凭我听得懂电视里的央视9频道，还读得懂原版的《傲慢与偏见》，看《蒂芙尼的早餐》时不必让字幕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可是，当我第一次坐进洋餐厅，在侍者的注目下，拘谨地把菜单从头读到尾，一边琢磨着什么叫entry什么叫main，一边偷瞥邻桌上精致的刀叉错落。我只敢点一份最简单的egg and toast，都不知道该期待些什么。
侍者问我：“how would you like your eggs done？（您想要什么样的蛋？）”
我想了想，怯怯地讲：“boiled（煮蛋）。”
于是耐心的洋侍者，几乎花上半个钟头和我解释，洋人早餐里的鸡蛋，有单面煎蛋、双面煎蛋、炒蛋，还有把生鸡蛋去壳直接抛在沸水里的水煮蛋，并没有我说的那种把整只带壳放入水中，熟透了就可以装进公文包里去赶公交车的蛋。
我第一次和人聊西方音乐，坐在朋友家书房里的真皮沙发上，他对我大谈特谈80年代欧美音乐的辉煌，The Police的Every Breath You Take，Prince的Purple Rain，Foreigner的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Poison的Every Rose Has Its Thorn……我一个也没听过，不敢多言，心虚又尴尬。自从八年前我的MP3被班主任没收掉，我的世界里就只响着迈克尔·杰克逊。我不懂民谣，不懂流行，也不懂情绪亢奋的摇滚乐，我甚至连黑眼豆豆的名字都记不得，把Black Eye Peas硬生生地说成Black Eye Beans，闹了尴尬的笑话。
我第一次和人聊歌剧，谈的是我唯一看过的《歌剧魅影》。几年前我在正宗的纽约百老汇剧院里面，观赏几个小时时长的歌剧，禁不住瞌睡，仰着头睡过去，邻座的白人礼貌地拍拍我，告诉我要尊重一场艺术，我极力保持清醒，却搞不懂舞台上除了半脸面具的男子，剩下的演员都在扮演谁。后来我自大地对人讲“Phantom of the theater（电影院鬼魂）舞台效果挺棒的”，对方礼貌地指出，“如果没记错的话，那部歌剧叫Phantom of the Opera（歌剧魅影）”。
第一次去星巴克里喝咖啡，才知道咖啡不只是速溶粉末配热水，还有摩卡、黑咖啡、卡布基诺……第一次请洋人到家里玩，不懂人家说的“what's for tea”在讲什么；第一次去朋友家做客，上完厕所不知道该把马桶盖抬起还是放下来……
这种摇摆的恐慌，让我意识到，原来阻拦我们融入西方世界的，除了语言，还有文化。
（4）
朋友在新西兰学幼教，被派去一家幼儿园实习，第一天回来后和我讲：“天哪，3岁的孩子已经会说sophisticated（复杂的）！”于是她发疯一般每天下半夜才肯睡，把牛津词典当枕头，做梦都讲着英文。坚持三个月后，实习结束，她是唯一没有被录用的幼儿老师，院长评价“缺乏互动”。
另一个朋友，在国外念不需要出勤率的私校，混一张文凭。毕业后跑去车行卖车，靠一嘴没接受过正统教育的野英文，今天去毛利人家吃烤肉，明天请洋人到家里吃火锅，卖车的时候东一句西一句地和金发碧眼拉家常。半年后，攒够了一个小小公寓的首付。
我问帕斯高：“如果两个会说英文的中国人，一个英文说得很漂亮，但是没有内容，另一个英文说得很有内容，但是毫无章法，你会觉得哪个人的英文比较棒？”
帕斯高不假思索地讲：“当然是第一个人的英文比较棒，”顿了一下又说：“但人人都会想和第二个做朋友。”
每个学过英文的人，大概都崇拜过这样的牛人，可以背得下来《牛津大辞典》的每一页，不管多复杂的词汇，都能准确无误地给出翻译。我也曾经有过啃单词的经历，新东方的红宝书，专八考试前翻来覆去抄写三五遍，最后发现，当年背诵书写无数遍的生僻单词，都不如会唱一首莱昂纳尔·里奇Lionel Richie的歌来得有意义。
思维比形式更重要，文化比表达更有用，这是多年前在电视机前捧腹大笑的小女孩，所没能领会的。
（5）
刚到国外的时候，我住在一户洋人家，每天六点半准时做晚饭，蛋炒饭或是水煮面拌辣白菜，有时还配着老干妈。终于有一天，当我第三次烧煳了皮蛋粥，房东连连摇头，说：“到了这里，就该适应西方的文化，这里不是中国。”于是他们热情地拿出奶酪、土豆泥、意大利面招待我，半个月后这些东西都囤积在我的腰围上。
后来我又回归了水煮面拌辣白菜，心里却悄悄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拿华人超市门口免费的中文报纸，而是在Dairy Shop买英文报纸，看新闻也看明星八卦，认得了Lorde的歌声也知道了Len Brown的丑闻；我尝试把风景照发去英文杂志社，两个月后收到样刊，尾页就登着我豆腐块般小小的投稿。
我和陌生人打招呼，到咖啡馆竖着耳朵听人聊最新的电影，和在公交车站等车的小洋妞聊天，也请毛利邻居到我家喝啤酒，这世界有那么多的不同，每一个见识都像一场旅行。
有时看着身边走过的十六七岁的中国孩子，心里非常羡慕，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够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可是，这群正青春的孩子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整天交中国朋友，玩中国游戏，聊中国的音乐，八卦中国的娱乐圈。我叹气惋惜，多么好的青春，辜负了一场异国的生活，身体能够幸运地来到外面的世界，为什么却要在心里竖一面高墙？
很久前在网上看到一则笑话，网友说刚出国在语言学校补习英文，跟老师请假后去Job fair。回来老师在班上问如何，她想说太多老外，答：“Too many foreigners！”老师说：“You are the foreigner in Canada.”
我一直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笑话，这更像是一个真实的讽刺。脱口秀之王黄西在美国毕业后找工作的时候说：“我那时才意识到，我还需要申请绿卡。我当时非常气愤，因为我们这些移民，还要花这么多额外精力在劳务市场和美国人竞争。”可是很多年后，他登上了一个舞台，在明星和副总统的面前说笑话，拿奥巴马开涮，他的英文一点都不地道，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笑翻。
我又想起某个冬天的奶酪、土豆泥和意大利面，奶香和番茄的气息又在记忆里弥漫地散开。
融入异国文化这件事，并不仅仅依靠语言，还有对另一种思维的接纳。可是我们黄皮肤塌鼻子的中国人，性格内敛谦卑，身后是五千年的沉重历史，往往无法从那深厚的文化中一跃而起，用一个扎猛子潜到另一种文化里。可是既然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有了可以踏上异国土地的能力，那就去开启一场新的认知吧，把这内心文化的交融当作一场海滩上的漫步，面迎朝霞，海边拾贝，让隔阂的屏障，慢慢拆，让文化的渗透，慢慢来。
别对这个世界有偏见
感谢这一场跨越九千多公里的流浪，是它让我消除了对这个世界深深的仇恨和误解。
很久以前有人问过我，出国这件事，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那时的我答不出，觉得有太多的变化，不只显露在外可以让人真真切切地看到。那些来自于心理层面的情绪生长，在长年累月的见识下，就像一爿在春日里攀爬墙壁的藤蔓，来得不声不响，那是不用力去想就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一件事。
直到看到网上论坛里留学生讨论的话题：异国长期生活，对你产生哪些影响？有人说饮食，有人说习惯，有人回答“经历一场旅行，才发现很多事情只是不同，并无是非”。那时的我才开始静静想，出国这件事。它使得我能够终于宣泄掉无处安放的热情，也让我性格奔放身材发胖，让我体味到生命的另一种狂欢，也打开一扇联结着另一种文化的巨大窗口。可是或许呢，它带给我的比较深层次的改变，是把我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和误解，渐渐消除了。
就像我曾经认为，印度人是最肮脏猥琐的人种。
他们说一口音律混乱的英文，信奉数不尽的神灵，嘴巴里宣称着“众生平等”，心里却对三千年不变的种姓制度念念不忘。他们吃气味浓重的咖喱，手里抓着僵硬的囊，掌心里纵横开的纹路，是淤泥肮脏的颜色。
成年的印度男孩，在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夏天，四处去找寻可以泄欲的少女；贫穷人家的女儿，穿越一片树林去上厕所，很可能就成了他逃不走的猎物。他把她的脖子拗断，埋在那片草丛里。他不怕她父亲呼唤的声音从远处响起，因为这是一个贫穷有罪强奸无罪的国家。
一条横越北印度平原两千五百多公里的恒河，养育着这片土地上超了载的人口。垃圾密集地浮在水面，发出腐臭的气息，枯瘦的妇人们蹚在河水里用最原始的方法洗衣，天黑时孩子们从里面舀上几瓢水回家煮饭。那死寂昏暗的恒河下，藏着夜祭后无处安放的千万具尸体。
可是后来，我却认得了这样的印度人：他们穿戴整齐，男人头顶缠着头巾，女人身披纱丽额头缀上一点红，有教养的小孩和我们一样，在任性和撒娇的年龄里学会了说“请”和“谢谢”。十平方米杂货店的老板，在递给我的塑料袋里，热情地装进一把糖果；一同上课的同学，拿出自备的午餐，慷慨地和我分享；我的印度邻居，是一对平凡的小夫妻，来自印度北方的省份，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工作上，剩下的日子里宴请朋友，送给我的印度糕点和每周六晚响起的音乐告诉我，这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他们伸出手，友好地用中文腔调说“你好”，手掌心里延伸开的纹路，虽然黝黑，却并不肮脏。
我曾经认为，日本人是最面目可憎的民族。
他们从一个渺小的岛国而来，是战争中丧尽天良的魔鬼，单在南京进行长达六个星期的大屠杀，就枪杀活埋掉三十多万的中国人。残暴的日军，恬不知耻地用报纸记录着杀人竞赛，于是那些无辜的同胞们，被敲碎脑门，被扭断胳膊，被尖刀刺穿肚皮，鲜血喷在日军的军装上，气息微弱，眼睛却还怔怔地留恋着这片土地。
日军掠走图书，烧掉村落，踢开乡亲的木门，把少女和老妇糟蹋，不顾老父亲的哀求和告饶。我们还来不及繁荣的土地上，到处是含恨的孤魂，鲜血在尸体下凝结成暗黑色的痕迹，那是复仇的符号。于是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总是有这样的画面，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一脸凶残的模样，举起尖刀，刺向怀抱幼儿苦苦求饶的中国母亲。
可是后来，我也认得了这样的日本人：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孩，笔直地站在日本餐馆里，毕恭毕敬地鞠躬问好，一只手拿着菜单，一只手为客人引路，很有素养；曾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日本女孩，在便利店上班，常常带给我一份免费的便当，休息日又抱走我的床单拿去清洗，她说她对历史感到抱歉，说我很像她的妹妹，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老人家，他们已年迈，唯一的愿望，是可以结伴去中国的东北看一看。在那战争的年代里，他们是军官父母身边依附着的幼童，不懂炮火硝烟的意义，只记得和中国的小伙伴在院子里玩耍的场景。他们仍能磕磕绊绊地说出几字中文，靠那些重返遥远的记忆。抛去历史那一端的仇恨，这一代的他们不再是可恨的民族，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塌鼻子和眯眯眼，一样地热爱这世界可贵的和平。
我曾经认为，欧美人是最虚伪也最为小气的一群人。
他们拥有全人类最好看的脸庞，却从那双带着颜色的眼睛里透出一股收不住的傲慢。
他们喜爱责难来自拉丁美洲落魄的难民，也看不起唐人街黄面庞扁鼻子的中国人，明明前一秒还在宣称和平，下一秒就把战争的旗帜插在手无缚鸡之力的落后小国。他们也小气得可怕，刚刚还向朋友炫耀自己重金购来的保时捷，却在之后的午餐提出了AA制。
谭恩美的《喜福会》里，这样写道：作为中国人的丽娜一心想融入美国文化，嫁给一个美国人，她的丈夫声称要事事平等，甚至对买冰激凌这样的小事都提出费用平摊。而我也听说，有个中国美人远嫁异国，她床头那端的台灯坏掉，丈夫冷冷对她说：“请你尽快付钱修好它。”他们的小气和虚伪，没有中国人迂回的圆滑，是牵扯到利益就能够撕破脸皮的那一种直接。
可是后来，我却认得了这样的洋人们：我迷失在回家的路上，在相似的几条街上徘徊不安，夜晚的树影铺满路面，那颤颤的幽黑一簇追着脚尖。最后是一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老爷车为我停下来，里面一对年过六旬的洋人夫妻载我回了家，赠我一个手电筒，挥手再见的时候和我讲：“很高兴是我们送你回家，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我的老邻居克雷斯，经常在番茄最贵的季节，摘一篮子温室里的果实放在我门口的石阶上；约我去吃饭的年轻小伙子，也没有在结账的时候对我讲“请支付你的那一份”。他们并不是冷血的民族，那层不一样颜色的皮肤下，流淌着全人类共有的热情与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