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青革没回来，我给她打手机道：“你在哪里？好回家啦！“青草没回话，就把手机关了。这小矮人气死我啦！我想她会不会是与林秋闹别扭呢？嗨，女大当嫁，我也管不了她了。叫不应青草，我又给闯儿打手机。可拨通后，闯儿同样没接就把手机关了。这把我的肺都气炸了。我在家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边为小抗敌不安，一边为青草和闯儿恼火。
自从傻傻病死后，我狠狠骂了一顿桑果儿，就不再理这孽子了。可是这会儿，他跑来家里冲我说：“你的儿子，就剩下我一个了。不该死的都死了，该死的我还活着。这真是上帝的安排。“桑果儿说着，哈哈笑起来扬长而去。我冲他的背影骂：'’孽子，你不配做我的儿子，你该Ⅲ去劳动改造。”
傍晚时分，闯儿、青草，海云、静儿、宝儿等回家来，全都眼睛哭得红红的。他们不说，我已经知道了。铷儿说：“阿爸哪里是胃病，是心脏病。我们把他送到医院急救，医生发现他心脏处于严重失血状态：一根主要血管已经百分之九十五狭窄，还有大面积的小血管栓塞。医生全力抢救，也回天乏术了。”
桑果儿的刻薄，小抗敌的病逝，一气一悲，让我全身瘫软，晕眩过去。我被闯儿送到镇医院急诊室，吊了两瓶点滴后，才渐渐恢复过来。
家里又笼罩着悲伤的气氛，每个人的眼泪都像流淌着的河水一样汩汩不息。海云更是哭得昏天暗地，悲恸欲绝。毕竟小抗敌才六十六岁，大家正在迈向小康生活的时候，他突然地去世了，这是多么可惜。
我的悲伤无法言说，就橡窗外那颗开满无限心事的樟树，点点滴滴地凋零着它们残败的心。深秋的风吐着季节的怨怼，使这块让人赖以生存的土地，有过太多的萧条、沉沦和死亡。那天，在小抗敌的墓地里，山鹰又神奇地出现了。我朝它挥挥手，它盘旋了几下，即刻就飞走了。
也许我晚年丧子，太多的悲伤不堪重负。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横躺在小抗敌的墓地前，让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我，让灵魂游离躯体，飘拂着宛如炊烟袅袅而飞。
不知什么时候，我从墓地躺回到自已的床上。这是一次十分冗长的睡眠。在睡梦里，我一任泪水流泻。泪水流尽后，我的生命源泉也干涸了。我的视野里，满是渐渐厚重起来的尘埃。大风呼啸着，似乎要把我干瘪的皮囊一层层地剥蚀殆尽。
闯儿来看过我几次，为赶渔庄的开张，她暂且搁下父亲去世的悲伤，里里外外忙得不可开交。渔庄的水塘等外部建设已全部完工。一百八十多亩水塘，蜿蜒曲折的岸边，水波粼粼的湖面中，呈现出数个形态各异的小岛，还有翠绿的果树丛中，渔翁垂钓的农家乐野趣。
那些天，闯儿为招聘服务员、厨师、电工、勤杂工等，操碎了心。前来报名的服务员，基本都是本村村民。那些女孩子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不少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但现在她们想，尤其到城里租房打工，还不如在自己家门口打工省钱。闯儿招聘好了服务员，还让柳枝儿给女孩子们赶制旗袍。如果是迎宾小姐，还要赶制斜披在身上的金黄色缎带。
太阳升起来了，阴郁的日子终于又过去了。我的祖屋每一扇窗户的景色，都豁然明朗了。我又开始喝酒了，青草说：“太爷爷，就是太爷爷。”青草这不明不白的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我不知道这小矮人是褒我呢，还是贬我？我越来越不懂青草了。我还是喝我的酒吧！闯儿来的时候，我已经微醺了。眼睛里看到的她，就像一团云雾一样，在我面前飘来飘去。我模模糊糊地听她说：“爷爷，你给我的渔庄取个名儿吧？”我说：“嗨，怎么老叫我取名儿，我能取啥哩。”闯儿说：“爷爷取什么都是好的，爷爷是从前浙江一师的毕业生嘛！”闯儿这么一说，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没想到人活得这么老了，还有虚荣心。我泪眼婆娑，仿佛看见了一片葱郁的绿色。我说：“有了有了，就叫‘春晓渔庄’吧！”
在一阵锣鼓喧天和鞭炮齐鸣声中，春晓渔庄开张了。村北的天空飘着五颜六色的氢气球，一派喜气洋洋。漂亮的迎宾小姐，身穿曲线中国红长旗袍，肩上斜披着金黄色缎带，笑容可掬地站在大门两侧。一片五彩缤纷的花丛前，某位市里来的领导，为春晓渔庄开张剪彩；各路新闻媒体记者，举着摄像机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地对准了他。
村民们都去看热闹了，青草也去看热闹了，家里就留着我和迪杰卡。无边的寂静，能听到自己的心脏怦怦地跳着。我给迪杰卡的故事，已经讲得很长久了。它仿佛是我的一部回忆录，回忆了一个汉民族、一个丝绸之府、一个江南村庄的秘史。我每捅开一处尘封的伤疤，就像把一朵宁静蕙质的兰花揉碎了，让人看凋零的花瓣。这时，迪杰卡就会跟着我一起落泪。我们就这样时而被温馨的生活场景打动，时而又为不可避免的人的悲剧而痛心疾首。天空中那些驱不散的铅灰色积云浮游在半空时，我就觉得那是屈死的冤魂在无声地呐喊。
正月里的天气，玻璃窗结满了霜花。我用指甲轻轻刮几下，就出现一缕缕豁亮的东西，但嘴里的呵气又会扑在上面。所以，无论如何我足望不到窗外的菜园了。我拄着拐杖朝屋外走去，几个棉花匠正在木框四周插满竹筷，把网线穿在一个竹筷上，来回穿梭着。弹过的棉花，无论被子还是棉袄，都会蓬松舒软又温暖。现在年轻人盖的是蚕丝被、鸭绒被，但我还是喜欢盖蓬松舒软的棉花被。所以我对棉花匠说：“嗨，把我的被子也弹一下。”棉花匠说：“好啊，这床弹完就给你弹。”棉花匠跟着我回屋，取来了已经硬邦邦的被子。我看了一会弹棉花，便脚底生痒地到村里和田头转转去了。
没走几步，我看见丁港母亲在院子的猪圈里给猪絮干草。有些干草屑被风吹得像一群鸟儿在腾飞。丁港母亲见了我说：“这哑巴越来越懒了，交给他的事儿没一件完成。一天到晚在外游魂，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说：“你都让他游魂几十年了，又不是才开始。”丁港母亲叹气地说：“一娘生九子，个个不一样。这哑巴与丁港，真是天差地别。”我说：“没法子，天差地别也是你的儿子。”
说起哑巴丁江，我就想起了西窗下的章子云。自从她遇害后，她的两个兄长章子男和章子荣，便没再从台湾回家乡。我也就一直解不开章子男当年在国民党监狱放了我和小抗敌的谜团了。他们的祖屋，先是成了社办企业酿酒厂的所在地，如今又成了科研人员田野的花卉种植基地。去年销往荷兰的兰花，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培植生长起来的。
我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就走到春晓渔庄来了。幸好闯儿和宝儿他们，都出差去了。我就可以自由溜达了。
一跨进渔庄主楼，那雕栋画梁的天顶有几十丈高呢！从天顶垂下来的，是十几盏大红灯笼。灯笼下面有供游客休息的十几张竹制藤椅以及两只长方形茶几。一楼大餐厅大约有几百平方米，里面摆了几十张褐色圆桌和上百把褐色木椅，真够气派呀！不过，我还是喜欢屋外的渔塘，它洁净的水面，再不是我们从前渔塘的样子。有不少游客在钓鱼，每钓上一条鱼，都会发出快乐的笑声，而几个厨房伙夫则是在捕鱼。
他们一网撒下去，就能捕到几十斤鱼，那是为晚上餐厅供应而准备的淡水鱼。我在渔庄拄着拐杖溜达了一圈后，想起我弹的棉花被，便加快步履回家去了。
新弹的棉花被盖在身上格外温暖舒软。我在被窝里，暖暖地一觉睡到大天亮。早晨起来，我发现窗外一片银白。已经有两年没下雪了，大家见到雪就像见到老朋友那么亲切。正是寒假期间，孩子们穿着鲜艳的衣裳在雪中奔跑，像火狐狸一样娇媚。小佳佳一边在雪地里奔跑，一边吃着又红又艳的山楂冰葫芦。这个喜欢舞蹈的小女孩儿，见了我越来越像仇人似的。我知道一定是桑果儿给她的教唆，要不然她怎么会说出“你不配做我爷爷”的话？嗨，这个孽子，我再不准他上我的家门了。
有雪的日子，家家户户炉膛里的火苗都是活跃的。青草在锅台上炒完青菜肉丝年糕，又煮起十只鸡蛋。煮熟后，她用红红的胭粉豆花，把鸡蛋一只只染红。我说：“你这是干啥？谁家生孩子了，让你替他们操心？”肓草说：“别人我才不管呢！我就管太爷爷。告诉你吧，一只红鸡蛋代表一岁，十只红鸡蛋就是一百岁。太爷爷，你一百岁啦！别再说自己只七十岁。”嘿嘿，这小矮人并不知道我的生日。不过有红鸡蛋吃，生活就像抒情诗一样有韵有味，总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