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厅的上班时间是早五点半到夜里十二点。因为外宾到咖啡厅吃快餐的人多，又要求快，所以咖啡厅四十个姑娘分五个组轮流上班。保证早、中、晚客人多的时候有三个组的人在服务。这样，总有部分人一天要分两次上班。再加上倒班，加上轮到早五点半上班的总得住在“京伦”宿舍的双层床上，而不能住在充溢着母爱的家里，“碧波仙子”们身负重荷难免笑得不那么悦目，不那么动人了。
如果说“碧波仙子”们在咖啡厅好像跳着轻盈的群舞，那么，领舞的就是咖啡厅的经理——冯大锦。这个比众仙子们略大几岁的姑娘，高彝、秀眼，端庄有余而活泼不足。“咖啡厅的经理应该是最活泼的，能够把整个厅的气氛都带得活跃起来的。”冯大锦端坐着对我说，“经理应该满厅走，和客人们打招呼。我呢，天生不爱和人接触，不会没话找话说。可是这里一顿早餐就是三百外宾！客人也是一个人一个口味，有的客人嫌牛排不好吃了，我只好上厨房给他换个菜。因为我没吃过牛排，我也不知道牛排应该是什么味儿的。我一点不适合当咖啡厅的经理。我的眼睛甚至看不到客人——我老看着我们的服务员，惟恐有什么服务不到的地方。有些女孩子就烦我，在背后嘟嘟嚷嚷地说我，当面不敢说。其实我真心疼她们。她们不少人腿都站肿了。有时我都没有劲头管了，看见谁靠墙干站着也不管了，可是，我不管严些就要影响我们‘京伦’的服务声誉！”
据我所知，“京伦”上上下下公认最辛苦的部门就是冯大锦所在的咖啡厅，外宾表扬信最多的也是这个咖啡厅。“CoffeeShop”即将被评为京伦饭店的先进部门。
“评上先进？”冯大锦说，“这次评上，下次就不一定能评上了。我实在不适合干这个工作。”
明明不适合干某项工作而还能把这项工作搞好，这近乎是一种牺牲。
任何时候都需要牺牲。战争时期需要一些人年轻轻的就用自己的胸膛去抵挡敌人的枪口——没有领略过动人心魄的爱情，没有享受过丰富博大的人生。现在，当我们疾呼人尽其才的时候，也总需要有-些人为了学生的人尽其才当教师，为了作者的人尽其才当编辑，为了科技人员的人尽其才当后勤，为了“仙子们”各展其能而当咖啡厅的经理。
“京伦”把咖啡厅的责任压在冯大锦的肩上，冯大锦也就生长起足以承受这个责任的力量。女孩子们，记住，要微笑，但不能大笑！
时髦从年轻人开始
我找到了“碧波仙子”李小北，咖啡厅五个组里一位得力的组长。
自然很漂亮。事实上，一个二十二岁的人哪怕长得一般也会透着青春美的。年轻就是美。在咖啡厅用餐的外宾经常夸“仙子”们漂亮。“仙子”们也会用英语和他们开玩笑：你也很精神，你也很年轻——虽然对方每每是上了岁数的人了。
“客人有时工作得很紧张，我们又很累。说说话开开玩笑，客人和我们之间也可以互相调剂情绪。”李小北说话和冯大锦正相反——欢畅自如，充满了自信。
“在咖啡厅工作了一段，我看外国人经常吃一顿饭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工资，真不服气！中国人为什么就该穷？外国人能吃得，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吃不得？以前我上街，饿了买俩包子，买个馅儿饼就得了。现在脏的饭馆我还不去呢！我和女孩子们上饭馆，两人吃一顿，花个十来块钱吃几个菜，值了！我们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年轻人敢吃苦，也敢享受。什么时髦都从年轻人开始。”
以前我们常说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这话对。但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指的只是生产，而不包括消费。现在应该再补上一句：外国人能享受的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能够享受——享受丰富的物质和无穷的知识，享受思想的活跃和创造的快乐。一个只会吃苦不会（不准？）享受的社会肯定是封闭的、狭隘的、守旧的、非现代化的乃至非人化的。
李小北比冯大锦小几岁，思想也“小几岁”——如果在思想观念上看不出年龄差别，那么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愈是有活力的社会，年龄的差异就常常伴随着思想的差异。李小北的身上就时时显示着这种“小几岁”的差异广冯大锦老想着以身作则，太辛苦了，我特心疼她。可是我觉得，她是经理就应该像个经理的样子！咖啡厅再忙她也不用端盘子。她指挥几个组长干就是，她一点都不沾。可我觉得她应该在我们咖啡厅吃吃，才能知道各种菜的味道，才能知道什么牛排是好的，才能摸透各种客人的口味，才能主动！她不能老想着以身作则，经理应该与众不同。”
应该与众不同，这又是一种时髦，一种社会前进的积极因素。
时髦从年轻人开始。
不以别人的好恶为办事标准
“我觉得蚂蚁的智力被人过分高估了……它们的确很勤勉，堪称世界上最勤劳的动物。但我所指的是它们的冥顽不灵。”（马克吐温《愚蠢的蚂蚁》）
“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否则将来就做不了第一流工作。”（李政道）
“我就是我。”（撒切尔夫人）
“留心避免和人争吵，可是万一争端已起，就应该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可以轻侮的。”（《哈姆雷特》中御前大臣波格涅斯的话）
我翻看“京伦”的副总经理刘永生摘抄的文句，又好像看到刘永生其人——削得像男孩子似的短发（她的名字、她的气质都像个男孩子），略微有些凹陷的眼睛，大约因为戴了眼镜的关系，更增加了凹度。端正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我第一次见到她就说一看你就很精干。”
“是不是太厉害了？”她边走边说。
“……”我笑而不答。因为厉害这个词是个贬义词，而她看上去的确是厉害有余，温柔不足。
她写自我鉴定的时候，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优缺点，缺点就是骄傲、急躁（但是，骄傲、急躁得具体分析，有的就不一定是缺点）。
“你还能不能好好干？不干你就辞职！”她对一名职工说。这以后，这位职工一见她就甩门。“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她喊住他，“有意见你就站下来提！”
怪不得小孩儿们（刘永生也是这么称呼职工）见了她就躲。“有人说饭店等于一个家，小孩儿们不是怕爹就得怕妈，反正得有一个叫他们怕的。”刘永生淡淡一笑，“饭店正在打基础，不严一些也不行。不过，我的确也得改变自己的形象，不能老让人怕，我得对人亲热一点儿。”
想着要对人“亲热一点儿”的人，恐怕未必会对人亲热到哪儿去吧。我心里暗自好笑。
那么，刘永生的优点呢？
“我有什么优点我也不客气地写在自我鉴定上了。我就有一条——不以别人的好恶为办事标准。我不看眼色行事。”
有一次“京伦”和某单位说好进一批货。合同签了，钱也交了。这时一个很“有来头”的部门也向该单位要这批货，该单位就不把货给“京伦”了。
“没见过你们这样做生意的！”刘永生找上门去。
“你们小孩儿刚进社会懂不懂道理？做生意要看来头！”
刘永生一下蹦起来广你再说一遍，你刚才怎么说来着？”“做生意要看来头。”
“我们年轻，听不懂。你再说一遍！”
“做生意要看来头！”
“看来头？好，我现在就告你们去！”
两天后，货如约运进了“京伦”。
“小刘啊，”人们每每劝这个不看来头的刘经理，“你不知世态炎凉，不定哪天就摔在哪儿啊。”
“你觉得吗？”刘永生探问地望着我，“中国人正直的很多，可是敢说的不多。其实我也知道，人都有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我也是。可我就是容不得黑暗。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所以不能团结人。我也知道我这样要求人是不现实的。我大概书看多了，生活在理想世界里了。”
“我不愿从别人那里批发思想。我读书，我剪报，就是为了活跃思想，为了寻找力量鼓励自己。节本是我最忠实的朋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