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观众席，像一锅沸腾的开水。一个个观众像一个个鼓起的水泡似的从座位上蹦了起来！裁判员也受了感动，以最快的速度亮起了记分牌：9.35分。这是这次比赛中跳马的最高分。好多意大利的少年儿童从观众席跳了下来。男孩子们跃过栏杆，奔进比赛场地，直向徐文红竖大拇指。女孩子们跳不过栏杆，只好围着栏杆跑，一直跑到入场口才奔进场地，要徐文红签名。
而徐文红，这时已经支撑不住了，背肌挫伤引起的疼痛使她瘫坐在地上了，只有头上的那条“马尾”还在晃动着，活像一只受伤的小松鼠……
中国的五星红旗在比赛场地升起来了！中国得了男女团体冠军！
不仅成绩是冠军，而且作风也是冠军！
时刻准备着
“红红啊，报上登了你的消息了！说你跳马时摔伤了还坚持比赛，你回家怎么什么也没说？”外婆叨叨着。
“这有啥啦？”
“你怎么能坚持跳第二次呢？”
“我不跳，团体分数就少啦！”徐文红千巴巴地说。她心里不痛快啊——她在个人项目中没有获得金牌。尤其是这次跳马空翻时摔了一次，更提醒了她：她的跳马是薄弱环节，还得好好上紧发条，苦练！
徐文红的身体本来就瘦弱，双臂一举，上身的肋骨一根根都突了出来，活像一块洗衣板，现在她加大运动量练，经常练得她脚下的地毯上汗湿一片！练后空翻二周时，指导要她翻成十次才能停下来。其实，指导自己心里也没底——徐文红已经练了半天了，还有精力翻吗？一会儿看着办吧。
徐文红翻了八次，已经撑不住了。翻第九次，失败了；翻第十次，又失败了……一失手头朝下“咚”地撞在地上了，她把头摇了摇——还好，头还能动，她又接着翻。有的学生练累了，一看指导不在，就偷工减料了——明明让翻十次，他只做八次；或者明明没有做好动作，他算做好了。他们不知道，平时这里偷工那里减料的，到比赛时成绩就上不去！好的作风才能出好的成绩。平时一丝不苟，赛时才能奇峰突起。为了赛时的一刹那，平时就得时刻准备着！徐文红一直翻到五十五次，才最后完成了十个空翻二周。
练高低杠时，多少次她手掌上的血泡破了，皮撕了。一般学生自己不敢在伤口上涂碘酒——钻心地疼啊。“指导，你给我涂碘酒吧！”学生们总是这样向指导伸出了手。可是徐文红咬咬牙，自己涂碘酒。伤口吱吱地疼，徐文红呼呼地直吹伤口。疼吧，疼吧，这也是对意志的锻炼啊。她用纱布扎好伤口，又跃上高低杠。撕下皮的手掌一抓杠子，疼得她直想把手一松跳下来。但是不行啊，人松了一次就想松第二次，人的劲头就会像坐滑梯一样滑下来！再说如
果现在是比赛，你能因为这点伤就不赛吗？一个人只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刻准备着，才能在需要你搏的时候放出光彩来。
徐文红忍着火辣辣的痛，在高低杠上翻着，翻着。她好像是没有疼痛的神经似的。不，她就像她小时最喜欢的那个铁皮人，只要上紧了发条，就会不知累、不怕苦地翻下去……“女子高低杠冠军，中国队的徐文红。”
“女？跳马冠军，中国队的徐文红。”
“女子全能亚军，中国队的徐文红。”
1981年6月，在法国举行的国际中学生体操锦标赛中，中国的五星红旗又升起来r。十三岁的徐文红站在领奖台上。是的，荣誉和奖赏永远属于不畏困难、不知退缩的人！
理想在召唤，让我们时刻准备着！
生活向你提供信息
给少年们写文章，自然要写少年们熟悉的能懂的事物。
不过，我现在想写些少年们虽然不熟悉但是应该熟悉的，虽然不知道但是应该知道的，虽然不一定理解但是应该理解的，虽然不掌握但是应该掌握的东西了。
世界发展很快，我们的经济改革也发展很快。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人才；需要我们有综合思维的能力——了解社会，了解经济，了解人，也了解自己。
小平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少年们拥有广阔的知识区和掌握高效的信息网。
是不是？
接受三岁毛毛的检阅（现代化的雏型）
我们一行几人走进广州一个朋友的家里。第一次上他家，我们都有点拘束。走进门口后，我们几个人无意中竟站成了一排，好像等着谁来检阅我们呢！
检阅者果然出现了。那位广州朋友的外甥女，一个三岁的白白胖胖的女孩子走了过来。她落落大方，简直是雍容大度地顺序和我们一一握手。“我叫毛毛。”她作自我介绍，然后以发布新闻公报的庄重神情告诉我们：“电视里那个老太婆气死了！”
电视里那个老太婆？哦，我明白了。昨晚电视里播送了印度的甘地夫人去世的新闻。毛毛这个三岁女孩已经会淘汰无用的信息，储存重要信息了。
毛毛很新潮。她随着电视广告片的音乐自己表演起了迪斯科，但广告片的音乐一停她就不跳了。这简直是美的中止。我们一齐要求这个稚气而大胆的迪斯科继续下去。
“没有音乐怎么跳？”毛毛说，“家里的录音机也去修理啦，不会唱啦！”
毛毛说不跳就不跳了，如同她刚才说跳就跳了一样。既敢于表现自己，又敢于否定别人。三岁毛毛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人的雏型。
旧厂房，建立了六面光滑的空调车间，半无菌的厂房，安装了大丸壳自动扣壳机等自动化机械，走向立体式的生产流程。
当我穿过走廊站在空调车间里的时候，我真觉得三百多岁的陈李济变得年轻时髦了。
若要生存，就要变更。世界就是在不断的由不合理向合理、由反科学向科学的变更中前进的。我们这些年流行高跟鞋、折叠伞、塑料铅笔盒，可是我在日本看到他们又转向平跟鞋、普通伞和铁皮铅笔盒了。世界正趋向于越来越讲究实际、实用、实事求是。尽管日本女性个子偏矮，但是穿平跟鞋利于步行。至于高度么，是多高就是多高，更具自然美。日本的宾馆、商店门口都有插伞的装置（没人觉得一把伞还值得偷），所以人们不愿再把伞折啊叠啊的。折叠伞受到了冷落。至于塑料铅笔盒，稍大一点的孩子就不愿用。他们觉得这种花哨的盒太娃娃气，而自己不是娃娃，或者说自己不甘于当娃娃。何况铁皮盒体积还小。
不断的变更才有不尽的活力。
一个头戴三十五厘米高的白帽子的人（你想不想要机会）
“请进！”我一边说一边跑去开门。那些天我住在北京的京伦饭店。
门一开，飘进一股各式西菜的味道。那么浓郁，使我立刻动员起我的嗔觉、视觉和幻觉，把这股香味分解成奶油蛋糕、火腿沙拉、罐焖牛肉等等。
他站在门口一时进不来。因为他戴了一顶高达三十五厘米的西餐厨师专用的白纸帽。他笑了，低下头摘下了这顶高帽。
不用说，他就是京伦饭店的一号厨师刘明辉。京伦饭店是由加拿大投资的一家只接待外宾的大饭店。由我们的一些年轻人经营。这些青年1984年平均年龄二十一岁，1985年平均年龄二十二岁。从外语到技术，一切都得突击培训。1983年7月，刘明辉等六个小伙子去加拿大学厨。他们出国前学了三个月的ABC。与其说学，不如说灌——连懂带不懂，连皮带壳地灌。
他们六人就这样硬着头皮到了加拿大的机场。连翻译都没有。机场的人对他们说什么？说什么？！他们一句也听不懂！当然人家说的是英语。可是凭他们那三个月的ABC根本没有听话的能力。人家说那一大堆话是不是要查他们的哪件行李？干脆，把六个人的行李全打开，全摊出来！哦，不对，人家是要他们填一张入境表。可是这张表上的英文他们很多都不认得。不会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