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启祥，高高的鼻子上，是一对大眼睛加一副大眼镜。1976年“四.五”事件那天，他还在天安门广场写诗念诗，然后把花圈往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搬。明明看见一群人向纪念碑包抄过来，只是心里悲愤已极，除了悲愤竟没有别的感觉了。及至他弯腰又搬起一只倒在地上的花圈时，一记闷棍把他击倒在花圈堆里。醒来时不见花圈，不见诗篇，只有监狱阴森的墙壁。启祥背上至今有一道棒打的烙印，如同牛虻脸上的刀痕，这是真正男子汉的标记。生活如何经济化，人际如何商品化，这种刀痕棒印总是人性、人格至美的展现。
郑启祥这样的人决定和长河一起奋斗，使长河孤寂的心温暖了。长河经历了几次合作办厂的失败，又满怀信心地和郑启祥一起去河南某县谈判。郑启祥背着他上火车。上了车才发现长河的小腿流了一大摊血——人太拥挤，小腿挤压在车门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他们到餐车找到车长，请求给长补一张硬卧。您看——郑启祥微微弯着有棒印的脊梁——他怎么站得住？
站不住？站不住干吗出来？
长河和郑启祥只好在餐车和软卧之间的过道上席地而坐。外国人从软卧车厢出出进进的。列车值班员问他俩：谁让你们在这儿呆着的？
谁愿意在这儿呆了？不说在这儿窝着受的这份罪，看那些外国人出出进进的，真怕在外国人面前丢咱们中国人的脸呀！老郑！记着！一定要记住我们此时此地的处境！
下火车后上了长途车，雨天路陷，车右侧的后轮陷进了1米深的大坑。长河正好坐在最后一排的最右一个座上。一车乘客往长河这方倾斜。“你们这帮笨蛋！”长河大叫，“赶快往那头挪！要不车就翻了！”乘客们这才反应过来。玄呀！车一翻，正掉进河里！
好歹车又开动了，只见前边围着一帮人。原来是一辆汽车撞在一棵树上，把站在树下避雨的人给顶在树上了……
3小时的车开了6小时。下得车来，又饿又咽不下。两人到饭馆要了一瓶啤酒、一盘洋白菜和2两饭，还有三个白眼——老板娘一看来了两个北京人，以为有生意可做，没想到只点了一个最便宜的菜。郑启祥等菜不来，三次请老板娘上菜。对方报之以三个白眼，且把那皮笑和内笑频频抛向长河身旁那桌的酒肉之间。
如此到了目的地，豫方人士本来说好和京方合办一个装璜公司。人去以后，竟又变卦，要把钱先用来做买卖。这种叫人猝不及防、防不胜防的变卦一个人到底能连连承受多少呢？
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样了？
太——难——了！长河清晨在北京街头开着他的摩托车向日坛公园疾驶。迎面开来一辆公共汽车。现在，只消把车一偏，摩托车就对准了这辆汽车，一切痛苦就都烟飞灰灭了。他只要眼睛一闭，撞进车轮底下……
太可怕了！他赶紧瞪大眼睛，驱散视像中的这个幻觉。不，不！不能！人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这个社会，恐怕是撞到南墙以后，得把墙拆了继续往前走！
郑启祥赶到了日坛公园。长河拍打着他的车座扯起嗓门一通嚷。游人们只当又是吵架，倒也漠然置之——大街上最常见的免费娱乐就是看吵架。国人自杀的勇气很少，吵架的热情很高。如此热气腾腾地在公共场所吵架，也只是寻常事了。
长河只管拍案大骂。
骂毕，无语，长河把老郑约来，也是为了一骂而后快。老郑理解他呀！
骂什么？该骂的都骂了。长河就不信一个身有残疾的人不能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留下一点什么！几次有人劝他卖煎饼，一天就可以赚几十元。收入稳稳的。“不，我是断然不能采纳的！”仅仅为了钱，为了仓促谋生，就一无意思了。他要发挥自己所长。结果是增加了自己的病残，胃部刺痛，心脏发闷。
又有人说，你都是让这个改革给弄的！如果没有改革，你还在修理部配钥匙，至少还有碗饭吃。
又是吃饭！见了面没话找话的老是这么一句：你吃饭了没有？长河恰恰欢迎这个改革，否则他未必能下决心离开修理部。虽然离开以后历尽挫折，但是失败让他尝尽了人生滋味，失败使他壮大了精神。灾难，使人深沉、丰富、博大。海明威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是的，姜长河是打不败的。去年他去了慕田峪长城，下山的时候拄着双拐走了八百几十级台阶。那天下雨，一不小心可就对不起了，他就可能和达个世界再见了。不，就是要试一试自己的毅力和勇气，就是要和命运较量较量！他一路下山，一路只感到游客们向他伸来了一个个竖起的大拇指。
猛狮在这样一个病残之躯面前，也应该收起它的利爪。但是长河的心，已经给抓得满是伤痕！有一支歌，唱党啊亲爱的妈妈；还有一支歌，唱祖国母亲的。到底谁是妈，谁是母亲，谁是爹，谁是妈？自己到底是强者，还是弱者？哦，脑子快胀裂了。
长河以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精神，终于成功了。他从企业的盈利中，取出一大笔款项帮助他的家乡——北京朝阳区的垂杨柳。他还经常资助那些有志向有天分但没有时间写作的人。他开了一家大书店——他没有工作的那些日子，每次经过王府井新华书店都是咬咬牙走过去的。经过书摊也只能饱饱眼瘾。现在，他自己的书店就摆满了好书。他太忙了，身兼数职。在中国改革的大潮中，终于站立在潮头上……
“找这是在说梦。”长河笑着对我说。
不过，他是个能套住梅花鹿的猎人——我想。
他的儿子小川川已经半岁了，大模大样地躺在婴儿车里，两条光光的腿大叉着搁在车把上。他缓缓地、挺有派头地偏过脑袋，从妈妈伸来的小匙里吃口蛋糊。并不知道他的食物占去了父母一个月的大部分支出。
孩子一定会生活得比他的父亲好。将来会比今天好。不过长河从来不想寄希望于明天。他又和同伴们在实践他的一个没想。他突然像望着算命先生似的望着我：你看，这一次能成吗？
我只知道中国终究要前进。前进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要有多少人以自己的牺牲作为代价，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一时无语。
“成！”程荣英回首一笑。那甜美而坚毅的嘴，那善良而英气的眉眼，顿时使屋里充溢着爱和力的光芒。天堂的光芒。
在天堂的光芒中，猎人又要去套住梅花鹿了……
我告别了天堂，在7月中午的烈日下，等公共汽车。等车的人们，一个个晒化了似的粘在车站上。我给晒得将化未化、似粘非粘的时候，车来了。这车好像能发出一种气功似的，一下使晒化晒粘了的人们全活了过来，动了起来。车放慢速度贴着车站这边的人行道驶来。人们就如久被抛在孤岛上终于看到救援的船只一般奔涌而上，挤扎着分布在车的前门、中门和后门的门口，只等车门打开，或许可抢得一个座位，抢得抢不得座位也要抢。其实，不等最后一个人上了车，车是不会开的，先上后上总是一起开动的。但是车开了——一个人都没有上，车就开了。车门没有打开车就开了。车没有停下就开了。压根儿这车就不在这站停！是故意作停状耍弄乘客的，是车上的人要激起车下的人的希望然后再把这希望如数带走，好观赏等车人的奔忙、争抢、失落和懊丧，好从别入的痛苦中给自己提炼乐趣，提炼生活的兴奋剂。这种幸灾乐祸的传统心理，继承千年，经久不衰！
终于上得一辆公共汽车。车中门旁边的香蕉座本是可以坐3人的。但这个香蕉座只坐2人。一位胖妇坐在正中，把右腿叉开，叉到尽可能使自己占尽中座和右座这两个座位。一枯槁老者实在体力不支，看看右座仅剩的一小方天地，恨不能顺乎潮流地使臀部从球形进化为锥形。终究坐不稳，又只好请妇人把尊腿挪开一二。但妇人越发把右腿绷得满弦的弓似的，就是不动，且大有把老者从弦上射出去的架势。枯槁老者诉诸以理：“这个座椅规定可以坐3个人的。”“没听说过这种规定！”“是可以坐3个人的。”“没听说过！”
绷得紧紧的右腿，依然顶着老者，宁可自己出汗费力也不能叫您舒服，就是要自己一人占两个座位，也不能叫您也有一个座位。因为我比您壮实，因为我敢抢占您不敢抢占，因为我能浑您不能浑，因为我会吵架您不会吵架。当然，如果落坐的不是这位老者而是一位善打群架的汉子，妇人自当尽快抽回她的尊腿。这种欺软怕硬的传统心理，从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到今天这条满弦式的尊腿，怕是随着社会开放、欲望飞涨，随着想占有自己一时得不到的到攫取别人应得的，正以从未有过的繁多而新潮的款式充塞在社会上。
我晃了晃脑袋，甩掉这沉重的负荷。这时看见车上站着一个穿汗背心和超短裙的少女。姑娘们流行穿泳衣式的背心，这是1988年夏天的突破，比想象力更快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