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身体这么不行，为什么和荣英结婚？
——这个问题不该问我，你应该问问荣英。
——她逃到你家，你应该把她送回去。
——关键时刻让她退回去，我岂不成了罗亭？
——你给荣英的母亲造成多大的痛苦！
——这种痛苦应该理解、谅解，但是不应迁就。他们对我的不理解，我理解，我能忍受，这是因为我有修养，我是男子汉。我不想忍受了，我也有办法。
事后这位亲戚找到荣英：姜长河真是个人物！他要是身体好的话，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不，如果说荣英是长河的天堂，那么长河是荣英的太阳。没有太阳哪有天堂的光芒？没有天堂哪有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是天堂中的太阳，一个是阳光中的天堂。
一个矛盾刚刚平缓，另一个被暂时压下去的矛盾突现了出来——现在，他姜长河，如何得到社会的承认？
长河一直想到健全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去走一走。这天他走过一个舞厅售票处。售票员问他为什么买舞会票？他说我不能跳，总可以看一看么。长河自小爱各种乐器，不自觉地走向乐队，坐在一旁。乐队萨克斯管的演奏员突然病了，吹不了了。长河下意识地拄起双拐走上前去，拿起他的萨克斯，顶替他吹奏了起来。这支萨克斯如泣如诉，舞伴们如痴如醉。舞厅五光十色，乐器银灿灿，金晃晃。从景山万春亭望下去的教宫，也是这么金晃晃。6岁的长河在万春亭上，就做起了金色的梦，辉煌的梦。拄着双拐的长河在一个充满了快步的腿、慢步的腿、旋转的腿和劲舞的腿的——舞厅，找到了吹奏萨克斯管的工作……这是长河笔下的电视剧？还是长河的又一个梦幻？
生活首先不是梦幻，而是吃饭。多少人不明白地问长河为什么离开了单位，长河只是笑答：“我离休了。”与其花口舌向人们解释，不如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事，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选择。他先在某编辑部当编辑。对方说好要给他开支的。他得坐车、换车，下车还得拄着拐走两站地才到得该编辑部。半年后这个编辑部散摊了，长河没有得到一点工资。继而又有人介绍他去一家出版社。长河认认真真填了这家出版社的职员登记表。可是那联系人怎么找不见了？几经打听方知此人犯罪判刑了。又有一报社要长河，且说好不用坐班的。真去该报社时，却又要他天天上班。天天上、下班拄着双拐换几次车？
为什么命运独独不关照他呢？
难道他一生老得扮演失败者的角色？看荣英天天上班教英语，下班忙家务的，他的价值哪里去了？荣英除了买冰棍不记帐，样样记人家庭收支本，记上两三月找出家庭经济规律。每月一发工资——个中学教员的薄薄一叠的工资，她便把这薄薄的一叠分成更薄薄、更薄薄的几份，用以支付家庭必要开支。家庭“固有资产”，譬如塑料茶杯，凡已经有了的，不再重复购置，为了尽量不去刺激女性的购买欲，只好精简掉几乎仅有的业余生活——逛商场。
荣英每年“奢侈”一回。每年的7月13日是长河的生日。往往在长河生日的一个多月前，她和他就开始筹划怎么过好这个在荣英看来是最重要的日子。历史上的这一天，地球上诞生了一个对于她是最重要的生命。这个生命将使她爱，使她崇拜，使她牵心挂肚，使她身不由己，使地激发起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力量，又使她焕发超他的全部感情和创造力。她感谢这个7月13日。前年7月13日，她搀扶他去动物园看猴，因为他属猴。去年7月13日，她又一次陪他重上景山万春亭，重温旧梦。每年的7月13日，给她和他带来多少希望，带来多少温馨。
荣英还有一个节日——6月23日，她自己的生日。每年这一天，她一定会得到长河赠送的礼物。去年是一个带着一支笔的精美日记本。荣英一直像一个女学生那样喜欢对着日记本说上自己的悄悄话。
幸福哪怕时不时地在周围闪现，也是一种安慰。然而他不是苦行僧，也不想做苦行僧。人们常夸耀那种光想自己搞事业而不顾家的男子汉气派。不，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个男子汉起码得能够维持家庭的生活吧？如果我热衷于文学研究、文学创作，让妻子去卖血，还算个什么男子汉？对文学的初衷自然不会变。不过文学是人学。不能光从书本里研究人。人的行为更多地是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表现的。尤其根本的是，得吃饭，然后才能干事业。必须想办法改变自己的现状。得变通一下，改变改变自己的文不经商的观念了。搞个体经济可以发展自己的个性。要不，实难养家，愧对夫人，愧对夫人！
摆书摊！
1988年5月，长河背了一身债，买了一辆残疾人用的摩托车，跑遍了北京的出版社。3个月跑了3000多里。他不会忘记每一个帮助过他的善良的人们，少儿出版社的副社长庄之明，国际广播出版社副总编吴绪彬，都让他代销书，给他提供方便。
书，一批一批运来了。但是，原来说好一起办书摊的人，突然撤兵了，说是他不想干个体，要找个正式的工作，也好找对象。
难得荣英看重的是长河这个人，长河的人品、人格，而不是人本身之外的附加物，譬如个体还是国营。
荣英说：我帮你摆书摊！但是她天天要去教书的。她来帮忙，时间有限，收入无几。一天朋友们帮助长河在大学摆书摊。长河推销的多是关于新思潮的、学术性强的书，在大学生里卖得快。长河难得一点高兴。到底大学生还是层次高一些。当个大学生多好。他本来应该是大学生，应该在这样的校园里读书的。而且也有能力在这里教某一学科的书。但是他偏偏落得在这里卖书！
观念还是没转过来，还是心底里看不起卖书，看不起经商——虽然自己明明是想摆书摊都摆不成！合作者的言而无信，把他晾了。家里那一大堆卖不出去的书，摞得高高的，如同一块块砖砌起的碑，纪念这段夭折的卖书生涯。
或许，长河因为身体的残疾，认识生活比认识书本晚得多。胆识过人而对不利因素估计不足，极其真诚又过于轻信。1988年初有人要办一个厂，聘请他当经营部主任。对方许诺得很好：长河进入了一个执照、户头、项目、贷款，投资协议书、合同书、可行性报告、《在哈佛商学院学不到的经营之道》、《商业话动论》、《现代广告学》、《有效的管理者》等等令他兴奋不已的世界。后来——不，没有什么后来了。对方说原材料没接到，不办这个厂子了。长河本来什么都设想了——规划、筹建、发展，就是没想到过会不办。
接着又有人请他经营企业，如此这般以后，又“拜拜”了。
好容易又和几个人一起筹办工厂，场地也有了。签协议书之前，大家碰个头。其中有一个人是长河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当年就是他背着长河去考研究生，去检查身体，他一哈腰背起长河上楼、下楼，外科、内科的跑，长河觉得自己像趴在他的背上越过了一个一个障碍向着研究生的目标迈进。现在民间有个词“有托”，这是指那些办事有靠山、有后台的人。长河的“托”，就是像这样的患难之交了。现在共同办事业，自当励精图治。
这天碰头时，这位老友先讲话。他说这个厂办起来以后，能绐大家什么利？现在大家强调的是利，应该先谈分配原则。
也许，他讲的是新观念，是应该先谈分配原州？然而工厂还未见端倪，能给大家什么利，还要先靠大家创造出来。这位朋友不干了。另一位同伴相继退出。这个酝酿中的工厂眼看就，出生了，竟在临产的时候流产了。
痛苦啊！
这些人中有一个叫郑启祥的，是长河楼上的邻居，6级木工。长河摆书摊的第一天，还抹不开脸来吆喝。郑启祥像唱独角戏似的帮他招徕顾客——来啊，看看这边的书啊！这通吆喝堪称专业水平。专业这在他也是第一次。但他不觉得丢脸。长河需要有人帮助，他应该帮助他卖书，所以心里不虚，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只是把嗓子搞出了障碍——后来哑了三天。他看着长河的一次次奋斗和一次次失败，看到长河跑得把拐杖的胶皮底磨穿了，又把拐杖磨短了1.7公分——他是6级木工，观察长河，先观察他的术制拐杖。拐杖是上好的水曲柳制的。然而握手处理给长河握出了三个凹陷下去的手指印！应该帮助长河这样的人把事业搞起来。等长河的事业办起来后再参加进来，那就不是我了。得和他一起创业，和他一起吃苦受累担风险，不，我应该而且能够比他多吃一些苦！
郑启祥若即若离地观察了长河两年。长河第三次和人一起办厂时，他参加了进来，一个想法已经在他心底开始成熟了。及至伙伴们一个个撤兵，乃至长河视为庄严的伟大事业，又像儿戏般地结束了，这对郑启祥不啻是一种强刺激——长河太难了，他郑启祥该下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