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在我的办公桌上，内室的枕畔，便均备放一本汪曾祺。
汪老的文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概因汪老的文章，不浮、不滑，有一种滋润生命的温暖。
读汪老读得久了，竟幻化出这样一种情景：
在一个古旧的小木屋里，有一只用泥抹的小火炉，围炉坐着汪老和我。汪老是一个爱讲故事的老人，我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童。炉中无声地闪着橘黄色的光，照得爷儿俩的脸也一片橘黄。汪老平静地讲他的故事，故事也无大的波澜。他的故事讲得脉络清晰，里边的人物即便是丑角也有几分妩媚，即便是惊天悲哭也有间歇中的微笑。使你感到，他不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而是在叙说自己的生活经历。见我听得很专注便说：
“你看，人活着，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啊！”
见我不吱声他以为我没听懂，便用绵温的手抚一抚我的头，“不必想它了”。他不强迫我懂，其实，我早已懂了。继续听他讲下去，后来，那个火炉与汪老竟成为一体了。
这一幻境，其实就是读汪老文章的感觉的具像。他不强迫你读懂他，他不强迫你接受他，你却被他感染，甘心情愿地接受他。正如那悄然冒着橘黄色火苗的火炉，它不强烈地炽烤你，你却感到了擦到心尖上的温暖。
如果人有颜色的话，汪老便是橘黄色的。
他的故事，有一个总的主题：便是人活着是一种有意思的事。
汪老很尊重他的读者。汪老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人生境界的深厚，使他不愿展示伤疤，以逞英雄豪气；不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大干。而是取与读者平等的角度，娓娓地跟你谈些什么。使心灵的毛孔张开，需要的便是这种娓娓的气氛；这娓娓的情调，会给心灵以滋润。猛火给人以表皮的刺痛，文火才把温暖滋润进骨髓。汪老大睿智。
汪老很尊重他笔底的人物。他把笔下人物当作自己的友人，而不是一任笔尖拨动的玩偶。他爱他的人物，不忍心糟践他们。因为，在朋友眼里，友人只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短处，却没有大恶丑——
那个行医的王淡人先生（《钓鱼的医生》），痴迷垂钓，爱做傻事，傻到竟把抽大烟的病人接到家里，管治病，管吃喝，却不取分文。感于他傻事仗义，汪老在小说的结尾，写了这么一句：你好，王淡人先生！
这是在写小说么？这声你好，非经年老友不说出口啊！
还有在《八千岁》中写宋侉子。宋侉子是个混迹江湖的马贩子，乃俗鄙之人。花钱住在情人家里，“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爱得天昏地暗。情意正酣，钱袋却瘪，宋侉子怎么办呢？汪老写道：
（宋侉子）就说一声，“我明天有事，不来了”，跨上踢雪马骓俊马，没影儿了。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
这俗人身上的一股超然大气，一些正人君子能望其项背么？
所以，汪老的文字，虽然平静，却是真性情之作。真性情，是一种温暖的东西；浑浑地滋润到读者的心里去，便是极自然的事。
索性直接说，汪曾祺是个善写人性的作家，是一个能把人性写得是那么回事的中国作家。
“为给人间送小温”，这是汪老说的。这便是汪老文章使人感到温暖的根本。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
你好，汪曾祺先生！
5.好人林斤澜
林斤澜同汪曾祺一样，都是我想写一写的作家。
汪曾祺至今未曾谋过面，林斤澜却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宽沟，1985年10月，他与刘绍棠、浩然等几个老作家给北京的青年作者讲课。他讲的是小说。他称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小说的结构，一但设置得好，小说便成功了一大半。他那时正起劲儿地写“矮凳桥”系列小说，关于结构，有许多现身说法，加之他抑扬顿挫的江浙口风，他讲的课，很抓人的心。所以，待他讲完，大家都把他围住了，一口接一口地称他“林先生”。文学场上称老师，是一种碍情面的称呼；那么大个老头子或老婆子，不管他（她）讨不讨你喜欢，不叫声“老师”便磨不开面子；而叫先生则不同，是一种真诚的尊重，亦有一些崇拜的意味。
崇拜林斤澜什么？他不仅小说写得好，而且学问也好，讲课中讲的真玩艺儿很多，透出很厚的知识底子。所以，王蒙一主张作家要学者化，许多人便下意识地想到林斤澜。
见过他一面后，便留意他的小说。他后来的小说写得极朦胧，几乎没有什么成型的故事，整篇小说写的是一团情绪，一个意象；语文讲究到“咬文嚼字”的地步。他的小说从语言到意境均有一种“涩”味，须反复读几遍才可品出甘味。所以林先生的小说不能离开阅读环境，不好改编成影视作品。林先生本人名气很大，但他的小说是“寂寞”的。
有人说，林先生写的是“怪味”小说，是新时期“怪味”小说的代表人物。我不以为然。林先生是个爱锤炼语言的人，他把中国汉语的语序、语音、语意和语境在小说中做了刻苦的探究，做了多面的（时髦语为全方位）尝试，他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寻找和体验汉语之独特魅力，他写的是“语言小说”。由于这种探索走得远些，且生出“涩”味，便失去了一部分读者；留下的读者就更津津乐道于他的“涩”；认为他的小说很“纯粹”，他小说家的档次，在批评家那里有很高的地位。
后来去地摊上，买了一本他的散论集《舞伎》。粗粗地翻了一过，觉得他的语言在小说中表现出的“个色”魅力，在这本集子中没有一点影子。隐在语言诗意背后的“诗意小说家”，偏偏跳到语言的平面上，作一些表现小狡黠小机智的泛论，让人不好接受，甚至感到遗憾。我固执地认为，一个卓有个性的作家，要唱好自己的“角色”，“反串”虽是一种本事，便总给人以卖弄哗众之嫌。
林先生是不是太“寂寞”了。
1994年6月，在关于散文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终于又一次与他相见。
七十好几的人了，容颜依旧，无老态。
他的口风又一次抓住了人的心：
他认为，现在散文主要影响人物是周氏二兄弟；要繁荣当代散文，必须对二人作对比研究。二老的语言个性极其鲜明，仿效者在其身后形成两大河流；但更要注意二者思想的细微差别。二人都有历史循回观：鲁迅的循回观其循回呈螺旋上升状，历史重演的再酷肖，仍是有差别的，不断前进的；而苦茶的历史循回，是在平面上的循环，只看到历史的重演，而来看到历史的前进。大同的历史观，造成了不同的人生观、文学观和艺术个性……
林先生的话，为他赢得了很长的一片掌声。
晚上，我去拜访他。刚坐定不久，又来了几位；或请题签，或请他再发高论。他说：
“签字可以，发高论不敢。老了以后，亦染上了老年常见病，便时时提醒自己，跟旁人讲话，尤其跟青年人，千万不可用教训的口气，做学问只是做学问而已。”
几位说，不妨，不妨，难得您的指教，林先生便笑着摆摇手，面上有倦色。我感到这几个人有些闹的哄，便悄然离去了。
第二天中饭前，他居然来到我的房间。我有些吃惊。
“你好像很能喝酒”，他开口说：“在饭桌上看到的。”
“只因年轻，喝一点。”我很不好意思。
“一顿喝几两？”他竟问。
“情绪好，喝六七两吧。”我更不好意思了。
“水平偏中，跟我差不多。”他咯咯地笑起来。
他随口讲了一个故事。前年，他跟汪曾祺到黄山出席一个全国性文学会议。别人都去爬山，他二人却坐在黄山脚下，喝黄酒。每人一坛，一坛二斤。两人喝得滋润；我奈何不得山，山也奈何不得我，有酒在肚，山自在胸。还想再喝。林先生就又调了两坛。汪先生连连退避，不能再喝了。
“汪曾祺他喝不过我。”林先生得意地咯咯笑，童子一般。
“中午，你跟我一桌，咱俩好好喝喝，老伴没跟着，可以放点量。”林先生说。这一刻，我得到大放松，便取一本自家小书进他求正。这时，作协一女同志来催饭，他举一举书，“先回趟房间，把书收起来。”女同志说：“我给您搁回去吧！”“不用，还是我自己来。”话音未落，人已登上两级台阶了。
望着他一耸一耸爬楼的身影，我想到，眼下，做一个正经的文人，究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虽然我们同住了三日，对他《舞伎》的一点私见，终于未曾说出口。
林先生小说做得好，酒喝得好，人也做得好，《舞伎》类的小瑕疵，实在算不得什么。其实未必是瑕疵：林先生喜欢作学问，他把精构小说，散论生态作为他学问的两翼，也未可知。
这么一个好人，一切由他。
6.不迷本性
身为文人，又不甘心作文人；处于清贫，而又不安于清贫，这是对下文人的众生相。在“不甘”与“不安”中，一部分文人在“转轨”中有了辉煌的别业和滚滚的资财；而大多数文人依然如故，只是内心更加不平静了，心性更加迷乱了。
该读一读苏轼的《老人行》：
断鸿空逐水长流，或安贫，或安富，或爵通侯封万户。一任秋霜换鬓毛，本来面目长如故。
诗意是说，有人居于贫穷，有人居于富贵，有人居于万户侯的高位，而自己呢？只一介区区文士，虽年龄已高，已鬓如秋霜，终不会改天真率性的“本来面目”。
这是苏轼对自己的感慨，透着一种经风历雨后对人生的认知。这种认知，有几分无奈，有几分恬适，但绝无抱怨。
他认自己是文人这个命。
这个命认得好，认出了“大江东去”的文人风采，给后辈丈人留下了心胸深处的一丝温暖。
“本来面目”，是指人本有的心性，系佛家语汇。《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云：
惠能从弘忍处接受衣钵后，遵弘忍指示，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庚岭。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掷下衣钵于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动。及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表来。”惠能遂出，盘坐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云：“汝既为法来，可屏息诸缘，细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扰言此时），那个（即不思善、不思恶）是明上座（对惠明尊称）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
惠明是在惠能“开示”下有了顿悟，了解了自己“不思善，不思恶”的本性；而时下文人又有谁可予以“开示”呢？
靠文人自己。途径有二：
探望时间深处，即从黄盏下的书籍之中求得启示和抚慰，如吟读苏轼《老人行》。此其一。其二，就是自己的生活实践，在生活中碰碰壁，看一看别的角色是否可以扮得下去。
文人识得本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生活在事实上并不平等的社会中，心性易被迷乱，因此有人迷恋高官爵禄，有人迷恋金钱美女，乃是自然的事。只有在时势中碰得失魂落魄，才在“猛回头”中识得自己本性。苏轼在几遭贬官，经历了一番人生沧桑之后，才有《老人行》，才安于文，安于贫，才会有“一任秋霜换鬓毛，本来面目长如故”的激越情怀。
时下文人的不平静，便是迷了文人的本性；因而心理上难于平衡，蒙上种种阴影。可以到世事中碰一碰，走不通路以后，再复归“本性”；但像苏轼那样的人生大代价，今人又有几人能担得？还是研读一下《老人行》，取决捷的镜鉴，少一点生命浪费，多读几本书，多著几篇文为好。
这并不是悲观。人的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那么就把这件事做好。诗人周涛就很干脆，我是个文人，这辈子就把文学这件事搞好。既然心性是文人的心性，就不该自哀自怜，就不该上下忐忑，左右踌躇，心甘情愿地埋首其中，乐于自己的活法。
况且，文人的生活，并不是一种过不得的生活，许多甘美的滋味和情趣亦非文学之外的人所能享。比如围炉而读。一般人围炉而坐，也许只为了一刻的悠闲和温暖；而文人的围炉而读，却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围炉而坐，展开书卷，顿感城市那种特有的嘈杂、喧哗，以及被各种欲望驱动而去竞争的紧张、烦恼、亢奋像冰炭一样化去，生活显得非常祥和与温馨，心灵开始澄澈平静，精神之舟在火的温暖中无边无际地飘荡。
这是生活给文人的一种独赐。
所以，回归自己的“本来面目”，是文人的自救之法。
7.自己的风景
文人与妇人；
文人，是孤独的妇人。
渴求情感，却无情感之树；追寻忠贞，却错上了背叛之船。也曾哭泣，却四壁无声；也曾怨艾，却面色苍白。以幻想作津桥，回首却踌躇；以等待作风景，却杳无造访之人。肉身久旷，以窗花镜影作情人；内心清冷，以檐滴涧流作烧酒。
便不再渴求与追寻，不再哭泣与怨艾，不再幻想与等待。把自己作为刀剪与针线剪裁世情人梦，编织人心入诗。妇人的日课是纳鞋底，纳了一双又一双，且一双比一双针脚细密，一双比一双式样精美。——不纳鞋致，让人怎么也不能与大蒜联系起来。
果然有三二美人趋而观之，啧啧赞叹，美靥竞绽。由是观之，大蒜是一种无言的存在，并无凡俗与高雅之境，亦无分辩之机心。是人，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品味方式，标定了它的品格。人若俗了，大蒜亦俗；人若雅了，大蒜便也雅了。
8.文人的力量
一
一个崇拜力量的文人，对于一帆风顺而又自鸣得意的人们，有一种天然的厌恶。
我便是这样，便亲切地想到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