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顷，“达达”在沮里克（Zurich）产生出来了，这是一个奇怪的创造物，它的创造者是一个罗马尼亚人（Tristan Tzara），一个阿尔萨斯人（Arp）和一个德国人（Huelsenbeck）。这一伙人发表出一种很快地得到了一个显赫而受人嘲骂的成功的理论来。这种理论在法国碰到了一个散布它的，在智能和敏感两方面都有天赋的青年人的核心，而在这些系代之中，它当然很快地符合那一种很深切的天赋之才了。这个派别起初只是文学的立体主义之赓续，一种产生那和物质的世界相反而摆脱了它的羁绊的诗的世界的探试，但是后面它却起来反抗立体主义，正如和反抗世界的一切东西一样。“达达”不仅只否认事物的价值存在。它还否认一切：社会，群众，字眼，智力，特别是文学。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绝端，因为它宣布理智和社会的破产，它宣称，如果一个人是诗人，那末他随便说什么都是诗。这就是确认灵感的至高无上权了。“达达”绝对不求别人了解，它只给人以印象。它觉得我们的一切的字，我们的全部文明都是欺瞒和误解，所以它主张只致力于一种“可接受的误解”。它的作家之中有几位产生了些真正美丽的作品，查拉（Tzara）的抒情诗，勃勒东（Breton）和苏波尔（Soupault）的《磁场》（一九二零），无疑地将传留的。保罗·爱吕亚（Paul Eluard）写过些令人不能忘记的诗，作为现代欧洲最大的诗人之一而显露着。但是群众对于“达达”不认识，他们只认识它的喧骚：公开集会，宣言，巴莱思（Barrès）的官司，以及其他等等。他们在那儿看见了一群在寻找着吹嘘，失望，和一种就要朽灭的光荣的人们。
“达达”给了文学一个很大的印象。现象突然呈显出来了。然而它却绝对不是意外的。自从兰波（Rimbaud）隐遁，罗特雷阿蒙（Lautréamont）去世之后，我们早就可以看出，这一类的痉挛总有一天要在法国产生出来。那些热狂的野心，那些急迫的需要，这微妙到苦恼的敏感性，这抽象，深切而反抗的观念论，这贪婪而暧昧的神秘主义，这受着我们的栽培而找不到什么足以自满的一切，在我们的文明的某一叶溃败了的日子，等到后来便要宣布大破产了。我们这国家是从事于创造那些从希腊人以来没有别的民族所曾知道过的，优美和敏感性的奇迹的，但是它却同时建设那从来所未有的最明确，最坚强，最严格的集中而合一的社会秩序。拿破仑以来，人们已不停地把法国索缚在一种越来越紧的纪律中了。我们所有的更好的东西，都是从反抗中得来的。
“达达”给了这苦痛一个形式，而它的影响是普及于一切的艺术，没有受到影响的恐怕只有音乐。散文也受到它的影响，但却比较小一点，因为在法国散文无论如何总是社会的，而“达达”却根本就是******的。然而这一派却在它的年轻的首领和弟子之间找到了一些卓越的散文家，特别是安得雷·勃勒东——他的散文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威权的——和路伊·阿拉公（LiuisAragon）——他是赋有一种奇异地和一种辛辣的敏感，一种有力的诗的天才联在一起的，坚实而庄严的雄辩的才能的。他的《阿尼赛》（一种关于兰波的生活的嘲弄的批评），他的《巴黎的农民》（一九二五）和他的几篇短篇小说（例如他的短篇小说集LeLibertinage中的那篇LExtra），是都要算进当代最可注意最具特征的文章里去的。在他们之间，我们还得把苏波尔加进去，他的那种眩晕，急喘，永远没有安定又永远没有停止的散文，是表现着这一派带到了法国文学中来的那种紧张的。（《好使徒》，一九二三，《一个白人的故事》，一九二七）在他们近旁，还该安插一位出众的作家马尔赛尔·茹昂陀（Marcel Jouhanderu），他的短篇小说（Les Pincengrain）和长篇小说（M．Godeau intime）显示着一个我们时代中最独特最有力的天才。他把一种生存的恶魔的幻象和一种内世界的异常强烈而明察的悟力连结在一起。他的作风的奇特，无非是一种灵智的，神秘的力的反射而已。他比别人还更要使人惊讶，因为在他的身上，苦痛是还更自发一点，自由的需要是还更要紧急一点。
加之那惊讶而迷茫的群众，是带着人种绝对不是没有好奇心和秘密的同情的愤慨而挂虑着的。切望着那使他们散心的新鲜和想象，他们便都驱拥到当时别人呈示给他们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上去。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这一段时期是一个文学的大“送出”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那些找寻人来发现，找寻着样式来创造的出版家，是丝毫不苟且地去扩充他们的买主且翻掘那些独特的天才的。在出版所中的兴奋是那么地大，我们简直可以并不太不敬地把它比做跑马场的马厩的兴奋；有几家出版家编成它们的班子，把它们送出去又把它们维持着的那种态度，大致和跑马场所指点给我们看的那种光景没有什么大分别。
它们的主要的发现是独特而敏锐的，同时地敏于猜度群众的趣味并表达青年人的猛烈的热情的才智。虽则对于孤立和纯粹的需要并不像达达派的诗那样地过分，他们却也搜寻着世上最个人的和最强度的东西，而用那大胆的术语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若望·季胡都（Jean Grandoux）和保尔·莫杭（PaulMorand）显然是散文家的这一系代中的最显赫的人。靠了他们的运用得很巧妙的神奇的敏感，他们曾经想发现那合于我们近代生活，合于苦痛，合于我们的时代的愿望的一整个形象的体系。季胡都脸儿一会朝着那他所很清楚地认识的美国，一会儿朝着那他所了解的德国，写了这些有爱娇的光泽的书，Suzanne etle pacifique，Segfried et le Limousin（一九二三）。他的洒脱，他的丰饶，多变化，十分固有而又自由的敏感，助成给与他一个先导者的角色。在一个大家都设法把自己从现实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季胡都却织着一个用比生活更真实更美丽的印象做成的梦。
他的朋友，他的道尔赛滨的老同事莫杭，也获得与他不相上下的成功。他的天赋或许是要比较差一点，但他却有那补缺的机智和聪敏；他从我们这流血而没有弥补好的可怜的欧洲提出了一整片而有趣的近代好风景。他甚至猜度到而且探试过明日的作品所应该具有的：即在这好风景之外找到一些可以作为我们的对敌而有亲属关系的文明的价值的，共同的观念和本质的区别。他把比拟，软闻，机智和风俗画投进去，比任何别的青年都更甚。我们立刻就可以断定他会作为我们的时代的一个最典型的短篇小说家而存留着，因为他有一种偏癖（这可以说是他的过度的智巧），它使他把现时的特征看得太清楚又把一种危险的现实的笔触给与他的全部著作。在他的著名的短篇（《夜开》，《夜闭》等），我们带着一种世界大战以后的贪婪而无法满足的肉感，找到了他所描画的这个时代所固有的这种逃避的需要，和一种教师风的术语——靠了这种术语，他把那些最接近，最稔熟或是最辽远和异国情调的东西，描摹得像一组组的又强烈又非现实的图像一般。他用着一个“达达”的虚无主义的那种犬儒风和一个卧车的茶房的那种伶俐的经验，描写着近代世界的幻觉。
这两位代表的作家在一九二三年顷名声大起，同时，在他们周围也有许多声望建立起来，增长起来，正如像昂里·贝胡（Henri Beraud．Myrtyre de LObèse，Lazazz，一九二三）一类人的著作的畅销所证实的一样。那昂里·贝胡是一位记者作家，有一种浪漫的想象和强烈的政治信念，同时还有一种适合于取简单的群众的一大堆聪明。像比也尔·贝诺阿（Pièrre Benoit）一类人的著作的销路好也可证实；他为了要写给一种有点不安而烦闷的市民阶级阅读起见，又写起那并不是没有机巧没有想象的冒险小说来。不幸这些作者和许多别的作家，都一起滞留在这书籍销得好而生命不久长的知识阶级的明暗交错之中。他们都不是下劣的作家，他们有一种真正的才能，但是这毕竟是不重要，而他们也是知道的。在那他们作着音乐队中的伴奏的角色的一种文学的生活中，他们固然是少不了的，但是这些应该举出来又应该尊重的作家们所遗留下来的，只是他们的工作和好运的名声而已。
在那被大战所扰乱了的法国正在设法支配并利用那战后的沉默所在它那儿给它发挥出来的这种失望和这种野心的这几年中，青年人便这样地在它面前展览着，轮流地献出他们所有在世界最温柔和最辛酸，在人心中最灿烂和最幽暗的东西来，又把那最大胆的体裁，像摊开华丽的布一样地在它面前摊了开来。他们又微笑着补说道：“快些拿吧，因为我们明天要死了。这不是一个市场，却只是一个展览。”
（载《现代》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