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愤世嫉俗，他们悲天悯人，他们始终在试图、挣脱远离尘嚣。是以留下了很多可悲可叹、可说可乐的故事。在这偌大的土地上，他们营造了曲坛的千秋，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真切存在的证据。
小剧中窥孝道玄机
“天地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孝顺能生孝顺子，孝顺子弟必明贤；孝是人道第一步，孝子谢世即为仙。”《百孝经》的开篇便将“孝”摆在了人伦情感第一位，一个人如果是大孝子，死后即可以荣登仙籍。
孝顺未必能令一个人超出生死的界限，但在中国人眼中具有绝非寻常的意味。它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自孔孟儒学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恪守的生活信条之后，“慈孝”便与人们的生活如影随形。元代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时期，中原本身的文化被蒙古铁蹄一脚践踏至四分五裂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希望重树众生的道德观，“母慈子孝”之类的历史故事自然被屡次翻拍，写成了一幕幕情感戏，在梨园里上演，赚人欢喜赚人愁。
生在元代后期的秦简夫是梨园中的悍将，生平传世的剧本仅有五部，其中三部都是家庭伦理戏，他对主题是“孝顺”的一类故事情有独钟，《宜秋山赵礼让肥》便是体现他的慈孝观最典型的剧目。
《宜秋山赵礼让肥》的剧本以汉中王莽乱政时期为背景。当时兵戈四起，流民乱窜，四处趁火打劫的土匪比比皆是。老妇人赵李氏带着两个儿子赵孝和赵礼四处逃亡，来到宜秋山脚下暂居。由于家中无米又无田，赵礼将最后一点糙米熬粥给母亲和哥哥吃完之后，便去山中采野菜充饥，哪知道被虎头寨寨主马武擒住。山贼们大多是流民组成，皆忍饥挨饿多日，见马武提回一个白白嫩嫩的青年，口水大喷，大叫着要把赵礼宰了吃掉。
人吃人的事件，在中国古代史上不乏出现。远古时期有食人部落之说，到了近代仍发生饥荒中吃人事件。相传朱元璋未当明朝皇帝之前曾出家当了和尚，当时也做过吃人肉的勾当。历史传闻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可是不可否认有这样的根源存在。试想王莽篡位期间，中原发生的绿林起义数以百计，百姓沦为草寇，盗贼横生，很多人为了吃饱穿暖，偷不到便抢，抢不到时或者挨饿，或者过着人吃人的生活。
赵礼听山贼们要把他宰了吃掉，不但没有害怕，反而镇定地对马武说，让他回家先跟母亲和哥哥告别，再回来让山贼们吃。马武闻言大感好笑，这酸秀才摆明了耍他玩呢，现在放了他，岂不是让到嘴的鸭子飞了！
赵礼一本正经地发誓绝不食言，并以自己“信”作为担保。那个时代人们以“信”为最高品质，信义甚至高于生命。马武思看赵礼诚恳异常，思来想去终于放了他。
回到家的赵礼与母亲和哥哥赵孝抱头痛哭，说了事情的原委：“我猛然拜罢那双脚。哎呀！不提防脑背后番身吃一交。那残病的身躯省懊恼，鼻痛心酸两泪抛，腹热肠慌乱刀绞。我想他毒害的强贼，我今日死不可逃。母亲也，则您这生分的孩儿，我其实送不的你那老！”（《赵礼让肥》第二折【随煞尾】）
从上面这段话看来，赵礼并不怕死，而是无法为母亲养老送终，此乃大不孝行为。他乃是非常传统的儒生，不孝是他承担不起的“罪名”，可是为了“信”，他还必须要守承诺上山被吃。
心情收拾完毕，赵礼孑然一身地上了山，却不知哥哥和母亲尾随而来。结果令马武看了一处闹剧。原来赵家三口人在他面前比起谁胖谁瘦，赵孝说自己比弟弟肥，应该吃的是自己；而母亲赵李氏说自己比两个儿子胖，吃起来好吃，希望马武放了孝、礼两兄弟。马武看得不耐烦，大吼一声：“我不吃你们了，你们走吧！”他被三人你推我让弄得心烦，另外也为他们的慈孝心肠所感动，思念起自己的兄弟和家人，感慨颇多。
赵家三口人临去之前，马武突然想起西汉民间有名士叫赵孝、赵礼，难不成是这兄弟两个？他出言试探，竟真的是他二人，不禁大喜，连连赔冒犯之罪。赵氏兄弟看他为人讲义气，心肠也不差，武功又高，很适合辅佐汉室遗珠光复汉统，便劝他去帮高祖九世孙刘秀。此时刘秀已击败王莽军队而名声大噪，正是用人之际，马武一定会得到重用。马武听了赵氏兄弟的话改投刘氏手下，果然出人头地，被封为大元帅，反过来向成为光武帝的刘秀举荐赵氏兄弟。不久，赵氏兄弟即得到朝廷的重用，赵家亦光宗耀祖。
赵礼因孝而得名得利，是秦简夫立志要诠释的道理。他认为，越是在乱世当中，人们越不能扔掉古德，否则就等于失去了人生的准则，沦丧于时代。在讲述赵礼的遭遇同时，秦简夫似乎也在说着自己的愿望：社会失去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只有通过剧目公开表演，方能广泛宣传儒家理论。
然而，单纯地恪守礼教来表现人的道德一面，事实上是不人性的。历史上的名孝子王祥饱受继母的虐待却不反抗，冬天为了给继母弄鱼吃不惜卧冰解冻河面，这种自残性的孝并不是真正的孝，而是屈服在暴力之下的愚昧行为。慈孝是人们发乎内心的情感，父母爱子女是因为血缘和亲情，反之亦然。赵氏一家让肥是情之所至，理之所然，实属寻常，不过他们一家的行为的确受人尊敬。但是，这个故事如若被拿来教育芸芸众生则不可。孝本有道，但只有前辈、后辈真心相待，才能真正做到长慈幼孝，否则强加于双方的身上，就会是一种令人身心俱疲的枷锁。
青天可鉴窦娥诚
淮安地区的历史上出过两大名案，一为元代的窦娥案，一为清代官员李毓昌被害案。据说两案皆惊动全国，成为当时的新闻焦点。李毓昌的案子有详细的史实可查，并没有争议；然而窦娥案就并非如此了。据说当时淮安的确有一个女子被冤毒害婆婆，枉死刑场，详细情节不为世人所知。而此事被关汉卿所关注，凑巧他又想到《烈女传》中“东海孝妇”的故事，深感“东海孝妇”与淮安女子的遭遇相同，不禁大为感慨，遂埋头写下了《感天动地窦娥冤》一剧。
汉卿对这个故事投注了很大的个人情绪，就像莎士比亚倾情写下《威尼斯商人》一样。在评判和争论中，正义和真理不一定永远能得到公平的裁判，所以汉卿选择了用舞台展示的方法，凭借公论和人们智慧的沉淀为冤屈的女子鸣不平——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窦娥冤》故事的背景当然是元代的淮安。来自山阴的书生窦天章因为无力偿还蔡婆的高利贷，只好把七岁的女儿窦娥抵给蔡婆当童养媳，自己则赴京求取功名，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窦娥长大后成了蔡婆的儿媳，怎知道丈夫不到两年就死了，剩下她和蔡婆相依为命。不久，蔡婆向当地的赛卢医要债，赛卢医心生歹念，把蔡婆骗到郊外打算谋害。就在这时，流氓张驴儿父子撞见这个情景，吓得赛卢医慌忙逃跑。
张驴儿父子本就不是正经人，知晓蔡婆有钱，窦娥又漂亮，便起了贪欲，要求蔡婆还他们的救命之恩，迫她和窦娥招他们父子俩入赘。蔡婆自知被侮辱了，但却不敢做声，反倒是窦娥闻讯坚决反抗。所谓好女不侍二夫，更何况对方还是个流氓，窦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婚事。
可是，张驴儿贼心不死，趁着蔡婆有病，送上混着毒药的羊肚儿汤给她喝，打算毒死她，就此抢占窦娥。哪知道他的梦做得美，却不料蔡婆闻汤后感到恶心，给了张驴儿的爹喝，结果一碗“索命汤”要了张驴儿老子的命。
世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张驴儿害人不浅，反而害了自己的爹，本应该吸取教训，但他反而调转过来诬陷窦娥毒死自己的爹。官府的大老爷不明事理，不分青红皂白地堆窦娥严刑逼供，窦娥终于耐不住屈打成招，遂被判了死刑。窦娥在被押赴刑场时，不知有多少围观的人为她鸣冤。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感天动地窦娥冤》第三折
窦娥的这两段流传数百年的经典曲目，实把“天公不作美”的民间俗语说得真切，令人忆起周星驰的经典电影《九品芝麻官》。清咸丰年间，提督之子常威垂涎戚秦氏的美色，将其****，事败后杀了其夫家十三口，又收买证人诬告戚秦氏与家丁私通，戚秦氏屈打成招被判死刑。候补知县包龙星发现其中的蹊跷，欲为戚秦氏翻案，反而被诬陷丢了官职。他无奈之下，只得上京告御状，中途几经波折，终于得到皇帝的协助，他救下来了。包龙星苦练口技，终于在公审堂上舌战群臣，得以为戚秦氏洗冤。
窦娥与戚秦氏的命运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戚秦氏有心存仁念的包龙兴相助，而窦娥却被没有王法的官府一门心思地冤枉到底。于是窦娥感到莫大的委屈，怨气冲天，遂指着青天白日，怪老天不分黑白，在人间种下了罪恶的种子。在“滚绣球”一段，窦娥借盗跖和颜渊二人的命运，责骂上天无德。
盗跖是春秋时期和孔子同一时代的民间起义领袖，被统治者认定为残暴、凶狠的化身，后来民间亦把其视做恶势力。当时的盗跖横行几国，屠城劫掠，最后却得善终。而颜渊是孔子最贤能的弟子，宅心仁厚，学识渊博，几乎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可却英年早逝。两人恶得善终、善得恶果，实在不公。窦娥借此二人之事说流氓张驴儿逍遥法外，而自己则受尽苦难还要枉死。这一段控诉韵脚分明，入耳消融，直撼人心，亦显现了关汉卿的大家手笔。
一些学者认为，促成窦娥冤情的是元代社会背景，由于官僚机构的腐败，贵族、地主、富豪无不奢华成风，地痞流氓随处可见，这些都导致大量冤假错案的产生。窦娥被打打得“一道血，一层皮”，“才苏醒，又昏迷”，从中可以看出污吏的残忍和愚蠢，当时人心的邪恶和叵测。也许这种说法是正确，而事实上，整个古代封建社会的本质都是如此。那个时代的女人过着屈膝的生活，不是牺牲品就是玩物，早在窦娥被父亲抵押出去的时候，就已经锁定了她命运的航向。窦娥并不是没有挣扎，但她没有武曌的胆识、没有风尘侠女的自保能力，也没有王昭君那般的美貌能玩转江山。她只是一介妇人，换做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遭遇摧残而凋零，只恨她错生于元代，元代错生了她。
剧中的窦娥深知通过官吏公正判决来为自己平冤已是泡影，她唯有心死，举头发下重誓，如果她是被冤枉的，头颅被砍下之后，鲜血必然一滴不剩地溅在飘飞的八尺素练上，六月飞雪将掩埋她的尸身，淮安一带必干旱三年。窦娥的诅咒果然一一应验，百姓们皆知窦娥确实是被冤枉。
窦娥的惨死之后，人间终遭报应，但关汉卿并没有就此****。他不但要通过上天为窦娥鸣冤，还要再人世当中还窦娥一个清白。窦娥的魂魄找到在京城里当上官员的父亲窦天章诉冤，窦天章遂千里迢迢回乡为女查案，终于把张驴儿千刀万剐，以命抵命。然而，此时的窦娥已经死了，一切都无法挽回。
关汉卿与窦娥在魂灵上是有交集的，汉卿借窦娥的身世控诉当下这个必将毁灭的世界，而窦娥的精神正是关汉卿的写照。窦娥虽然不是个才女，不会用诗词歌赋来抨击时代，但她却有种折不弯的风骨；而汉卿也不是个重华丽辞章的文人，他仅仅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和写作手法，来暴露现实生活的不公。
元时代的文人，大多写着四平八稳的文章，视野却越发变得狭隘，社会也变得萎靡不振。世态之颓气，并不是汉卿能一扫而罢的，他自己很清楚，但他仍要用窦娥的魂灵，来惊动愚昧的现实世界，以扫世态的颓气。
闲是天许，忙是自取
在一片吟风弄月、离愁别恨的文学气氛中，曲人刘时中残忍地打破了众多元文人的美梦。他从来都不打算令身边那些沉迷于酒色生活的朋友感到舒坦，这在前文已经略有涉及。并不是他不能这样做，而是不可以。不过他的儒雅性情，使得他并不是冷酷的人；他也并不自命是百姓的代言人，呼吁人权社会，只希望把“人间烦恼，一洗无余”（《折桂令》）。
总是去干涉别人的生活、批评社会现状，令刘时中感到非常疲累，但是他的曲子仍旧被称为元代的“史诗”，他一唱一吟，都是当时的贫苦者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血泪，在那时绝无仅有，后世也罕见。
【叨叨令】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庞妾、买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歌，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端正好·上官临司·叨叨令》刘时中
这段“叨叨令”是刘时中套曲《端正好·上高监司》里的段子。该套曲子的开篇写的是元代发生了一场罕有******：“众生灵遭磨障，正值着时岁饥荒。”这一年粮食罕有，物价日益上涨，奸商富户自认奇货可居，高价兜售粮草以获取暴利，许多贫苦者饿死路中，乞丐成群结队四处乞讨。
根据《元史》的记载，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刘时中生活的年代）的确有旱情发生，流民四起。刘时中当该是经历了这段日子，见到途有饿殍才忍不住绘下这幅灾民图。当时官府曾下达过赈灾令，但并没有显著成效。而事实上如果民众能共渡难关，并不一定会死那么多人。在上面的“叨叨令”一曲中这样写道：有钱人仍旧屯田置地、喝酒嫖妓、买卖人口，没钱的人注定要骨肉分离、忍饥挨饿、家破人亡。“有钱就是大爷”，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下，这句话都是至理名言。
在众人绝望之际，《端正好·上高监司》的曲子中塑造了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高监司，此人在现实当中是存在的，因为《端正好》一曲是刘时中写给高监司的万言书。
刘时中笔下的高监司开仓赈济，日夜奔走抚恤灾民，惩治奸商和鱼肉百姓的官吏，毫无偏私。他“爱民爱国无偏党，发政施仁有激昂。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天生社稷真卿相，才称朝廷作栋梁。这相公主见宏深，秉心仁恕，治政公平，莅事慈祥。可与萧曹比亚，伊傅齐肩，周召班行”。刘时中甚至将高监司的仁慈和政绩看作古人所谓的“仁政”，而且此人堪比萧曹、伊傅那样辉煌一时的良相名臣。
刘时中盛赞高监司的德行，其中不乏奉承的意思。因为他希望高监司能够看到自己这封揭露地方政府营私舞弊的谏书。整个曲子里揭露了当时社会现象：时值灾情严重时期，官商却囤积大量纸钞以供挥霍，搅乱市场正常经济秩序，祸患乡民。政府表面上道貌岸然，出资出力，实则他们下发的纸币一文不值，根本用不上。刘时中力捧高监司，实则企盼他能到朝庭进言，整顿地方吏治。
按理说身为父母官，高监司赈灾和在朝廷进言是分内之事，并不应被刘时中提醒，但刘时中依然在高监司面前示弱，说尽好话，足可看出他心中的无奈和朝廷的腐败。茫茫人世，时中找不到可以投诉的人，当他看到高监司救灾的情景，认为或许此官还有些人性，其他的官吏都是巴不得所有的人都死于非命，好将那些民众的财产收入囊中。
【滚绣球】且说一季中事例钱，开作时各自与，库子每随高低预先除去，军百户十锭无虚。攒司五五拿，官人六六除，四牌头每一名是两封足数，更有合干人把门军弓手殊途。那里取官民两便通行法，赤紧地贿赂单宜左道术，于汝安乎？
——《端正好·上高临司·滚绣球》刘时中
这段“滚绣球”描写的是官吏横征暴敛和贪污受贿的嘴脸。由于元政府对币制管理非常混乱，官吏和商人伙同起来玩转钞法，钻朝廷的空子，私下印制纸钞，一旦有收益便可坐地分赃。按照衙门里的老规矩，大官分大头，小官得小钱。库府官员、军百户、攒司、官人、四牌头人人有份，连门军、弓手这些看管人员都能拿到好处。官宦中所谓的“有钱人”还和商贾串通一气印制假钞，四处骗钱；一些官员甚至借朝廷的名义回收破损钞票，声明全部烧毁，实则偷拿出去再用到市场进入流通。
官人、商人没有成本地拿着“钱”到处挥霍，受苦的不过是毫不知情的普通百姓。这种无形的凶险比官、商直接奴役打骂穷人还要可怕。鉴于这种现象，刘时中希望高监司“青天大老爷”能将情况禀报朝廷，解决社会上种种问题，以免民众生变，引发****。
时中的担忧是有先见之明的。元顺帝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本为元惠宗，“顺帝”是朱元璋给起的谥号。元惠宗弃江山于不顾，终日活在权臣的羽翼下，任中书右丞相伯颜（蔑儿乞部伯颜）专横恣意地把持朝政。导致民间起义大爆发。后来起义军攻破大都之后，顺帝仓皇往西北宁夏方向逃走，死于异地。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赐惠宗谥号“顺”，意思是他顺应天意将皇位给他。这种带贬义的谥号不被元人承认，却成了历史的公认。
生活在元顺帝时期的刘时中，在对高监司发出劝言时各地已经出现小规模起义，起义若是闹大，元王朝的根基必将不保。但一个高监司又能如何，就算他肯帮时中递上谏言，可是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元朝廷内部，有道是上行下效，地方政府胡作非为其实不过是整个朝廷内部变化的缩影罢了。
一曲《端正好》，充满了刘时中的愤恨和伤悲，他满怀希望，可是他也应该清楚到最后得到的必定是失望。毕竟社会已是如此，除非明主降世，朝廷来一次大清洗。然而，时中不服输的个性和怜悯世人的柔情，让他又放不下受苦受难的黎民。
闲，天定许；忙，人自取。
逍遥的日子是上天许给世人的，关键在于世人肯不肯过这样的日子；而忙碌是人自找来的，为尘世操心也是自愿的。是以，兼济天下成了很多士人欲做的事，与此种观念捆绑在一起的刘时中，也融入了这前仆后继的队伍当中，泣血修心。
未尝穷人苦，安知世人贫
历代对社会表示严重不满的文人都有很多，杜甫的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足以概括世人对社会的逆反情绪。若以朝代而言，元代大概是自汉以来，中国统一王朝中社会最动荡的一个朝代。此时借文学作品大发牢骚的人特别多，有的恨不得摔了锅碗瓢盆、砸墙垂地，也要把朝廷骂得狗血淋头。
可是，古代的知识分子有统一的毛病，那就是不当官、未做大官、做大官不痛快的人牢骚最多，但他们上批朝臣，下悯百姓。然而真正地去写民间生活贫苦的却寥寥无几。即便一些不得志的士人生活在农村，也是一副甘食陋饭、乐得逍遥的模样，其实穷困潦倒，不然元代也不会有“九儒十丐”一说。
宋遗民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讲：“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此话的意思是，文人甚至比娼妓还要不如，仅仅高于乞丐而已，一些士人常常吃不上饭，过着乞讨的生活。
倚篷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撤，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
——《折桂令》周德清
坐在破烂的窗前，抬头屋顶漏，低头水积洼，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凑不全。柴如药材灵芝般珍贵、油如清晨甘露般难采取，大米贵如丹砂，其他的所剩无多。生活七大件短此少彼，倒也真够贫穷。人都过得这样的日子，哪还顾得上去“折柳攀花”、玩转妓院，放浪生活呢？
这曲《折桂令》是当时有名的音韵学家周德清所作，他乃宋词人周邦彦的后人，《录鬼簿续篇》对他的评价极高。周德清对作曲、作词甚有心得，终生未出仕，说不上是真的不想做官还是没做成官。至于他的生活是否真落魄到粗茶淡饭的地步虽无从考证，但也不能否认曲子里写的人不是他。
元人亡命天涯不少，一如周德清般的著名儒生都度日艰难，更别说其他人了。根据史载，元中期名臣吕思诚未当官之前，家境贫寒，时值旱灾，家中没米没粮，他要把自己唯一的儒袍拿去典当，妻子非常不舍。为此吕思诚曾自嘲：“典却春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瓶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一个满腹经纶的书生，吃完上顿吃不上下顿，穿的是破衣烂裤草鞋，那落魄滋味肯定不好受。文人尚且如此，更何况说普通百姓，对百姓来说，啃树皮、吃草根或许才是家常便饭。
士人之窘总是难以启齿的，所以那些生活再落魄的才子，诸如乔吉之辈，饿着肚皮时也从未写自己吃不上饭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宁饿死也不低头，可周德清显然不这样认为。在他曲子的末尾，流露出对“气节”的鄙视：没饭吃的人还想着风花雪月，不是太不现实了吗？
羁客乔吉曾深深眷恋扬州名妓李楚仪，五体投地地拜在她的石榴裙下，把她奉为掌中珍珠，可自己的困苦身世容不得他为李楚仪付出更多。最后扬州路总管贾固将李楚仪纳为禁脔。乔吉曾自比杜牧，每每想起杜牧与妓女张好好貌似完美的恋情，就幻想自己与李楚仪还有“可能性”。不过李楚仪还是成了他到嘴边的鸭子，飞走了。
乔吉活得很不现实，而周德清远比前者要清醒，也比一般的士人更回归现实。在他看来，没有本钱地隐居避世，注定要“享受”苦日子，有今天没明朝。
元朝民间极端困苦有着奇怪的社会根源，生活在宋代的人虽然并没有过上小康般的生活，但至少宋人大多数不会挨饿。可元王朝就大不相同了，官方所行的混乱经济政策仿佛故意恶整百姓一般。中国历史除了混战时代在货币发行上比较乱以外，数元代币制最混沌，且比战乱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代和金代流行纸币分别为交子、会子和大钞、小钞。忽必烈即位元皇帝之后立刻统一了币制，并规定政府每年发行纸币不超过十万锭银。可是币制实行十几年后，国家发行纸币数量年复一年暴涨，到了元朝中叶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抑制，许多官吏和商人从中作梗获取暴利。官商勾结贪污受贿、垄断市场坐地分赃、强取豪夺鱼肉乡民的事情时有发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的穷人更穷，不聪明的富人也成了穷光蛋。元曲人苏彦文仅存于世上的一篇《斗鹌鹑·冬景》，即是写饱受官商摧残之后的穷苦人生活境况。
地冷天寒，阴风乱刮；岁久冬深，严霜遍撒；夜永更长，寒浸卧榻。梦不成，愁转加。杳杳冥冥，潇潇洒洒。
［紫花儿序］早是我衣服破碎，铺盖单薄，冻的我手脚酸麻。冷弯做一块，听鼓打三挝。天那，几时捱的鸡儿叫更儿尽点儿煞。晓钟打罢，已到天明，刬地波查。
［秃厮儿］这天晴不得一时半霎，寒凛冽走石飞沙。阴云黯淡闭日华，布四野，满长空、天涯。
［圣药王］脚又滑，手又麻，乱纷纷瑞雪舞梨花。情绪杂，囊箧乏，若老天全不可怜咱，冻钦钦怎行踏？
［紫花儿序］这雪袁安难卧，蒙正回窑，买臣还家，退之不爱，浩然休夸真佳。江上渔翁罢了钓槎，便休题晚来堪画。休强呵映雪读书，且免了这扫雪烹茶。
［尾声］最怕的是檐前头倒把冰锥挂，喜端午愁逢腊八。巧手匠雪狮儿一千般成，我盼的是泥牛儿四九里打。
——《斗鹌鹑·冬景》苏彦文
曲子开篇交代的是穷人的生活背景：广漠的洪荒宇宙皆被寒冷所充斥，容身于岁苦严霜之中，夜似乎更加漫长。冷侵床榻，卧不成眠，人心苦得只想唱“可怜可怜我这个小叫花，给几块煤炭、馒头度度寒”。篇首的一句“杳杳冥冥、潇潇洒洒”，不是说人冷得要命还要“美丽冻人”，而是曲中人对衣不蔽体的自嘲自叹。曲中的主人公为疾苦而惆怅沮丧，眼巴巴期盼着快点天明，挨过一时算一时。然而天明日暖没有多久，飞沙走石、霜雪烈风又袭长空，漫天雪花飞舞，主人公却毫无欣赏的心情，因为他只知道苦寒和过冬的难处，而感受不到丝毫的天地之美。
穷人过冬唯一个“苦”字能形容，没有风花雪月的好事，也没有踏雪寻梅的风雅。所以在“紫花儿序”一曲中，接连举了数个典故，提醒世人在冰天雪地中是极难遇到好事，也无欣赏雪景的情致。
第一个典故指晋代周斐的《汝南先贤传》中的“袁安卧雪”。晋时，一年冬天大雪封门，洛阳令到州里巡视灾情，见家家户户都扫雪开路出门谋食，全城只有一户人家门口没有动静，雪封路途，不可通行，正是城中名士袁安的家。洛阳令以为袁安已经冻死，叫人凿门而入，看袁安窝在被里不动，便问何故。袁安说：“雪天人人饥饿受冻，我不想出门去麻烦别人。”洛阳令被袁安度人的心意所感动，将之举为孝廉。
刘时中在《斗鹌鹑》里所描写的寒士，与袁安一样贫苦，但却不可能像袁安般走运。不仅如此，寒士就连像南朝宋代的吕蒙风雪天到寺庙讨食的事情都不敢做，因为他怕与吕蒙遭遇相同的尴尬，被人赶回寄居所。又比如韩愈获罪贬谪潮州遇雪感叹、孟浩然灞桥风雪寻梅、柳宗元江上看渔翁垂钓、孙康映雪苦学、宋人陶氏扫雪烹茶的雅事，这些事情更不是贫苦寒士所能奢求。一个人如果冷得要死了，也就不会想到风雅之事。他只盼冬季快点过去，端午快点到来才好，那是天朗气清，空气暖和，容易觅食，也不用受冻。
未尝穷人苦，不知世人贫。生活不够艰难，同情之词不过都是站在高处的观望之语。久在外漂泊的苏彦文大概是曾经历过《斗鹌鹑》里所写的困窘日子，是以字字见血，声声控诉。而他也成了元代仅有的几个关心农村生活的曲人之一。虽然他那无可考的生平无法断定《斗鹌鹑》的生活一定是他所经历，但可以断定，他的心是真正与元代底层社会中人同在。
帝国背后的尘嚣
元朝后期，元英宗硕德八剌上位时一心以德治国，实施了一套基本国策，如果他的国策能延续下去，相信中国的历史都要改写。但一场宫廷阴谋令这位仁君死于非命，其宗亲也孙铁木儿即位为泰定帝，开始铲除异己，任用非人。从此元王朝内部皆由权臣所左右，先是儒臣当道，阿鲁威、王元鼎等士人即是托了此福而出仕；然后是权臣燕帖木儿、伯颜相继上位，执掌朝廷，不可一世；接着是佞臣哈麻，扼杀了元朝最后一道曙光、也是元顺帝最后的依仗名臣脱脱。元朝这段急速衰败的过程仅仅历时二十二年。
朝政的混乱引发的就是民间的****，生于该时期的人，除了那些所谓的起义英雄外，都应当说是不幸的。元后期曲作大家曾瑞恰恰就在活在此时期，亲眼见证了元衰的步骤。
钟嗣成一生吊过许多文人，曾瑞是他深深佩服的一位儒家高士，嗣成每听到有关曾氏的消息都格外谨慎地记录，曾瑞的言论和勉励世人之语令他铭记在心，后来，嗣成在《录鬼簿》中为曾瑞写下悼词：“江湖儒士慕高名，市井儿童诵瑞卿。更心无宠辱惊，乐幽闲不解趋承。身如在，死若生，想音容犹见丹青。”
曾瑞一生未入仕途，性格温润却一身傲骨。他家居杭州，终日神采奕奕，穿着整齐往来于闹市，到处结交江湖人士，偏偏不屑于官宦，自号“褐夫”，意思就是一介布衣，乐得自在。他喜欢写曲绘画，从不吝手笔，如同一位老师或和蔼的长者，宽厚待人。江浙一带对他信服的人众多，钟嗣成亦是他的粉丝之一。曾瑞的诗词连市井里玩闹的孩子都能信口念出，足见其在民间的威信之大。
与民同乐的曾瑞亦与民同忧，而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曾瑞是最有资格诉说人间疾苦的曲人。不过，他并没有直抒自己的不满，而是以寓言曲的方式来讥讽。
元文人当中，有些人极好写寓言来讽喻统治者的无能，像是言语比较犀利的邓牧，他的《越人与狗》和《楚佞鬼》，写的虽然是神魔鬼怪，其实借鬼怪来暗指元朝官宦和军人。曾瑞则是完美地把曲子和寓言结合起来，写下了《哨遍·羊诉冤》的套曲，替被欺压的百姓说话。在他之前借动物说人言的还有姚守中的《牛诉冤》和刘时中的《代马诉冤》，所以曾瑞不算开先例，不过他选“羊”来喻世，可谓用心良苦。
羊是古代的祭品之一，在星相中属十二正宫之一，即是后来人们说的摩羯星座。平顺的形象和温润的性格令羊有吉祥、美满、和顺的含义，是人们专门用来宰杀的祭品，命运非常悲惨，往往遭受生吞活剥。所以平时形容人弱小的词也都是“小绵羊”、“替罪羊”一类，这就是曾瑞不忍的原因。
【幺】告朔何疑，代衅钟偏称宣王意。享天地济民饥，据云山水陆无敌。尽之矣，駞蹄熊掌，鹿脯獐豝，比我都无滋味。折莫烹炮煮煎熛蒸炙，便盐淹将卮，醋拌糟焙。肉麋肌鲊可为珍，莼菜鲈鱼有何奇，于四时中无不相宜。
——《哨遍·羊诉冤》节选 曾瑞
此段曲子所讲是战国时期一段关于羊的典故，在《孟子》当中有所记载。秦代以前，各国流行以羊血涂抹钟以歌颂功德的祭祀仪式，叫做“衅钟”。齐宣王见仆人牵牛而过，仆人准备宰牛用来“衅钟”，宣王见牛害怕而大腿发抖，心中不忍，就叫人以羊代替。孟子便说，宣王见牛害怕而不忍杀他，是仁爱之心。
事实上，宣王并不是真的仁慈，他觉得牛可怜，难道被杀的羊不可怜吗？人们将杀羊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以羊肉作为美食，无论时节或地域，人们都舍不得美味的羊肉。
羊肉并不是不可食，但人们对羊的做法实在令人目不忍视。
【一煞】把我蹄指甲要舒做晁窗，头上角要锯做解锥，瞅着颔下须紧要栓挝笔。待生撏我毛裔铺毡袜，待活剥我监儿石覃皮。眼见的难回避，多应早晚，不保朝夕。
【二】火里赤磨了快刀，忙古歹烧下热水，若客都来抵九千鸿门会。先许下神鬼飏了前膊，再请下相知揣了后腿。围我在垓心内，便休想一刀两段，必然是万剐凌迟。
【尾】我如今剌搭着两个蔫耳朵，滴溜着一条麄硬腿。我便似蝙蝠臀内精精地，要祭赛的穷神下的呵吃。
——《哨遍·羊诉冤》节选 曾瑞
上面这三段曲子从《哨遍》当中节选出来，内容大抵都是人们对羊的残忍宰割。羊被单纯地杀掉似乎满足不了人们的欲望，有人还将羊的蹄子切下来做窗帘挂饰，把角锯下来做成刀柄，生剥羊毛做地毯和袜毡，活剥羊皮制成革。羊被千刀万剐，受尽皮肉之苦，人们却乐得在一旁观赏，有的还拿刀直接切下活羊的肉下锅。剩下没皮少肉的赤裸裸、血淋淋的羊之肉体奄奄一息。
为羊诉冤的曾瑞，怜悯羊的同时也是在怜悯世人。政局动荡导致地方吏治混乱，许多政府官员如同活剥羊的屠夫一样盘剥平民。
在元王朝铁马宏疆的背后，人们总是向往它辽阔的疆域和统治的领域，看到它不是流星、不是昙花的雄图一面，称颂它经马可·波罗在西方展现的芳华，最后说上一句“如果忽略它东征西讨……”难道这些就足矣诠释元王朝了吗？
帝国如风，元王朝的确如同天之骄子。可是，在它光华的背后沉寂着永恒的黑暗。在观看一个王朝光鲜的外表之时，悠游于市井之中的曾瑞，所看到的正是社会上充满阴暗的死角。
须知明月虽相似，昨日之月已非今
“儒人不如人”是石君宝借《秋胡戏妻》给穷困潦倒的元文人之批语。有钱的文人易腐败，没钱的文人好幻想，元代的病态社会培养了大批心理极度不平衡的士人。石君宝作此论断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事实几乎就是这样。
钟嗣成在《录鬼簿》里专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者立传，也是因为他同在此列，不想就此埋没青史而变得一文不值。前文不只一次说到“十儒九丐”的说法，元人也多数自感地位卑下，心有怨怼。张可久曾唾弃过读书，乔吉痛恨过官场、关汉卿笑骂人间，邓玉宾父子只愿问道。
盼功名无望，求富贵无门，做大事纯属逞口舌之快。许多元人用情于指尖，施力在笔端，写下无数“左国心”。然而他们总是眼高手低，摆脱不了红尘的捉弄，在人世苦苦挣扎再挣扎，什么名、利、功、禄皆没有得到。最终，为了自我安慰，对自己道一句“省得也么哥”。
在功名富贵求不得的情况下，元代的士人希冀能从情场上获得些许安慰，然而情场真的能给他们慰藉吗？
爱情作为精神安慰品，不断地消磨着元士人的时光。对于寻常的爱情和婚姻士人大多选择避讳，因为他们担不起责任，所以大部分人都去妓院中寻芳，依靠从温柔乡里欲死欲仙的滋味来摆脱现实的痛苦。不过。妓院的老鸨求的是财，有钱的文人子弟与妓女相恋可以，耳鬓厮磨也可以，只要公子哥们交给老鸨足够的酒钱和赏钱，老鸨绝对不会干涉。但这样的才子往往游戏人间，对青楼美女好时千依百顺，不好时甩袖便走。卢挚与朱帘秀的苦恋就是最好的例子。世人虽不能笃定是卢挚负心，但朱帘秀毕竟不是好人家的儿女，她想和卢挚长相厮守几乎是做梦，卢挚也不可能轻易地带一名妓女回家。而换做无钱无权的书生墨客，即便在妓院里遇上好的姻缘，因为无权无势，也会被残忍地拆散。那些才子佳人结合的故事，只有在杂剧中才遍地开花。
《西厢记》、《墙头马上》、《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迷青琐倩女离魂》，哪一个不是男女主角历经波折终于长相厮守，像是此类的戏剧不在少数。落魄文人在剧中尽管倒霉至极，也可以被好人家的女子相中；若是书生们与妓女结合，妓女也会成为他们求学的动力。最后书生金榜题名，衣锦还乡，靓女立在门前，引颈望郎归。男此女貌者相见刹那，抱做一团痛哭流涕，执手互道衷情。在元人的戏剧中，真是处处大团圆结局。
然则跳出戏外看现实，能相守的少之又少。恐怕只有樊事真和周仲宏之间的爱情轶事能让一些好事者聊以慰藉。樊事真是元大都的名妓，与当朝参议周仲宏相恋多年。周仲宏去江南做官时，樊事真立誓绝不再以色示人，如果有负于他就自毁一目。周仲宏走后，有一家富豪公子哥相中了樊事真，鸨母既怕对方财雄势大，又心存贪念，强迫樊事真顺从。不久，周仲宏回到京师，樊事真上门拜访，直言自己被逼就范，突然拔出金簪将自己的左眼刺瞎。周仲宏又是骇然又是心痛，将她从妓院里赎了出来，收做妻室，两人算是得了和美的结果。
樊、周和美只是建立在周仲宏的家里没有更多说法的基础上。周仲宏虽然爱樊事真，但最终也只能将她作为妾氏，即便周仲宏终身没有妻子，以樊事真的身份也难登“大雅之堂”。
妓女想要攀高枝，实则难上加难。元前期梨园名角天然秀，因夫君早亡而一嫁再嫁，如果是一般人家的女子早被要求守贞了，而艺妓无从选择。既然当了****还想学贞妇，不但男人不相信，许多女人都会对之唾弃。现实的残酷令妓女们无法全身心去爱一个潦倒男人。于是许多男人在温柔乡中情场失意之后，对妓女满是失望。
没算当，不斟量，舒着乐心钻套项。今日东墙，明日西厢，着你当不过连珠箭急三枪。鼻凹里抹上些砂糖，舌尖上送与些丁香。假若你便铜脊梁，者莫你是铁肩膀，也擦磨成风月担儿疮。
——《寨儿令·戒嫖荡》刘庭信
上面这曲的作者刘庭信虽然貌丑，风流才子的名声却响过大江南北。他一生与众多艺妓和妓女都结成朋友，仍不免对她们的无情生怨。这曲《寨儿令·戒嫖荡》就是他最好的心声。终日泡在秦楼楚馆，不去想过去未来，只顾着身心舒坦。可是在群美之中，他庭信甘愿化作蝴蝶留恋于花丛，因为美女们嘴里含了蜜糖幽香，那妖娆姿态和温言软语，就算是铜皮铁骨，也能把你磨破，落得一身是伤。
看来，在文人眼中，风月场中的女子如同曼陀罗，看着美好，沾了却如同惹到毒素。真情真意与你相爱的，你不能与她相守；假情假意的无非是想从你这里赚钱。看透套路的人便像刘庭信一样笑骂，看不透的就会送妓女一句“害人精”。
杂剧作家杨显之在《郑孔目风雪酷寒亭》，大写特写妓女害人不浅。主人公郑嵩与妓女萧娥暗中相好，为她特意去求当地的府尹，让萧娥除了妓籍。萧娥从良后，想如何从郑嵩那里得到大笔的财产，便打算嫁给他为妻。可是郑嵩有个相爱妻子萧县君，正是萧娥最大的绊脚石。一次，郑嵩出门后常年不归，萧县君想让丈夫快点回来，便谎称自己已死，激郑嵩回来。哪知道萧娥突然跑去郑家哭丧，还说自己和郑嵩有奸情。萧县君一气之下竟然怒极攻心而死，萧娥顺理成章做了郑嵩的夫人。此后郑嵩每次出门，萧娥便偷偷虐待他和萧县君生的儿女，还与专门吃软饭的流氓高成私通。郑嵩发现种种事实之后，一怒之下杀了萧娥，虽然出了口恶气，可是已经家破人亡，自己还犯下了杀人罪。
男人看女人，特别是妓女，大多都不是用欣赏的目光瞅着他们。有时他们认为，被妓女负心比被妻子负心还要可恨。一句“人尽可夫”便是情殇者对妓女最恶毒的批判。
在妓女身上得不到慰藉，元人试图从家人那里寻找温馨，可是被生活的境遇所迫，不是妻离子散，便是远游他乡。白朴逃亡南方而痛失爱妻；徐再思从相思入骨最后到忘尘弃爱；乔吉官场、情场两失意，惨淡经营一生。两情久长，在绝大多数元人眼中是个笑话。终于，在对现实彻底幻灭之后，文人们唯有寄托一杆毛笔。
然则，生死无常，****无常，元文人苦苦寻觅，苦苦追求，寻找自己的知心人，可是自然无尽，人生有限，他们所剩的只是茫然间浪费了青春。在元王朝的摧残下，变成了流星，将自己燃烧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