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从牛津讲坛到三一学院:在牛津与剑桥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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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建设真善美,破坏假恶丑(3)

我无法相信结局会是这样。人们如果想让自己生存下去,他们就应暂时忘掉争吵,进行反省。人们有千万条理由期待未来的成就极大地超过以往的成就,如果让我们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幸福、知识和智慧的持续增长。我们能因为无法忘掉争吵而舍此去选择死亡吗?作为一个人,我向所有的人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忘掉其余的一切。如果你们能这样做,通向一个新的天堂的路就畅通无阻;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一点,摆在你们面前的就只有全世界的毁灭。

【人物剪影】

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也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罗素于1872年生于英国威尔士一个贵族世家。罗素年幼时,父母相继去世,他是在祖母的照管下长大的。他的童年很孤寂,经常自己一个人散步冥思。在罗素的自传中,他回忆说:“是大自然、书本和数学把我从孤独和绝望中拯救出来。”1890年罗素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哲学、逻辑学和数学,1908年获选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成员。

罗素一生兼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以追求真理和正义为终生职责。作为哲学家,他的思想大致经历了绝对唯心主义、逻辑原子论、新实在论、中立一无论等几个阶段。他的主要贡献首先是在数理逻辑方面,他是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世界著名的和平主义者,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还因参加核裁军游行被拘禁了7天。他反对越南战争,并和法国哲学家萨特一起于1967年成立了一个民间法庭,以揭露美国的战争罪行。

罗素学识渊博,通晓的学科之多大概是20世纪学者们少有的,他著作等身,在诸多学科都颇有建树。1920年罗素访问俄国和中国,并与美国人文哲学家杜威同时在中国讲学。回到欧洲后著有《中国问题》一书,孙中山因此书而称罗素为“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西方人”。

【读·品·悟】

1952年,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进行了氢弹试验,人类生存受到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这便是罗素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演讲。在演讲中,罗素用激情洋溢的语气向所有的人阐述了氢弹实验给人们造成的伤害,那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上天恩赐的第一件礼物,尊严就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权利。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尊严是生命存在的一种价值,是神圣的生命的一种外在表现。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我们要尊重生命,善待生命!敬畏世上的每一个生命,用自己的爱心去呵护它们、保护它们,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加和谐,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绚烂。

尊重生命就要学会尊重自己,也就是要求我们学会自尊。因为自尊是一个人成功的动力,如果一个人有了自尊心,那么他在学习和生活中就会总是力争上游,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自尊的人才能够自重和自爱,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事实上,一个有尊严感的人,往往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社会形象,而没有自尊就不能称之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健康的人。人一旦没有了自尊心,无论在为人做事,还是道德情操或其他素质层面上,都可能出现偏差。

生命的尊严,也体现在生命之间的相互尊重。人活着要活出生命的光彩,不仅要自尊自爱,更要尊重他人,敬畏每一个生命。尊重他人,用自己的爱心和诚心去温暖他人,我们同样可以得到他人的尊重。

如果在交往中不能主动尊重他人,那么往往自己也得不到他人的尊重。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是使自己成功步入社会的起点和基础。只有尊重别人,善于倾听对方的意见和想法,你才可能走进对方的心灵,才可能进行愉快的沟通。徐特立说:“卑己而不尊人是不好的,尊己而卑人也是不好的。”这句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求我们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要随意践踏他人的生命。

【链接】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无可遏止的同情心,是这三种简单而又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

——罗素

艺术构建世界,点缀生活——威廉·莫里斯在累斯特市世俗社团大会上的讲话

朋友们,我要你们研究一下艺术与商业的关系,我这儿是用商业这个词来表达它的通常的含义,即市场上那一套竞争制度,现在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商业所能采取的唯一形式。

在世界历史上,曾有过艺术比商业优越的时代;那时艺术是很了不起的,而商业,照我们对这一名词的理解,是区区小事。可现在,我想,大家也都会承认,情况却截然相反,商业已变得十分重要,而艺术却成为微不足道的了。

我认为商业占了优势,就是一种罪恶,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罪恶;并且我要称它为纯粹的罪恶,只不过生命奇异地持续贯穿于全部历史事件之中,并使这一或那一时代的罪恶倾向于自我消灭。

在我想来,这句话的意思是:现代文明的世界,由于急于获致一种分配得很不公平的物质繁荣,完全压抑了人民的艺术;或者换句话说,使大部分人民享受不到艺术——照现在的情况,艺术必然由少数有钱人或富裕者所把持,平心而论,他们对艺术的需要不及和不会超过勤劳的工人。

这还不是罪恶的全部,也还不是罪恶的极点,因为这种艺术饥荒的原因在于:当人民在整个文明世界中一如既往地辛勤劳动时,他们却由于失去了为人民所创造并为人民所享受的艺术,而失去了那种劳动的天然安慰。他们曾经有过,而且永远应该享有这种安慰,即通过劳动,通过日常工作,向他们的同伴表示自己的思想的机会,这种劳动或日常工作是天性或作为第二天性的长期习惯的真正需要,而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是一种令人生厌的负担。

可是,由于近年来文明中的一种奇怪的盲目性和谬误,世界上的几乎全部的工作已经成为每个人只要可能都愿意弃置不顾的讨厌的负担,而其中的某些部分本应该是每个人的有益的同伴的。我刚才说,人民辛勤的劳动并不比过去减轻,实际上我应该说,他们比过去还要辛劳。

奇妙的机器如果落在公正而有远见的人的手里,就会用来减轻那令人生厌的劳动并给人类以快乐,或者也可说增长人类的寿命,但是现在这些机器却恰恰相反地被用来使所有的人陷入疯狂的紧张和忙乱之中,因而从各方面破坏了快乐,即生活:它们非但没有减轻工人的劳动,反而加强了劳动,因而在穷人不得不承担的负担上又增添了更多的疲倦。我们也不能为现代文明的制度辩护,说单凭它的物质的或肉体的利益,就可以抵消它使世界蒙受的快乐方面的损失。因为我前面已暗示过,这些利益分配得极不公平,以致贫富之间的悬殊极大地强化了,因而给所有的文明国家里,尤其是在英国,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景象:有着同一血统、同一语言,至少在名义上生活于同一法律之下的两种人,街靠街、门靠门地住在一起,可是一种是文明人,另一种人却是不文明的。

我说这一切都是那种蹂躏艺术并把商业敬奉为神圣宗教的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制度以极端的愚蠢为其主要的特征,它似乎准备嘲弄那位罗马讽刺家的高尚的警告,故意把它的含义弄反了,而且叫我们大家都“为了生活而破坏生存的理由”。

现在,面对这愚蠢的****,我为被商业奴役的劳工提出一个要求,任何有思考力的人都不能否认这要求是合理的;这要求如果付诸实施,就会引起打垮商业之类的变化;也就是将使联合代替竞争,社会秩序代替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状态。

我已凭借历史和我自己的良心研究了这个要求,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个最正义的要求,反对这个要求无异于摒弃拯救文明的希望。

这要求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值得做和令人愉快的工作,而且工作不能过分劳累也不能过分紧张,这是正确而且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