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迭戈吃烤肉一样，第一份和第二份都给他留下不错的感觉，那时他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大体相当，正是“恰到好处”。迭戈如果在这个时候适可而止，不再继续吃烤肉，那他会对卡卡的烤肉留下美好的印象。不过，迭戈选择了吃第三份烤肉，这样边际效用递减的效果就相当明显了，烤肉最终给迭戈留下了油腻的坏印象。
就卡卡烤肉而言，对于迭戈来说，最恰到好处的分量是1-2份。如果迭戈能够保持在这个范围内，相信每一次吃烤肉，对于他来说，都是美好的；而一旦过了个消费量，迭戈只会对烤肉增加“恐惧”。
罗斯福是历任美国总统很著名、很受尊敬的一位，因为他曾三次连任美国总统。后来，有记者就这件事采访他，问他对连任三届总统有何感想？
罗斯福总统一言不发，只是拿出一块三明治请记者吃。摸不着头脑的记者，只好把三明治吃下去。可没想到，总统又拿出第二块，接着是第三块。
记者赶紧婉言谢绝，这时罗斯福笑了：“现在你该知道了，我连任三届总统是什么滋味？”
在炎热的日子里，喝一杯冰饮会使你感到神清气爽。喝第二杯，感觉也不错。但如果喝第三杯、第四杯甚至更多杯，感觉会怎样？如果说第二杯冰饮带给你的满足感跟第一杯一样的话，第三、第四、第五甚至第十杯冰饮，给你的满足感还能跟上一杯一样吗？
欲望与效用的幸福怪圈
为什么萝卜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兔子和猫无意间争论起一个问题：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
兔子抢先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萝卜，那股清香味儿，特别是秋天的萝卜，吃起来还甜滋滋的。我一说就要流口水。”
猫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鱼更好吃的东西了。你想想，那鲜嫩的肉、柔软的皮，嚼起来又酥又松。只有最幸福的动物，才懂得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好东西。”
它们两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争论了好久，还是得不到解决。最后只好去找猴子来评理。
猴子听了他们的意见，都不同意。他说：“你们都是十足的傻瓜，连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吧，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桃子！”
兔子和猫听了直摇头，说：“我以为你要说别的什么，没想到你会说桃子，那玩意儿毛茸茸的，有什么好吃的？”
兔子、猫和猴子对不同的食物各有偏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也是因为效用的作用。消费效用，是指消费者从商品和劳务的消费中获得的所有满足，例如人们在饥饿的时候会产生食欲，消费食品就可以使食欲得到满足。
正如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抽烟，那么香烟对于他而言效用就很高，但对于一位不愿意闻烟味的女士来说，香烟就是效用很低甚至是负效用。很显然，在做决定的时候，烟民自然会把香烟视为至宝，而女士们可能更钟情于化妆品或者衣服之类的东西。
一个农民独自在原始森林中劳动和生活。他收获了5袋谷物，这些谷物要使用一年。他是一个善于精打细算的人，因而精心安排了5袋谷物的计划。
一袋谷物为维持生存所用。第二袋是在维持生存之外来增强体力和精力的。此外，他希望有些肉可吃，所以留第三袋谷物来饲养鸡、鸭等家禽。他爱喝酒，于是他将第四袋谷物用于酿酒。对于第五袋谷物，他觉得最好用它来养几只他喜欢的鹦鹉，这样可以解闷儿。显然，这五袋谷物的不同用途，其重要性是不同的。假如以数字来表示的话，将维持生存的那袋谷物的重要性可以确定为1，其余的依次确定为2、3、4、5。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一袋谷物遭受了损失，比如被小偷偷走了，那么他将失去多少效用？
故事中的这位农民面前唯一合理的道路，就是用剩下的四袋谷物供应最迫切的四种需要，而放弃最不重要的需要。而最不重要的需要，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边际效用最低的部分。庞巴维克发现，边际效用量取决于需要和供应之间的关系。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和越强烈，可以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量越少，那么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就越重要，因而物品的边际效用就越高。反之，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低。
经济学家认为，人之所以执著地追求幸福，就是因为幸福能给人带来效用，即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农夫拥有的五袋谷物，就好像是幸福能为我们带来的不同层级的效用——有健康，有美食，也有精神的享受。我们追求幸福其实也就是为了追求需求的满足，幸福效用的实现。不过，幸福终究逃不脱边际效用递减的厄运，好不容易实现的幸福很快就会让你不满足，追求幸福的道路也因此注定永远没有尽头。
为什么优秀的总统能让我们的幸福更加牢靠
2004年，《福布斯》曾做过这样一个调查：谁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总统？
在美国前总统里根去世后，这一原本没有定论的问题再次成为美国人争论的焦点。最后，曾经历过性丑闻的克林顿荣登榜首。
为何克林顿会被评为20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总统呢？原因很简单，克林顿很懂经济。美国政府一向以财政赤字闻名，而在克林顿任职期间，美国财政赤字却转为盈余。
克林顿入主白宫的8年内（1993年到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年均增涨3.5%。这个数据要高于卡特和里根两人在任时的水平，只是稍逊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所在美国60年代经济腾飞时的表现。
在克林顿任职期间，美国的就业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新增的就业机会远高于除卡特外的任何一位二战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很会把握时机，他在美国人均收入涨幅停滞多年，刚刚出现上升势头的时候，适时提出增税，使联邦政府的收入出现大规模的盈余。
最终，克林顿凭着一个规模最小的政府机构，实现了自约翰逊时期以来美国GDP最强劲的涨幅，也使美国政府自杜鲁门以来，首次真正出现了财政盈余的局面。
美国人之所以将克林顿评为最优秀的总统，根源还在于美国国民感受到的幸福感。美国的繁荣，经济的强势发展，给了美国国民更多的财富。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幸福，但财富仍具有决定作用，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财富的增加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
从美国回到我们国家，国家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的幸福感会更加真切。
2004年10月1日的《长沙晚报》中，有这样一篇文章：
55年前，如果长沙的普通市民说，今后要购买小汽车，那么，周围的人肯定会讥笑他是“白日做梦”。但是，现在这个许多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已变成了现实。在解放初期，长沙只有几台用木炭做燃料的公共汽车，市民外出一般“以步当车”。随后，自行车很快普及，摩托车也进入不少家庭。而到2004年，普通市民购买私家汽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与此同时，新老“三大件”的更替更证明了国家繁荣带来的变化：先是20世纪70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然后是80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再后来是90年代以“大屏幕彩电、热水器、电话”为标志的三大件。到了2004年，已经进入到“汽车、电脑、住房”为代表的“新三大件”时期。
1949年8月2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成立。由于连年战乱，当时的长沙城满目疮痍。那时，长沙人均产值只有89元，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131元，农村居民仅有41元，平均每人一年用于购买消费品的开支不到30元。“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无定所”，是当时城乡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55年过去了，长沙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3年，长沙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933元，是解放初期的76倍多。2004年，长沙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突破万元大关，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达到了3647元，是解放初期的近90倍。
解放之初，国家百废俱兴，整体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当时长沙市民只求温饱，幸福程度普遍很低。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整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不仅能够满足市民们的物质需求，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得以实现。这个时候，长沙市民的幸福感会大幅增加。
国家繁荣，财富或GDP是整个社会幸福程度提高的基础。有了更多的GDP，人民才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多的物质与文化享受，更好的教育与医疗，有了这些我们的生活才称得上幸福快乐。
虽然在国家财富增加的同时，会伴随着环境污染等问题，但也只有财富增加了才能有效治理环境。比较一下穷国与富国的环境，哪个更好？财富的增加也可能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但富国穷人的生活条件也比穷国富人强。有了财富才能讲分配，连财富都没有，讲收入平等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何时，发展经济增加财富，都是国家的根本。
对于任何个人，收入或财富都是其幸福的基础。人们财富增加了，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幸福感会提升。而国家的财富增长，会带动整个国民收入的增加，有了坚实的财富基础，幸福才会更加牢靠。
为什么有钱人买不到幸福
有这样一则寓言：
在一个地方有一座庙，庙里有个游方化缘的和尚，生活清贫，但和尚过得很快乐。后来，时局开始变得动荡，众人越来越需要有神灵的保佑。于是，这个小庙里的香火日益旺盛起来，常有人上供好东西。
和尚把这些供品卖掉，积攒了不少钱。不过，在有了钱后，因为整个社会环境不稳定，庙里遭了好几次强盗的洗劫。为了保住剩下的财产，和尚无论白天黑夜都把钱藏在自己胳肢窝里，还担心被人抢走。这使他整天感到心神不安，痛苦不堪。没有安定的大背景，金钱反而成了痛苦的根源。
个人有钱并不一定就幸福，寓言中因为有钱而变得痛苦的和尚就是一例。一个社会的财富多，GDP总量大而增长快，也不一定福利高。如果GDP增加，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加大，时局变得动荡，这样的社会也无福利可言。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人类行为的本质特点是有明确的目的。我们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幸福。对个人而言，幸福最大化的基础是金钱。个人的幸福，加在一起就成为社会福利。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而一个不安定的社会是谈不上福利的。
金钱真的能买来幸福吗？这似乎是一个困扰人们很久的问题。《幸福与经济学》中说，“经济状况强烈影响着人们的幸福”。许多人都认为，财富是实现幸福最佳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钱，什么都谈不上。无可否认的是，金钱与幸福又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没有任何财富基础的人难道会幸福？
现实也早已证明，越有钱的人，就可以拥有更多地享受，可以更健康，可以生活得更舒适，更安逸。而当这些因素统统转化为人的内心活动，转变成幸福指数被反映出来时，有钱人的生活就显得更幸福。
或许金钱本身与幸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然而，金钱带来的效用却能让人感到更加幸福。由于幸福更多的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因此，有钱人生活得更幸福就成为了一种可以肯定的事实。
只是，这也没有排除还有其他因素会绝对地影响这种幸福指数，例如，当人们不能合理利用这种幸福时，比如通过非法手段获取钱财或者使用财富，幸福感就会严重被削弱，幸福指数也会急剧下降。因此，有钱人可以生活地更幸福，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合理的享用和利用这种幸福。
有西方学者研究后指出，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临界点（如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时候，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就不存在了。如富有的瑞典人比保加利亚人幸福，但是更富有的美国人则与瑞典人在幸福感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幸福指数的高低。但是，金钱不是唯一的原因。过去民间有一些统计也反映，农村人的幸福感比城里的人更强。上面也说过，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有若干个指标，而且受人的价值观、受教育程度、习惯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考量不出这样的结果吧？没有必然联系。
据一项调查显示，四川农民的“幸福感”超过城里人。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93.1%，农村居民为94.2%。这次调查中，民众满意理由中，详细调查了生活收入水平、个人健康状况、家庭生活和谐与否、社会人际关系、业余精神文化生活等五大指标。
另有一项调查，2004年4月，由新华社主办的新闻杂志《瞭望东方周刊》与芝加哥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合作，对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在内的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结果，杭州第一，其后分别是成都、北京、西安、上海和武汉。
是否城市经济越发达，居民生活就越幸福呢？奚恺元教授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在六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月收入最高的上海（月平均收入2847元）、北京（月平均收入2484元）和广州（月平均收入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杭州（月平均收入2300元）和成都（月平均收入1515元）却排在最前。
奚恺元说，许多人以为钱多会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实践表明，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