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没想到的是，回国后他虽然被推荐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但并不能如愿一展抱负。因为他的艺术观念、创作观念与当时国内需求的完全相反，不想为政治打工，不愿意画那些虚伪的工农兵，不肯画那些带着政治模式的宣传画、连环画，勉强画了又被说成是丑化工农兵，他竟被挤出了中央美院这个全国最高美术学府，调往清华大学建筑系。这样的打击，迫使他放弃了用艺术震撼社会的初衷，而是去开创另外一条道路，把创作题材转向风景画。
画风景到野外写生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有一次他在贵州一个山村写生，有个小孩看他画画看得时间久了太无聊了，就数他背上的苍蝇，一数竟然有81个！
还有一次到井冈山画主峰，主峰很高，他背着画箱上去，画完之后才发现下山很麻烦，因为油画还没有干，是黏的，必须得两个手捧着，不能随便拿着碰着。情急之下，他只好把画箱以及随身带的所有能滚的东西都扔着让它们滚下去，而自己就像小孩滑滑梯似的，双手捧着画板，从山上一点一点滑下。好不容易下了山后，画虽然保护得完好无损，可他的裤子却磨破了，身上腿上也到处是擦伤的血迹。
他说，为了艺术可以不要命。他是这样做的。在那个年代，火车还很慢，从广州到北京要三天。他在海南岛画了两个月的画要带回北京，因为画都是画在三合板上的，每张画之间就要隔开，如果碰了压了，画就不能干，会损坏。而当时的火车很挤，他只有一个座票，于是，他把自己的画放在座位上，自己则扶着画站着。三天后，画安全到家，而他的脚却肿了。
对一个以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这些工作上的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上的磨难，却让他的心灵遭受了更巨大的痛苦。
1967年到1969年，他都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接受批判，学习毛著，劳动、检查，几乎没有画画的自由。每天早上只能用来学习毛选，大好的时间就这么被浪费，他大为痛心。无奈之下，他想了个办法，他买了4本法文版的毛选，这样，虽然他天天是在读毛选，实际上却是在复习法文，时间就这样利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