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表侄女章淼洪及丈夫朱光
章淼洪（1911—1991），湖南湘乡县人，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其母亲文静纯是******八舅父的女儿，即******的表姐。解放后曾被接到北京生活，多次受到******的亲切接见。
章淼洪早年受表舅******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1938年3月奔赴延安，入抗大第四期学习，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期间，她常去看望表舅******，******对她说，女同志工作路子最宽的是医务工作和合作社的工作，这些部门最适合女同志。毕业后，章淼洪即报名到晋察冀卫生学校二大队工作，任副指导员、指导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东满军区政治部协理员、第四野战军子弟学校总务处副主任等职。建国后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生产局科长、副处长。
全国解放不久，章淼洪的兄弟章锦缤写信向******汇报家乡和亲人的情况。******接信后非常高兴，并及时复信：
锦缤贤侄：
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问候令堂安好。希望贤侄进步！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1950年9月，******委托章淼洪去湖南迎接王季范、周世钊等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章淼洪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
1951年冬，正值抗美援朝期间，章淼洪带******的表侄孙女文立去看望******。******很关心外婆家的情况，说：“唐家圫的孩子你能带出一个来也好啊！”
******问及章淼洪的爱人朱光的近况如何，章淼洪回答说：“他刚从朝鲜回来，准备给军委炮兵领导机关汇报，现住解放饭店。”******说：“你快坐我的车去接他来，我想听听他的汇报。”
朱光，1914年生于山东省聊城郑家乡宋家村，1932年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党员，参加东北抗联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炮兵学校校务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四野炮纵团长、副师长，1951年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二师师长。
谈话中，******最关心的问题是敌机的活动情况，问敌机到底疯狂到什么程度？
朱光说：“在北朝鲜狭小的地面上每天都有几千次敌机的活动，白天在公路上、山间小路上都不能公开活动，敌机一旦发现什么目标就轮番轰炸扫射。夜间主要是封锁几条主要铁路、公路以及桥梁渡口、军事指挥机关和后勤基地。我们没有空军，高射武器又少又弱，所以敌机颇为疯狂。但前方的战士有了防空经验，不怕，入朝越久的部队越不怕，起码恐机情绪不大。”
******问：“你们炮兵怎样进行战斗的？”
朱光答：“白天不能行军，只能在夜间，夜间敌机又把仅有的几条公路封锁得死死的，不断地投照明弹，一投就是一二十枚，就像无杆路灯一样一大溜挂在公路上空，给炮兵部队的行动造成不少困难。这就依靠部队的政治素质、勇敢精神，要敢闯，还要依靠部队良好的伪装，使敌机不易发现。敌机投照明弹总有空隙时间，即使在投照明弹时，能见度也是很差的。同时有高射武器的掩护，敌机也不敢飞得太低，所以敌机只能给我们造成行动的困难，但不能阻止我军的行动。炮兵进行战斗时则主要是白天，要做好坚固的工事，有交通壕，还要加以巧妙的伪装，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活动，包括吃饭、大小便都须在地下，免得暴露目标，造成伤亡。敌战斗机均是穿梭而过，威胁不大，最讨厌的是敌炮兵校正机，它盘旋在敌方阵地上空，侦察我方阵地情况，一旦发现情况，它就指挥敌炮轰击，我们则无法判断敌炮的具体位置，所以我们打它不赢。战士们会想办法，派人隐蔽在工事旁，待敌机一过即发射，战士立即用大扫把打散发射烟。就这样敌机始终未发现我炮兵阵地。”
“到底是敌炮给你们造成的伤亡大，还是敌机给你们造成的伤亡大？”
朱光详细地汇报了两种伤亡的统计数字，说明敌机造成的伤亡大大少于敌炮造成的伤亡。
******把手往桌子上一拍，说：“好！你这个数据很有说服力。以前好多人说敌机如何厉害，我就不大相信。炮兵战斗活动在一线步兵的后面，受敌机威胁大，尚且如此，一线步兵受敌步炮火力威胁大，敌机对步兵造成的伤亡会更小了。所以，你这个统计数字很好，很有说服力。”
******关切地询问了部队的生产情况，然后说：“再打一段时间，准备实行停战谈判。不过，你们得准备积极地打，你们要注意改善生活，连队进行生产、养猪、喂鸡、种菜。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团结朝鲜人民，要教育部队守纪律。”
一会儿，******又问：“你们的部队发生过什么问题没有？”
朱光答：“发生过。有个团的一位参谋投敌了。有一天，这个团的所有阵地和指挥所都遭到空袭和炮击，感到很奇怪。到了晚上，这个参谋没回来，还以为他可能在战场上牺牲了。第二天，敌方阵地广播说这个人投敌了，师指挥所就在这个团的阵地后边，这个参谋未来过，幸免于挨打，后查明这个参谋系被镇压的地主的儿子。”
******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阶级成分，强调阶级队伍的纯洁性？就是怕在关键时刻出这样的问题。”
******最后说：“我们抗美援朝起码取得了三个大的胜利：第一，戳穿了美帝是个纸老虎，打破了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把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巩固了我国东北国防；第三，我们尽了国际主义的义务。我们的国家经过几十年战争的破坏，国力尚未恢复，当兄弟的朝鲜人民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志愿军毅然出兵打败了侵略者，保护了他们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使世界人民看到我们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和朱光的谈话持续了近五个小时，中间吃了一顿饭，******特意叫炊事员加了两个菜。临别时，******破例把客人送到院子外面，一直到客人上车才挥手道别，以表示对志愿军指战员的尊敬。
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作为随军家属来到北京后，******对表姐非常关心，经常派人送些吃的、用的和衣物，并叫章淼洪和丈夫朱光照顾好母亲，让老人家安度晚年。他还对表侄女章淼洪说：“你妈妈年轻时很聪明、能干、懂事，也很漂亮。当年我到你们家去，你妈特别关照我。”
有一天，******要朱光陪岳母到中南海会面，姐弟俩一见面好亲热，互相讲的都是韶山地区乡下话，朱光大都听不懂，只听到姐弟俩夸朱光“是个好伢子”。
解放初期，章淼洪受******的委托并持******的信去湘乡，在湘乡县县长刘亚南的协助下，妥善地处理了群众反映的文家表兄弟的一些问题，使群众、政府、文家都很满意。这封信是1950年5月27日******写给刘亚南的，信曰：
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平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
在******的严格要求、耐心教育下，******外婆家的亲戚大都遵纪守法，扎实工作，奋发进取，许多人参加了革命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中间也凝聚了章淼洪不少心血。
对于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章淼洪从不宣扬，也从不以******的亲戚自居。
1991年7月17日，章淼洪在北京病逝，终年80岁。悼词中称她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战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
其丈夫朱光于1982年退居二线，曾担任过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八、韩瑾行三次见大伯
在湖南省农业厅宿舍楼，曾经住着一位七旬老太太，精神矍铄，操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她就是******的侄媳、毛华初的妻子韩瑾行，1922年5月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城，1949年在哈尔滨与毛****烈士的养子毛华初结婚，同年随军南下到湖南，先后担任过湘潭县株洲镇镇长、湘潭专署妇联主任、长沙县委副书记。1972年10月至1981年3月，先后调省委党校、省农业厅工作。1982年4月～12月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省农业厅办公室副主任，随后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享受副厅级待遇。1998年11月28日在长沙因病逝世，享年76岁。
作为******的侄媳，韩瑾行一生记忆最深的是三次受到“大伯”******的亲切接见的情景。
1952年秋，韩瑾行因呼吸道感染，导致支气管扩张，离开湘潭前往北京就医。
抵京后，韩瑾行首先来到中央办公厅联络部，与半年前先期到达北京的婆婆王淑兰相见，然后住进协和医院接受治疗。当时她刚满30岁，正怀着第二个小孩，医院要求分娩后再进行手术，以保母子平安，并建议她转到妇产科去。韩瑾行正当年轻，是干工作的时候，患了此病，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急忙要求出院，等生了小孩再说。医院同意了她的要求。
出院后，韩瑾行住到中联部婆婆王淑兰处。此时，婆婆独居一室，显得孤单。小姑毛志远和丈夫曹全夫均在江西工作。韩瑾行打算在在京稍住几天，就偕婆婆一同回湖南老家去。临行前她想要见见毛主席，并把回湖南的打算告诉主席，得到了婆婆的赞同。婆媳俩便商量着分别以二人的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接到二人的联名信后，便派秘书叶子龙于10月4日开车去中联部接她们。
韩瑾行事先没有接到通知，也未想到主席会这么快就接见她们，这天她正好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观看苏联在此举办的“改造伏尔加河”展览，因此未能同车而去，婆婆王淑兰独自一人去了。
中午，******在中南海设宴招待王淑兰及韶山去的几位乡亲。
当叶子龙把王淑兰送回中联部正要离去时，韩瑾行回来了。原来，中午她在姑妈韩幽桐家听到了消息，又喜又急，连忙赶回中联部住所。王淑兰见媳妇回来了，立即叫韩瑾行乘上叶子龙的小车，直奔中南海。
车上，韩瑾行十分的兴奋和激动。自从与毛华初结婚后，她还未见过毛主席。今天是第一次见主席，该怎样向他老人家汇报呢？想到这里，她的心激动得像要跳出来似的。
不知不觉车停了，韩瑾行随着叶子龙走进了丰泽园主席会客厅。此时，******正和王季范等几位老人会谈。叶子龙向他介绍道：“这是王淑兰同志的儿媳，韩瑾行同志。”
******立即起身相迎，微笑着打量这位未见过面的侄媳妇。
“主席！”韩瑾行激动地喊道。
******向她伸出温热的手，紧紧握住她的手，韩瑾行只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心里热乎乎的。
“坐下吧。”******把韩瑾行拉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下，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0岁。”韩瑾行显得有些拘谨。
“在哪里工作？干什么工作？”
“在湘潭，当株洲镇的镇长。”
******“噢”了一声，若有所思地说：“株洲在粤汉线上，过去是湘潭县的一个小镇。”
韩瑾行这时打量了一下室内的陈设和旁边坐着的几位老人。室内陈设十分简朴，一张圆桌，一圈沙发，置有茶杯和水碗，没有摆水果。几位老人都是从韶山来的，除了王季范，她只认识毛宇居。她明白，主席叫她和婆婆今天来见面，原来是有乡亲们在，大家好好聚聚，一起叙叙旧，谈谈家乡的生产生活情况。
“小韩，”******继续问道，“你在株洲当镇长，群众反映如何？他们说你为他们办事办得好不好？”
韩瑾行谦虚地说：“我过去在学校读书、教书，没见过什么世面，没有经验，搞地方行政工作，还不知道如何抓才好。”
“主席，”毛宇居老人看到韩瑾行窘困的样子，连忙插话，“她年轻，工作舍得搞，群众反映还不错。”
******点点头说：“好！慢慢学，肯学肯做，就有办法。”接着又对几位老人说，“看她那老实样子，真是具有北方人的特点。”
韩瑾行听了，脸顿时红了起来，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小韩，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又问。
“将近一个月了。”韩瑾行把来京治病的经过扼要讲了一遍，说，“现在医院切肺手术还未过关，医生讲要过几年才能做手术。”
******看出了她的忧虑，安慰道：“你不要着急，治病要听医生的，这个问题医生最有发言权。现在不能治，以后医疗技术过了关再治。”又说，“要根据实际情况办事，这就叫实事求是。”
接着，******询问了韩瑾行与毛华初相识和结婚的经过。他说：“华初是个孤儿，在延安时他经常到我那里去，那时候他个子不高，现在可能长高了些吧。”
“是的，”韩瑾行答道，“他现在长得很结实。”
这时候，警卫员给客人端来一盆苹果。韩瑾行主动拿了一个苹果递给******。******笑道：“我吃过了，现在不吃，给你吃。”并叫几位乡亲吃苹果。发现客人茶杯空了，又招呼卫士给客人添茶。
谈话结束，韩瑾行依依不舍地和******及乡亲们话别。******亲自把她送到门口，并与她握手。韩瑾行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1956年，韩瑾行由长沙县委副书记调任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二处副处长。此时，丈夫毛华初已担任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
1957年，正值农村合作化高潮，******乘专列到湖南视察，在长沙接见了包括******在内的几位地、********。******知道韩瑾行是******的侄媳，连忙打电话告诉她，主席已回湖南。可是她已去了株洲渌口，因此错过了一次见面的机会。
1958年，韩瑾行与丈夫毛华初响应党中央支援农业的号召，到偏远的湘西自治州工作，担任州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959年8月，正当她为改变湘西的落后面貌而大干苦干的时候，身体早已埋下的隐患终于爆发了，因支气管扩张导致肺部大出血，她不得不停职休养和治疗。10月，她躺在担架上，由毛华初护送到长沙，随即买好去北京的火车票。上车前，他们给******的秘书叶子龙拍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抵京的时间和赴京的原因。
列车呼啸北上，他们刚刚下了列车，******的秘书高智和江青的姐姐李云露早已在那里等候。四个人亲切握手，犹如亲人相见。
高秘书根据主席的嘱咐，把韩瑾行安排住进了中苏友谊医院。医院党委书记、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给她看病，说：“你这病不大好治。”韩瑾行心里很着急。朱仲丽风趣地说：“你还是‘看’社会主义算了，不要干了。”高智则建议她转到中国科学院阜城门外胸科医院治疗。朱仲丽表示赞同，并给“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写了一封信。吴院长满口答应接收她治疗，并亲自主刀，为她动了手术。手术后，韩瑾行仍旧住在阜外医院接受治疗和调理。
转眼到了第二年，1960年9月，韩瑾行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身体健康得到了恢复，可以到外面活动了。来北京快一年了，她很想见见“主席大伯”。可是，一想起主席工作繁忙，日理万机，她又犹豫了。
一天，她在中直机关招待所遇上了从贵阳来的曹大姐。这位曹大姐叫曹云芳，是罗哲烈士的遗孀。******怀念罗哲烈士，曾寄钱为罗哲烈士立墓，并接见曹云芳及其女儿，合影留念。韩瑾行了解到曹大姐一家与主席关系这么密切后，又是敬佩，又是惊喜。她连忙与曹云芳商量如何去见主席。曹说：“我这次来北京，已见过主席一面，过几天还要去一次，和主席合个影。”并承诺与韩瑾行一同去见主席。
10月1日国庆节这天，韩瑾行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做手术已基本恢复健康，即将返湘工作，适逢贵阳市曹大姐来京，我想同她一道看望您老人家。您如同意，请告高秘书转告我。”信前的称呼是“伯伯”。接着，她又给高智写了一封信。
信发出后，她心中有些不安——主席工作忙，还去打扰他！一个星期过去了，中南海终于打来电话：主席10月8日接见你们。
10月8日下午三时，艳阳高照，金风送爽，秘书高智派来的小汽车把韩瑾行和曹云芳及其继子梅昆生接到了中南海。此时，******正在游泳池边的凉棚内等候他们，见他们来了，连忙起身相迎。
韩瑾行快步走到******跟前，亲切地喊了一声：“伯伯！”
******伸出手来与韩瑾行握手，秘书高智正欲介绍，******立即说：“我认识，我们以前见过，你是王淑兰同志的儿媳妇韩瑾行。”
时隔八年，主席还能记住自己的姓名，韩瑾行对此感激不已。她说：“伯伯，那是1952年国庆节后，我到您这儿来过。”
“是的。”******想起来了，“那次，我还说过你具有北方人的特点呢！”
他转身向曹云芳母子打招呼，说：“你们来了，坐，坐。”
等大家坐下来，******又问：“华初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
“他最近由湘西调到省档案局工作了。”韩瑾行答道。
“在哪个省？”
韩瑾行感到有些诧异地答道：“湖南省。”她想，主席怎么会不知道华初在湖南工作呢？
“那么，他为什么前天到内蒙去了？”
“是去内蒙古开档案工作现场会。”韩瑾行解释道。一个月前，毛华初去内蒙古开会回来路过北京，曾给******写信，想见见“主席大伯”，因时间关系，未及主席回信，他就回了湖南。
“噢，原来是这样。”******接着问道，“你们前些时候到哪个地方工作去了？”
“在湘西自治州。我们是1958年响应干部下乡、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号召申请下去的。”
******点头说：“那很好！你们应当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谈话中，******不断给客人让茶，问长问短，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
“伯伯，您老人家身体好吗？”韩瑾行不再感到拘谨，谈吐轻松而流利。
“还好。”******微笑着答道。
“去年6月，您老到湖南，我们正在省里参加********会议。与您一同在交际处看京剧《三女抢板》。”韩瑾行想起去年******到韶山返回长沙在省委接待所看戏的往事，说，“您老坐前排，我坐您后四排。休息时，我想到您老面前来问候您，因为人多，所以没来……”
******对侄媳妇的老实憨厚深表赞许，笑道：“你是怕人家说你搞特殊化吧。”说完，拿起一支烟，递给韩瑾行。
“伯伯，我不会吸烟。”
“你不会吸。”******把烟放回桌上，然后在自己的衣袋中摸来摸去。
“您想抽烟吗？”韩瑾行边说边递上一支烟。
******摆摆手，“我自己有。”手继续在衣袋里摸。韩瑾行以为他想要打火机点烟，便拿起桌上的火柴道：“伯伯要火柴点烟吗？”
“要。”******好不容易才从口袋里掏出一截寸多长的烟头，接上烟嘴。韩瑾行这才明白，主席连一个吸剩的烟头都舍不得丢掉，多么节俭啊！她连忙划燃火柴，给主席点上烟。
******惬意地抽着那截烟头，指着桌上的烟盒，说：“那烟是公家用来招待客人的。”
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带头不吃肉，如此勤俭节约，公私分明，使韩瑾行深受感动。
谈话已近一个钟头，******要休息了，韩瑾行准备起身告辞。******知道曹云芳的来意，提议大家一起照个相。于是，大家随着他来到凉棚外的水泥方格地坪上，韩瑾行说：“伯伯，您坐着照，我们站着照吧！”******说：“不用坐，大家一起站着照。”
首先，曹氏母子与******合了一个影。接着，韩瑾行走上去，想单独和主席合影，谁知曹云芳和梅昆生也站了过来，摄影师侯波按下了快门，一张有着老、中、青、少四个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的合影便诞生了。
照了相，韩瑾行与曹云芳母子告别******，回到了中直机关招待所。几天后，******的秘书高智派人送来了两张照片。
不久，韩瑾行返回湖南工作。临行前，******还派秘书罗光禄到招待所为她饯行。
一年多以后，韩瑾行调回省委农村部工作。丈夫毛华初也已调到省委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1962年2月，******乘专列到达上海，约见毛华初。韩瑾行获知丈夫要赴沪见主席，便要求同去。于是，夫妻俩打点行装，带着最小的孩子毛宁斌立即起程。
2月15日，******在锦江饭店寓所单独接见了毛华初，做了长时间的谈话。晚上，******率家人在锦江饭店礼堂观看京戏《击鼓骂曹》。毛华初夫妇携小儿子宁斌坐在******后面的第二排。才六岁的宁斌，天真活泼，嚷着要见“主席伯公”，又蹦又跳地跑到前排，倚偎在主席的腿边。警卫人员不知是谁家孩子，连忙把他抱开，弄得宁斌老不高兴。
第二天即2月16日，下午5点30分，韩瑾行与毛华初带着宁斌来到伯父的寓所。******早已在等候他们，一见他们进门，便和以往一样，起身迎上前去与他们热情握手。
“伯伯！”韩瑾行亲切地喊道，“过去我虽见过您几次，但不管有多少次，一有机会我总想看看您。”
“瑾行，”******忽又改口道，“李瑾。”他之所以这么称呼她，是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看，与李敏、李讷的名字并列。
“过去见面，由于有别人在场，我没有机会向你作调查，对你了解不深。今天只有华初在座，我要调查你的历史。”******风趣地说。
“好，请伯伯考考我吧。”
“你是什么时候读书的？在哪个学校？成绩怎么样，什么时候毕业？”
韩瑾行一一做了回答。
******又问到她哪年参加工作？做什么工作？表现如何？经过些什么运动？对运动的态度、观点和体会如何？
韩瑾行没想到主席会问得这么仔细。幸亏她记性还好，面对一连串的提问还不感到犯难，她像背工作履历表似的从容回答了******的提问。
******听了，满意地说：“你是个干工作的！”
“你们有几个小孩？叫什么名字？”******接着询问她的家庭情况。
“四个，两男两女。老大是女孩，叫毛宁利，生于1949年12月，寓意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老二是男孩，叫毛宁科，生于1952年，寓意中国人民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建设科学社会主义……”韩瑾行把四个孩子的名字解释了一遍。
******听了，夸奖道：“这名字还有些意思。”
说到这里，韩瑾行把儿子毛宁亚拉到主席跟前，嘱咐他：“快喊公公！”
“公公。”宁亚按照湘潭的习俗喊了一声。
“乖！”******慈祥地用手轻轻抚摸着宁亚的脑袋。
“伯伯，宁亚昨晚发脾气了。”韩瑾行说。
******一怔：“什么原因动气？”
“昨晚看戏，宁亚跑到前排来看您，警卫人员一下子把他抱开了，他老不高兴，回去后撅着小嘴说警卫叔叔不讲理，不让看主席。”
******把宁亚拉到身边，让他倚在大腿上亲切地说：“你想看公公，公公现在让你看个够吧。”
韩瑾行见主席这么喜欢宁亚，便开玩笑地说：“伯伯，这孩子留在您身边算了。”
******却认真地说：“他还小，我工作忙，没法带，还是你替我带吧！”
这时候，******身边的工作人员进来了，对他说：“主席，休息时间到了。”韩瑾行才意识到主席和他们谈话已进行了45分钟。原来保健医生为保证主席的健康，规定他每隔45分钟休息一次。
******却兴致勃勃地说：“我不疲倦，今天不休息了，接着谈。”
他们又谈了一阵生活和工作上的事情。
这时候，汪东兴进来了。******指着侄儿和侄媳对汪东兴说：“她是他（指毛华初）的夫人，他是她的丈夫。”又说，“她是韩幽桐同志的侄女。”
汪东兴立即同毛华初、韩瑾行分别握手。
“她高中文化，参加革命后当过镇长、区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专区妇联主任、县委副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副处长和办公室副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现在还在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经常下乡搞调查。”******向汪东兴复述了一遍韩瑾行的经历，最后夸奖道，“她是个干工作的。”
韩瑾行听了十分感动，从内心更加钦佩******对人的尊重、关心和体贴。
接着，******向侄媳询问农村工作情况。韩瑾行根据自己在湘西自治州保靖县梅花公社蹲点时所了解的情况，向******做了汇报。******听了后，鼓励道：“深入基层蹲点好。关于当前的工作，中央开了会（指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最近已下发指示，具体指导有中南局和湖南省委。”
谈到这里，韩瑾行想起前不久中南局准备调她和毛华初去工作的事，就说：“中南局已决定调我们去，可昨晚省委又从长沙打来电话，说要留我们……”
******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做什么工作，到哪里工作，由中南局和湖南省委决定。不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听从组织安排，服从党的需要，我不干预！”
“在工作中，要注意深入调查研究。只有认真调查研究，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制定正确的政策。”******接着说，“你们在农村工作，以后要搞一些真实具体的调查材料，可以直接寄给我。”
******又谈到纠“左”的问题：“有些人把基层核算单位越搞越大，认为越大越好，这是不切实际的。有的地方就是纠正不过来！”他还说，“我不主张办公共食堂，办食堂饿死了一些人。”
最后，******问毛华初和韩瑾行：“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有一件事要请你们办一下。”
“什么事？”夫妻二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我有一个机要员，叫李文惠，家在湖南常德。她从小就死了母亲，是外婆带大的。她有个哥哥，是个老实人，已经找了对象，听说跟未婚妻有些矛盾，她想回去协调一下。我看她一个人回去不方便，想让她跟你们一路回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你们到了长沙，替她买张车票，让她回常德。”******补充道，“我过几天到湖南去视察，等到了长沙，再带她回北京。”
韩瑾行与毛华初满口答应。
******接着说：“我去南方，要经过杭州和庐山，你们愿意一起去吗？去的话，可乘专列去。”
韩瑾行指着毛华初说：“他工作忙，庐山我们就不去了，跟您一起到杭州，然后就回湖南去。”
谈话不知不觉进行了两个小时，******起身同侄儿、侄媳握手告别，并送他们到门口。整个谈话过程，******情绪很好，谈兴甚浓。韩瑾行夫妇也沉浸在激动和喜悦之中，以至忘记了提出与主席照相，因而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这成了韩瑾行与毛华初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以后的日子里，韩瑾行还见到过伯父，但均未单独会见，更未做长时间的交谈。她最后一次见******是在两年之后的1964年7月。那时，韩瑾行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农业部政治部召开的工作会议，会场设在军事博物馆对面的京西宾馆。
会议结束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与会人员。韩瑾行见******迈着稳健的步履、神采奕奕地向大家走来，心情异常激动。当******伸出大手与前排的同志握手时，韩瑾行走到前排，亲切地朝******喊了一声：“伯伯。”
******一见是她，高兴地握住她的手，说：“李瑾，你是李瑾！”
旁边的警卫人员见队伍中走出一个陌生妇女和主席交谈，担心打乱接见秩序，便准备过来干预。周总理见状，连忙把手一摆，示意警卫人员不要干预。
“大伯，您身体还好吗？”韩瑾行问道。
“好，好！就是忙。”******笑着说。
“江青同志身体好吗？”韩瑾行问起江青的情况。
******又是一声：“好！”
韩瑾行这才和******说了声“再见”，然后回到队列之中。
******与大家握完手，便与大家合影留念。他的笑容是那么的安然、慈祥，永远地留在了韩瑾行记忆的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