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再不提我当电话员的事了。捉马村是市的郊区。村周围是成规模的菜地。一大片种西红柿，一大片种豆角，再一大片种的是茄子、黄瓜或者茴子白，这是专供市民享用的。我母亲劝慰我：“最不济最不济，咱当个菜民，总可以吧？”
谁曾想，我母亲这话撂下未多久，捉马村的菜地就越种越少。眼见得大片的菜地被征，用来修厂造楼。村里的小工厂也越办越多。我母亲终也耐不住了，托人说情，到村里一家小工厂做工，说：“小工厂能挣哩——”
盼着我快些长，也到小工厂挣。
日子极像榆树叶上“吊死鬼儿”吐的丝，越扯越长。我和我妹妹念书念到了关键处，我母亲不敢大意，一天不落到小工厂做工，赚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看见我母亲极憔悴的面貌，极疲惫的身姿，渐渐变形的背影，我知道，我母亲身心中，作为女人的那部分情愫，极像是一条断水的河，没有了生机，河两岸的风景也少颜落色。我心里也会约略负担些罪过，想着或许是我做得狠了，可是，谁叫我是长女哩！
这样一想，我就心安了。其实，小郭哥哥来过一封信的。那一天，邮差骑着绿色的自行车，拨弄着铃铛串进村来，停在了我家门口。他从邮袋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了我。信封上写的是我母亲的名字。我正巧要去上学，想着或许来不及了，就将信放进书包里，等放学后拿给我母亲。晚上回家，我从书包里拿出那封信。我原本也是要给我母亲的，可看看信封上的邮寄地址，我犹豫了。信是从上海寄来的，笔迹像是小郭哥哥的。我知道我不能私拆这封信，可又不愿意马上给我母亲。我将信装在书包里，没人了，就拿出来对着太阳照照，再用手捏捏。那信薄薄的，大约就是一张纸的光景。我想着先等等，等合适的时候，再给我母亲。就这样过了许久，我自己也忘了这档事。有一天整理书包，见那封信团揉在书包里，边角都磨得露了口口儿，早不成个样样儿了。我避开人，用手抚展半天，又夹在书里压上重物，想着第二天信就展了，就能给我母亲了。可到了第二天，我再想，那信封上有邮戳，信里也落有日期，若我母亲问起这些，我如何交代？
那天夜里，我借口去茅家，来到榆树下。用一把早备好的小锄头，在树下刨了个深坑，偷偷埋了那封信。了抹了这一件事，我身心轻省了许多。
到我考上了大学，我们家的日子才像春风吹过的太行山脉，多少有了点盎然气象。我母亲着我给亲戚们打电话报喜讯。“东北”知道我去上海念大学，顺口说：“小郭也在上海，具体做什么，不太清楚——”
当时，我母亲正忙着给我准备行囊，后背腰身都松垮下来，尽显岁月侵蚀的痕迹。我忍了忍，将这一条信息压下来，未说。
我妹妹高兴得一塌糊涂，说：“姐呀，你去的可是大上海呀！”
我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你自己可万万小心哟——”
火车钻出最后一个隧道，一路往山下奔驰。连绵的群山眼看就要消逝了，我想：这回，我是真的走出了太行山——
一切还算顺利。到郑州就赶上了当天发往上海的快车。我对面坐了一个男人，约莫四十多岁，左耳边的一撮头发极像是一小片刚染上色的黑布，覆住一片秃顶，腆了个肚子，面相有些油滑，看着像是个销售员。一坐定，那人就从旅行包里掏出一只大塑料水壶。那水壶大约用得久了，壶壁里覆盖了一层厚厚的褐色茶垢。我稍眼看看，见他两只小拇指留了一寸多长的指甲。那指甲颜色灰黑，极像是刚刨过食儿的鸡爪子。
他着我帮他看一下包，跑到车厢一端灌了一壶水，坐定，又从包里掏出一个一个的塑料袋子，摆在桌子上。都是各类腥荤吃食，有烤鸡、烤鸭、香肠、油炸花生米等。随后，他又从包里拿出两罐听装啤酒，暂且不吃不喝不说话，靠在椅背上，眼睛朝车窗外看一阵，两只手却在互相抠那小拇指的长指甲，极像在酝酿吃的情绪。
火车启动了，车厢的喧闹也渐渐平息下来。中年男人脸上的表情突然活泛了，指指桌上的腥荤吃食，和我说：“尝尝，尝尝——”
我自然是不肯尝的，出门自有出门的规矩，谁也不知道吃下人家一口，要付出什么的。中年男人见我矜持，也不勉强，从腰间钥匙链上摘下一把指头长短的工具，抽开便是刀叉筷子等各式餐具。中年男人好吃好喝了一阵，罢了，舌头在嘴里乱转几圈，用小拇指上的长指甲轮流剔剔牙缝，再互相抠抠指甲，两只手又抹抹嘴，瞄我一瞄，起了疑心，问：“小姑娘，侬该不会是大学生吧？”
听口音，是上海人。
车厢气味本来复杂。他刚才吃喝下去的腥荤食物和酒已经在他胃里发酵反刍，随他说话的气流喷出来，空气里就有了一股腐烂的气息。不过因为他的上海口音，我还是对他另起了点好感。
他瞪起眼，又上下看我一看，说：“真是大学生呀，哪个大学？”
我说了我的大学。他又瞪起眼，上下看我一看，说：“看不出来呀，名牌大学呀！”
这个时候，列车员走过来了。中年男人顾不得我了，立起身，点头哈腰嗡在列车员耳朵上说几句。列车员是个年轻好看的姑娘，待理不理地板着脸。中年男人却只管点头哈腰，跟在列车员屁股后讨好。我不屑地看着那个中年男人，看着他一撮头发覆住的一片秃顶，看着他油滑的面相，看着他高腆的肚子，看着他忽地露出来的尖长的指甲……潜藏在我脑海深处的记忆，极像是蛹化好的茧，突然就裂开一条缝隙。那缝隙渐宽渐长，龙镇的往事仿佛一只只蝴蝶，飞旋在眼前。我突然脸红耳热，焦躁起来，想：这个人该不会是小郭哥哥吧？
过了一会儿，中年男人回来，冲我诡秘一笑，将桌上未吃完的一堆东西仔细包好，放回包里，提起包要走。我有些急了，哎一声，原本想问问他的姓，可话到嘴边，看着他那副油头滑脑的样儿，打住了。那个中年男人走几步，又停下，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过来，说：“小姑娘，到了上海找我，总归相识一场嘛——”
提起包，跑几步，跟在那个年轻好看的列车员屁股后。旁边一个男人用大拇指搓搓食指中指，做个点钱的动作，像是和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肯定是给了列车员好处费，搞了个卧铺呗——”
是坐惯火车，阅尽人生的口气。
我手里捏着那张名片，一直没敢看，害怕那个中年男人当真就是小郭哥哥。到了后半夜，我的手有些疼，迷迷糊糊展开手，见那张名片早捏成一团儿了。借着窗外站台上射进来的一束光，我展开名片，看见“张军”二字，突然就松了口气。
偶尔，我也和我大表哥、二表哥和三表哥通电话，也问起小郭哥哥。他们都含含糊糊说不清楚，有说下海经商了，也有说做小官儿了，一直不能确定。但总归，小郭哥哥在上海这事，是确定的了。
每到周末，我就上街乱逛。不管是老上海喜欢的幽静的淮海路，还是外地观光客拥挤的南京西路，或许在喧嚣的人民广场，抑或是在洋派十足的外滩，更多的是在逼仄里弄一家不起眼的小面馆，我总会看到一半个装扮体面、言谈举止很有分寸的中年男人，他们讲上海话，不过仔细一听，可以听到他们某句话的落口处，抑或是某个字的尾音儿，掺杂了北大荒原野旷达又寂寞的情绪。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想，小郭哥哥如今大约也是这个样样儿啦，心里突然就伤感起来。
这一年秋天，又有了好消息。我失踪了近四十年的大舅有了信息，现在台北。我母亲、“东北”、“县”互递了信息。他们叫我大舅“台湾”。那个时候，“南岭”刚过世。我母亲在电话的一头，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我本来想提一提小郭哥哥的，我母亲说：“贵巴巴的长途，咱长话短说，就这吧。”
急急挂了电话。我想着，小郭哥哥的事，待打探明确了再说不迟。
第二年临近清明，“台湾”专程回来，要到老家南岭祭拜我姥姥和过世的亲人们。我一来课业紧，二来开销不起，只能打个简短的电话，询问一下情况。那天夜里，我拨了电话，我妹妹接的。我妹妹说“东北”回来了，专意来会“台湾”的。我母亲随“东北”回了老家南岭。我妹妹当时上高中，就要高考了。我嘱咐她几句高考的注意事项，着她看好门户，要挂电话。我妹妹突然在电话里问：“姐，还记得那个小郭哥哥不？”
我心里一惊，定定神，问：“怎么啦？”
“出车祸了——”我妹妹在另一头说。
我心里又是一惊，嘴上却说：“瞎说吧——”
我妹妹说：“‘东北’说的，也是才听说，小郭哥哥后来回了上海——”
“后来哩？”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抖得厉害，极像是有人弹拨了绷紧的琴弦，哀切得紧。
唉——我妹妹叹一声：“说是住了一个多月医院，还是没救过来，这事都好些年了哩！”
密密的星斗布满天空。我仰头看着头顶的一弯细月，半天没说话。
“姐，你可听着没？”我妹妹在电话的另一头问。
我含糊嗯一声，意思是我在听。
“一直没结婚唉——”我妹妹补了一句。
注 释
[1]. 杨红，女，1968 年生，山西长治人，现居无锡。硕士，供职于江南大学。在《人民文学》《天涯》《山西文学》《作品》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若干，其中小说多次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