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以
自从振铎和我们永别了以后，我一直觉得他还活在我们中间，有时好像听见他迈着大步叩门而入，有时就好像还坐在他的客室中争辩不休。对于大问题我们争论得不多，常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一些对人对事的不同看法，有时候我们的意见存在着分歧。但不管争论得如何，最后还是握手言欢，依依而别。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可是我们的友情却一天一天加深；常是在客人散了以后，他一定要多留我坐些时候，多吃一杯茶。有时我已经很疲倦了，想回去早些休息；但还是留下来，没有什么可争的，就相对默然无语，到了很晚的时候，才站起来，亲切地握手道别，他一定送到门外，殷殷地说走以前再来一次，而我也频频回首望着灯光下他高大的身影。
我最初看到他大约是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之间，那时候他在复旦大学的中文系里担任几点钟课，我却是一个商科学生。可是我和他第一次谈话却是在《小说月报》的编辑部里。我寄去第一篇小说，三个月没有消息，有一天我硬着头皮去了，等了许久才见他匆匆地跨着大步进来了。不知怎么样，我总觉得他很冷的样子，手插在裤袋里。我说明来意，他想了想就说稿子看到了，准备用，便从裤袋里掏出钱来数了十二元给我，好像早已准备好了的。告诉我这是稿费，希望我以后再写稿子。我接过来就握在手里，问他对那作品的意见，他好像心不在焉地说：“还好，还可以写长些……”我的心怦怦地跳，我想每个第一次在大刊物发表作品的人都经过这一刹那，我就和他匆匆握手道别了。跨出阴暗的屋子感到阳光更可爱，我走在大街上，手心沁出来的汗把握在手里的钞票都浸湿了。
后来我又投了几篇稿，差不多都发表出来了。但这些稿子后来都没有收在单行本里，就是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很惭愧。到今天还觉得振铎对作品的要求太低了，可是当时却给了我勇气，使我选定了文学工作作为我终身的事业。在这一方面他对许多作者都帮助过，许多作家的处女作都是经过他的手介绍给读者的，他帮助新作者是很热心的。
一九三三年我到了北京，那时候由于朋友的辗转介绍，一家书店想约我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从经历和能力来说我都不能胜任，知道他住在燕京大学，就在一天晚上去找他商谈。这一次，我们好像老朋友在异地相见，他显得很热情；我说出来意，生怕他拒绝，没有想到他一口就应承了。而且爽快地说出来《文学》在上海的处境一天天地困难，有许多文章都被“检查老爷”抽掉，我们正好开辟一个新的阵地，这个阵地敌人还没有注意到，可以发挥作用。我们谈的很高兴，不知不觉就很晚了，却苦了在门外等我的曹禺和陆申，他们抱怨我说：“差点冻僵了！”后来振铎知道了这件事，再三怪我为什么不把他们请进去，当时我以为自己还是一个陌生客人，怎好带去再多的生人！
《文学季刊》从开始以来就只有我一个人搞具体工作，另外请了一位兼打杂的厨师，他有时还要跑邮局送信，跑印刷所送稿。稿件全排好以后再送到警察厅的传达室送“审查”。一般他们是用一个“查讫”的木图章逐面地盖，有时他们忙了，就说：“你自己盖吧。”盖完了留下一份，再带回一份来。最初，稿子没有发生过问题；后来******的爪牙伸过来，把上海和南京的那一套全搬过来了，开“天窗”，抽文章的事就逐渐多起来；文化特务也时常来麻烦，最后还是停刊了事。前后一共是八期，两年的时间。记得创刊号振铎和我都校对，有许多作者自校，由于缺乏经验，许多错字和字钉都留在上边，印出以后，错字之多，无以复加！振铎校对常常一面谈话一面校，错字也不少。
有人说他不失赤子之心，他很爽直，很难口是心非，什么话也忍不住。好恶都有几分夸张，但对人的看法大致还是有一定准绳的。记得有一次看杨小楼的《连环套》，当窦尔墩骂出：“黄天霸，小奴才！”振铎一人大鼓掌，还连声说：“骂得好，骂得好！”全场为之侧目。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和性格。在我去沪之前，他很热心地把上海当时的文坛情况告诉我，生怕我会吃亏上当。至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经常在一张小报上写稿的三个人，他说你千万不要理他们，他们对自己惯于互相吹捧，对别人则造谣生事。几十年来这些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振铎识人之深。
我到上海不久，他也被那些“教授”和“学者”赶回来了。其实他早些离开也好，那种空气真受不住，青年人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断地斗争，那些“文人雅士”却在胡适周作人之流的周围清谈雅会，低吟慢唱，不仅表现了他们自己的冷血无行，而且也为敌人********，磨损青年人的斗志。他早就该回来了，人地都对他不宜，为什么还留在那里呢？可是回到上海以后，我们为了某种原因却疏远起来了。见面的机会不多，话谈的也不多；今天看起来我们都有些偏狭，都有错误的成见。一直到鲁迅先生逝世以后，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上，和鲁迅先生最后告别，我流了泪，抬头一看，他也不能仰视，我们的心才重新贴近了。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从天而降，“五子登科”，巨细不遗；这本在他的意想之中。到了和谈破裂，情势不佳，他稍稍显得有些消沉了。闲来搜集一些明器，千百年前为帝王贵族殉葬的泥俑，本来就阴暗的屋子更显得死气沉沉，只是一瓶大红花，才为他那斗室带来了生气。每次我到他那里去，就感到一股寒意，总是喜欢把他拖到院子里的阳光下讲话。可是那也有不便之处，因为抗战时期，为了生活困难的缘故，楼下又转租了两三户人家，又摸不清他们是干什么的，只好噤口不言。我曾劝他到学校里去教书，多和青年们接触，自然就会振作起来；他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有话也说不出来。我又劝他至少到学校去演讲几次，多鼓动青年的斗志；可是他又怕惹来是非。我没有说动他，他倒劝我小心些，不要平白地牺牲了自己。我默然了，我望了他好久，可是我想得到，他绝不会就这样消沉下去的。
解放之后他移居北京，他的情绪好，很乐观，显得更年轻了，我每到北京去，总能相见数次。有一次我随赴朝慰问团到京，他大清早就找到了我，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吃了一顿最简单的早餐，他殷殷地告诉我要谨慎小心，——不怕牺牲，也不要做不必要的牺牲。宋之的同志逝世了，我也再三劝他戒酒。我们不仅是互相关心，更重要的是都能更多地、更好地为祖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谁也想不到仓卒间他就和我们永别了。
不仅我自己，许多相识的人听到他遇难的信息都觉得愕然，好像“死”和他一时间连不到一起。他的精神很旺盛，相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高兴的；他的身体也很好，好像从来也不懂得什么是疲乏。他在临行之前的信中说到了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问题，说到了深入工农才会有创作的源泉，说到了在党的领导下，一日千里地向共产主义前进，文艺工作者要怎样才赶得上这个时代，……而且说在完成出国任务以后他还要全面检查自己的文艺观点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将从新的起点努力工作和著述。这正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消息，却没有想到他竟和我们永别了！
追忆死者，除开表示个人心中的哀伤，更主要的是从他生前的言行和精神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彻底地改造自己，做一个普通劳动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结合在一起，不仅是我们脑力劳动者的心愿，也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振铎没有走完的路我们将走下去，振铎没有看到的伟大的现实我们将亲历其境。只有我们改造得更好，写出更多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才对得起我们一日千里的祖国和为祖国为和平事业牺牲的振铎。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