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靖华
瞿秋白同志被害后，因当时消息被封锁，报纸仅略作捕风捉影、语焉不详，甚至歪曲造谣的报道外，长期间，寂无声息。中国人民，尤其是党所领导的文艺界，得此噩耗后，怀着无限沉痛悲愤的心情，对秋白同志只能默默悼念而已。他的牺牲，信如鲁迅先生所说：“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
多年来，我总幻想着能到长汀做一次访问，但当年那只不过是痴人的梦想罢了。
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
一九五一年夏，我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赴江西访问。我们的工作地区，是以瑞金为中心的赣东南几县，秋白同志就义地的长汀，却不在内。可是我依然去做了一次访问。
八月二十四日清晨，我乘一辆军用吉普，离开瑞金，沿着河谷一直向东，越过崇山峻岭，于早九时二十分，到达长汀。这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车直抵长汀西街县人民政府。我们述明来意，县秘书立即邀来张仁福和刘玉堂两位同志。
张仁福是职业抬棺人，是当年亲殓秋白，替秋白抬棺人之一，现年五十八岁，住长汀西街。其他三个抬棺人，早已没有下落。刘玉堂是贫农，拾粪人，现年四十七岁，住距城约五里之黄田背村。这是现在能找到秋白就义时仅有的两位目击者。
长汀中学西，有一小公园，苏维埃时期名列宁公园，敌人占领后，改名中山公园。这是秋白就义时用“刑餐”的地方。
由此往西，距城约半里许，公路北有一座小山，名罗汉岭，岭并不高大。岭脚及山腰处，荒冢累累，气象森严。岭前有一小草坪，紧邻公路。这原为清末收容无依聋盲老人的养济院废址。现虽成草坪，但仍有屋基可辨。草坪正中，即秋白就义地。
由此往西，不及一里处，公路以北，丘陵起伏，名盘龙岗，为秋白墓穴所在地。遗骸今年七月由长汀县府起出，装入瓷坛内，放置县府。基仅剩一穴，黄土乱砖，堆积穴旁，土色甚新，宛如新近所掘者。
据张仁福说，秋白同志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长汀东南约九十里之水口，因众寡不敌，被国民党武平保安团长钟绍葵部所俘。被俘后，押至长汀，囚伪三十六师宋希濂司令部内（在西街当年福建省立第七中学）。当时居民不知被押者为何人。
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将“囚人”押至中山公园用刑餐，园内虽未驻兵，但因囚人用刑餐，门禁森严，居民不准入内，故当时园中情况，毫无所知。隔墙闻有《国际歌》歌声。
当日上午约十时，刽子手将囚人押往刑场，未绑。囚人着小衫、短裤、鞋袜。仪态从容，行至罗汉岭前的靠山脚处草坪正中间，面对罗汉岭，盘足而坐。刽子手是宋希濂的卫士，用盒子枪从背后射击，一弹毙命。事后，居民见布告，始知被害人为瞿秋白同志。
被难后，露尸至午后四时左右，始有人送棺木一口，张仁福说，他亲自代为装殓，并抬至盘龙岗埋葬。
拾粪人刘玉堂说，他当日上午，同平常一样，进城拾粪。由西街经过时，正遇秋白就义。所述目击详情，与张仁福同。
最后，县秘书补充说，秋白同志被囚期间，在敌人法庭上说：“我一生献身革命，现在被俘，只有死而后已。我一个人倒下去，但是，千百万人民，会站起来，继续前进！……”
午后四时半，我们离开长汀。夕阳里，汽车徐徐驶过了秋白的就义地，直向瑞金驶去了。
罗汉岭慢慢儿留在身后，秋白的面影，浮现在我的心头，秋白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耳边。半生往事，均历历在目……
秋白，那是一九二二年吧，我们在莫斯科，你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医生说你的一叶肺已经烂了，说你顶多能支持三两年。但你总不肯休息。讲课时，有时累得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了，但你还是诲人不倦地讲着。后来真不能支持了，就在莫斯科近郊高山疗养院疗养，我同素园几乎每星期日都去看你，你从来总是兴奋得忘了病，忘了一切，口若悬河地谈论着。你说苏联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革命宝山，你要拼着你的病弱的生命，把革命的宝贝尽量运到祖国来……
你那时躺到床上，床头没有台灯，你就把吊灯拉到床头，拴到床架上，俯到枕上写文章。你说，病是要养的，可是书更要读，工作更要做，不能不做。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报纸大肆造谣，说什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将崩溃”，正在这时候，你却扶病写了《共产主义的人间化》、《莫斯科的赤潮》等通讯，把苏联实况，介绍给追求光明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替他们扫除了资产阶级报纸对苏联散布的迷雾，使他们知道了列宁所创建的苏维埃社会的真实情况。对全世界说来，这些热情洋溢的真实报道，正是“拨云雾而见青天”啊！
秋白，一九二三年初，你回国后，住在北京黄化门西妞妞房你的叔叔家里。我常去看你，有一次，我把我的第一篇译稿——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交给你，你看了就在你主编的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发表了。这给了我多大鼓励啊。你叫我多学习，多介绍，你说中国文艺田园太贫瘠了，教我做一个引水运肥的“农夫”。
我记得，你住的是一个跨院，有两小间房，外间靠门口的隔壁跟前，放着一张小风琴。你那时正在译《国际歌》，仔细斟酌好了一句，就在风琴上反复地自弹自唱，要使歌词能恰当地配合乐谱。你说《国际歌》当时已经有三种译文，可是没有一种译得像样，更谈不到能唱了。你要把它译得能唱，使它在中国人民口头上传播开去。最令我敬佩的是外文“国际”一词，在外文是那么长的一串音节，而在汉语却只有“国际”两个音，这怎么能使它配上原谱呢？你说这个字在西欧各种文字都是同音，是国际语，所以汉语也应该相同。你采用了音译“英特纳雄纳尔”，解决了这一难题。并且认为这样在唱时可和各国之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之效。在译作时，你是这样深刻地思考、处理问题的啊。你不但是中国人民杰出的战士，而且是杰出的人才。你记得吗？一九二二年中国春节时，你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俱乐部参加演出的那一个独幕趣剧，连苏联同志对你演的角色，都大为惊叹不已！
本来，你回北京后，由李大钊同志介绍，请你到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俄国文学史，可是反动的北大教务长顾某，把门关得紧紧的，始终不发聘书。过了一个时期，你等不着，就到上海去了……在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
秋白，我在学习俄语过程中，常把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原意懂而中文难于表达得恰当的那些词句，向你请教。有一次，我随便提到契诃夫剧本中两个人物吵嘴时那样最普通的例子，如：“Бидалимы”，我照直译为“我们见过的”，你改为“我们见识过的”。这些小节，将近四十年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加一个字，显得多么活现！你后来把极艰深枯燥的哲学论文，译得那么细腻、委婉、动人！诚如鲁迅先生所称赞的，“信而且达，并世无两”。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文章，仗着你那生花之笔，在中国广大读者的心中生根、开花了。
那是一九二四年吧，你在上海，我把我的译稿——契诃夫的《三姊妹》寄给你看，你看后，改了一些地方，交给郑振铎，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了。那时你写信说你完全用药养着命，在极端艰险条件下，从事革命工作。我每逢写信向你请教时，每个问题你都作详细的解答，有时甚至是长篇大论地阐述。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出走莫斯科，不久你也到了那里。旧地逢故人，万感交集，真不知话从哪里说起！一天傍晚，我们在大教堂附近的莫斯科河畔散步，你谈到我走后武汉各方面的情况……王一飞同志被害了，罗觉（一农）同志被害了……最后你谈到中国极需要苏联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的介绍，你教我专力在这方面工作。你说应当把介绍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工作，当作庄严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因为这是革命的需要，是政治的远见，而不是偏爱啊。
一九二九年，有一次，我从列宁格勒到了莫斯科，临走前，到你住的地方——留克斯饭店看你。你总是像从来那样昂奋，那样忘我地为中国人民、中国革命打算。你谈笑风生，热情洋溢地谈起文艺大众化问题，谈得使我差点儿误了火车。
是一九二九年深秋吧，你回国前，最后一次到了列宁格勒，在我家里畅叙半日，不意那次相会，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会见！
你回国后，直到一九三三年我回国以前，这期间，在反动派对苏联封锁的情况下，你同鲁迅先生想尽方法，经常往列宁格勒给我寄书刊。其中有你们办的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刊物，如《文学导报》、《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前哨》等等。我在那些刊物上辨出了你在白色恐怖下，用宋阳、易嘉、范易嘉等等笔名，写出的火焰般的、战斗的文艺作品、文艺理论和批评文章。
那时我也不断寄些苏联的书报，托鲁迅先生转给你，有时为防特务没收，每种寄双份，甚至寄三份，分批寄，或经西欧转寄。用尽心思，要逃过反动派的没收，把苏联的革命书刊寄到你手里。记得有一次，你收到革拉特科夫的长篇《新土地》时，很快就译了出来，并且写信说：“这书已译好，交商务印行，出版时，我要写一篇序文印在书前，这序文只有五个大字，就是：‘并非乌托邦’”。谁知你无限心血凝成的这部译稿，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抗日战争中，竟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火烧毁了。现在仅剩你遗稿中的第一章的几页残稿。秋白，你的译稿被烧毁了，但是，你替中国革命打算的一颗赤心，任何侵略者的烈火都烧不毁的！你理想中的“新土地”，而且为了这“新土地”，你终于慷慨以身殉职的，这“新土地”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九四九年，终于在中国出现了！
一九三一年秋，我在列宁格勒利用暑假，译完了《铁流》的附录部分，没有工夫再将该书最主要的一篇长序译出来。鲁迅先生又急着将书出版，于是就请你在那“岩石似的重压之下”，将那篇序文译了出来。鲁迅先生当时往列宁格勒写信说：“《铁流》长序，在此已另请人译，那人你是认识的。”但始终却没料到就是你！那真是作者之幸，译者之幸，中国广大读者之幸啊！那译文，直到现在仍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了。鲁迅先生满怀喜出望外的心情，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说：
没有木刻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读者倘将这和附在卷末的《我怎么写铁流的》都仔细地研读几回，则不但对于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接着又说：
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
秋白，在那大夜弥天的黑暗时代，你用烈火一般的热情，来鼓舞对苏联革命文学的介绍。当《毁灭》出版时，你给鲁迅写信说：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贡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洛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和Z同志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秋白，当年你为什么这样重视这两部书呢？从你的文章中看来，是大有深意存焉的。你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写的《满洲的毁灭》一文中，谈到法捷耶夫的《毁灭》时说，苏联当国内战争的时候，东西伯利亚被日本及俄国白党军队占领着，莱奋生等的游击队，领导着巨大的战斗，消灭了日本占领军，击退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消灭了数不清的白党将军。你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蹂躏着咱们的东北。正是法帝国主义军队开进咱们云南、广西的时候，尤其是正当英、美、法、日、德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所谓研究委员会将要来到中国“调查”的时候，当时中国读者读了法捷耶夫的《毁灭》，正会如你所说的：
中国的“莱奋生”已经产生，还在产生着……这几万万人是在战斗着，是在改造着，他们要成为新的坚强的人，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人……毁灭的可并不是满洲，而是一切种种的猎人，一切种种的猎狗！
也就在那时，你又写了一篇《铁流在巴黎》，在该文的结语中说：
历史往那一方面走着，那一种形式的生活是始终要胜利的，什么是始终要毁灭的——“万劫不复”的。
这种将要“万劫不复”的东西，在自己灭亡的前夜，才要拼命的造谣，拼命的“宣传”。他们还企图用几万万几十万万人的血，去挽回那挽回不了的命运——用帝国主义的大屠杀的战争，来维持自己的狗命。可是，回答这种造谣宣传和屠杀战争的，将要是全世界的“铁流”——铁洋的飓风。
你当年所断言的这“铁洋的飓风”，三十年后，正要在全世界腾空而起了。
秋白，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的午后，我到了上海，到了当时不公开的鲁迅先生的寓所。晚饭后，鲁迅先生把我引到三楼楼梯跟前的一个房间里。那房间虽不很大，但却极整洁。后墙有一个窗子，靠窗有一张条桌，桌子铺着雪白的桌布。桌上放着削好了的铅笔、毛笔、墨盒、信封、拍纸簿等等。桌前放着一张靠椅。靠后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鲁迅先生站定之后，从容而低沉地说：“这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一切布置照旧，你就住在这里吧……”说毕，我们就又回到二楼鲁迅先生的书房兼作卧室的房间里。我坐在桌头的藤躺椅上，鲁迅先生坐在桌前的转椅上。鲁迅先生一面回忆着，一面用同样低沉的音调说：“……那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他不断受猎犬追逐、缉捕，到处迁居。有时甚至一日数迁。有时被追逐到走投无路时，就跳上野鸡汽车，兜几个圈子，把猎犬甩掉，再下来步行。有时到最危险的关头，就逃到这里，住在你住的那个房间里……他等你等了很久，等不着你来，你来了，他走了，到那边去了……”他习惯成自然地随口说出了平时习用的暗语“那边”两个字之后，才悟到这是在家里说的，于是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到苏区去了。”停顿了一下，又重复着说：你来了，他走了……我只感到心头压了一块大石头，口里却吐不出半个字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凝视着鲁迅先生的沉思的面孔，心里想着：“先生，你用自己的生命，在最危险的情况下，来庇护一个党的负责同志！……”
这样的比骨肉之亲还亲的阶级感情，天地间有什么暴力能够摧毁呢！
秋白，你走了，鲁迅先生一直在念念不忘地关切着。别后整一年了，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来信还说：“它嫂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
秋白，你被害后，鲁迅先生在无言的悲痛之余，用“诸夏怀霜社”来替你编印《海上述林》。怀着“纸墨更寿于金石”的心情，用这来纪念你。这是“对于先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诸夏”是中国人民；“霜”是“秋白”。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鲁迅先生来信说：“它兄集上卷已在装订，不久可成，曾见样本，颇好，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它兄集”，即《海上述林》。
但是，秋白，你虽然被杀害，虽然“竟已归土”，可是你用自己的生命开辟的“新土地”已经出现了。这“新土地”上开遍了令世界亿万人羡慕的中国人民胜利的奇花。这是宇宙间最美丽的幸福的宝花。这是你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灌溉出来的鲜花，它将更庄严而绚烂地开遍全世界！
秋白，这正是三十年前你满怀信心地所要大书特书的：“并非乌托邦”啊！
一九五一年九月，于瑞金
一九六一年十月改写
一九八〇年春，改写于从化温泉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