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孟子这一路下来都是强调“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善的。但荀子相反，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主张“性恶论”。荀子，姓荀名况，当时人就尊称他为荀卿。“卿”是高官的称呼，因为他三任祭酒，是真正当过大官的人。荀子是战国末期赵国人，可以说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比孟子晚一点。在《荀子》一书中提到，他二十岁左右就已经在燕国从事政治活动，反对燕王哙把王位禅让给宰相子之。荀子游说失败后离开燕国，以后有二十多年的行踪不清楚，没有记载。《史记》记录的都是荀子五十岁以后的事。他也游学到了齐国的稷下学宫。当时各诸侯国的名士聚集于此，齐国尊他们为列大夫。大夫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官位了，相当于现在的部长。列大夫就是副部级待遇，享受非常优厚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这些人在那里著书立说，讽刺当时的社会政治。荀子去了以后，对当时诸学派都有批评。《荀子》中收了一篇文章，叫《非十二子》。“非”就是批评的意思，批评了当时十二个学派。战国时很多学派没有著作留下来，他们的思想从这篇文章可以了解一个大概。荀子认为这些人都是“非先王之法”，毁坏了先王的传统。先王是指尧、舜、禹三代。到了齐襄王时，荀子的名声已经非常大了。据《史记》记载，在稷下学宫里，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祭酒就是这些学者的头，他三度担任了祭酒。但到齐襄王死后，新国王不怎么在乎他，所以他有点郁郁不得志。此时秦国正在崛起，就请他入秦。他到了秦国以后，也没有下车伊始就发议论。他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对秦国的政治、军事、民情风俗以及自然地形等等，都进行了考察。然后，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力术止，仁术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统一天下，不要靠暴力，停止使用暴力，而行仁政。秦昭王虽然口头上说好，但实际上他正忙于统一天下的战争，根本不会用到荀子这些建议。荀子眼看自己这套政治主张在秦国不可能得到采用，就离开了。
战国的这些名士所以能够流芳百世到今天，自有他道理的。他们每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到一个国家去。不管待遇如何，要推行的是自己的理想、政治主张。你不肯用我的政治主张，我就走。不像现在的知识分子，是否采纳我的主张没关系。只要给我官做，有钱给我用，我今天可以这么说，明天倒过来又可以那样说。只要有名有利，思想不重要，理想不重要，政治主张不重要。所以我说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中断了，没有了，都变成工具了。我们现在讲的“理性主义”，其实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你以为自己理性，那是工具层面上的理性，做人一点不理性。
荀子离开秦国以后，继续在各诸侯国之间游历，最后转到楚国。当时，楚国刚刚占领兰陵，春申君就请他出任兰陵令，做一个地方长官。等到春申君一死，荀子又失势了，没有后台老板了。这也是中国的传统。一个士大夫再有本事，想得到重用，施展才能，一定要有个后台老板。后台老板没有了，你有再好的主张，再精彩的思想，都只能郁郁不得志。所以贤臣一定要碰到明君，君臣合力，国家才会强盛起来。只有明君，没有贤臣也不行，孤掌难鸣。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荀子郁郁不得志，但那时候年纪也大了，走不动了，就在兰陵这个地方退休，住下来了。很有趣，庄子、孟子都是这样，游说了一生，到老了走不动了，开始著书立说。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很少坐下来真正做学问的。都希望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才能，为君主所用。荀子也逃不脱这个模式。荀子在兰陵著书数万言而终。
荀子名气大，是得力于他的两个学生，一个韩非，一个李斯。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李斯帮助秦始皇实现了中国的统一，是法家的实践者，政治家。但后来荀子在历史上被人骂，也是因为这两个学生。你带出这么两个学生来！所以后期儒家很多不承认荀子是儒家。《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当时这些大师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学生不一定全部学，可能只学某一方面。李斯主要是跟着荀子学帝王之术，也就是政治学，怎么辅助帝王统治天下的道理。学了以后用，帮助秦始皇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你不得不佩服荀子帝王之术的厉害。北宋的苏东坡在《荀卿论》中讲“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这个评价是蛮公允的。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认真读过《荀子》整本书的话，会发现他思想的主要方面还是讲仁义礼乐，还是孔子的嫡传。当然他也讲到帝王之术，李斯是发挥了这一面。所以苏东坡就说，李斯是“以其学乱天下”。老师和学生还是有区别的。
荀子思想的中心是“性恶论”。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就要争，因此人性生来是恶的。为什么会有善人呢？“其善者，伪也”。现在很多人解释这个“伪”字，是假的意思。你们不要上当，这个伪字根本不是假的意思。不是说人性善的一面就是假的，假惺惺装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伪”字是说人的善不是先天的，是经过改造以后变成的，是人为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善也是善，不是假善，不过是后来教化的结果。“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一个人生下来，性就是恶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吗？人人都是坏人吗？不是这么回事，是可以“化”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可以改造的。虽然荀子这个学派在中国似乎一直不入主流，但其实根深蒂固地进入了统治者的思想，也包括你们很多企业家的思想，都认为人性是恶的，人性是贪的。因为前提是人性恶，才会需要法律制度、管理制度嘛。人性如果都是善的，天生都会做好事，都会谦让别人，都讲仁义，要那么多管理制度，要那么多法律干吗？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就要争，争就乱。怎么才能不乱？那就必须要有圣王统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去领导老百姓，用礼法去规范他们。法家思想就是这么起源的。
荀子思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社会观。他的社会观比西方社会学思想进步得多，也早得多，非常完整。他提出“明分使群”。先强调了“群”的重要性，“群”是指社会，也就是强调人类社会性的重要。他说，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又能支配自然界，“使役万物”，关键就在于人有着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不同的特点。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异于禽兽者，就是人能群，而动物不能群。这个群是指社会，不是指牛羊成群的群。牛羊也可以成群，但那个是乌合在一起的群。荀子他这个群则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群，就是有一个社会结构的群体。人类的社会组织，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呢？“人何以能群，曰分。”分，就是等级，就是分工。那么，怎么确立这个等级，确立这个分工呢？准则是什么呢？荀子的回答是“礼义”二字：“分何以能行，曰义”。这个义的本意是“宜”，合宜，合适。就是做你该做的事，做你这个等级该做的事。你比老板高明，但是他是老板，你不要越过他去指挥。你是老板，但我比你高明，你要这么做，我偏要那么做，那么这个企业就乱了。他又说，“分莫大于礼”，这个礼就是义的固定形式，有形的，抓得住的东西。到底义是什么？有时候不清楚。我在这个社会等级上，做我这个等级的事，边际在哪里呢？礼给你规定了这个边际。由此可见，荀子是继承了孔子儒家学说的。不能说只有思孟学派、孟子的儒才是儒，荀子就不是儒了。他当然是儒。
荀子又认为，对不同等级的人，应该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对社会精英才可以用礼义去节制他们的行为。对庶人百姓，跟他们讲礼义没用，必须以法律制度约束。荀子认为贯穿着这种森严的等级的“分”，是“不齐之齐，不平之平”。虽然是不平等，但它是一种不平等的平等。这对我们蛮有启发的。平等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机会的平等，一种是待遇的平等。我们过去讲得太多的是待遇的平等。造原子弹的要跟卖茶叶蛋一样待遇。小学毕业去做工人农民，要跟人家十年寒窗苦读出来的专家学者一样待遇，否则就是不平等、不公平。我们很少讲机会的平等。现在机会很难说有平等的。一个农家子弟，生在穷乡僻壤。可能我的智商和能力并不比你一个高干子弟差，但是高干子弟生下来哪怕是一个白痴，这一辈子也有保证了。我一个生在山沟里的穷孩子，向上发展的机会就很难。改革开放前，你如果是农村户口，世世代代就只能种地。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相比起来更难。以前农家子弟书读得好考上大学，还能有前途。那时候，大学学费很低，经济困难还有人民助学金。读师范院校不用钱，吃住都免费。现在大学学费都要上万一年的，你说有几个农村孩子能负担这笔学费？机会是不平等的，然而待遇要强调平等，麻烦就来了。要么是讲平等，没有效率了；要么是讲效率，没有平等了。所以他这里讲的不齐之齐，不平之平，给我们一个启发，要机会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竞争，你有本事就去竞争。竞争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些人投入大，有些人天赋好，当然他应该比投入少的，比懒汉、傻瓜享受得多，待遇不一样。我们没有讲清楚，所以现在才会产生仇富心理。所以荀子的这个讲法，不能说他错。荀子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个大师，也是先秦法家理论的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