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国学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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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墨子和墨家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代足以和儒家抗衡的显学。《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孟子·滕文公》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吕氏春秋》也说:“孔墨之徒属弥众,弟子弥富,充满天下。”墨家是墨子创立的学派。墨子的名字叫墨翟,春秋末战国初的鲁国人(或说宋国人)。有人质疑说,中国没有墨这样一个姓氏。历史上除了墨子也没有第二个人姓墨的。他怎么可能姓墨呢?诸子百家中也几乎没有用人的姓氏来冠名一个学派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墨子的姓氏可能是翟。因为他是墨家的创始人,世人就在他的姓氏前加上学派的名称,叫他墨翟。那么墨家的“墨”是什么意思呢?“墨”是古代五刑之一。过去罪犯没有现代这样完善的监狱设施。如果犯了罪,并不一定去蹲监狱,而是“画地为牢”,还在原地居住。有点类似现在的“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方,行动要受到很多限制。那么,怎样区别罪犯与一般人呢?就要在犯人脸上刻字,用墨刻字。墨家主张“节用”,他们穿粗布衣,打扮得和刑徒差不多。也许这个学派正是因此而得名。

墨子出身低微,“上无君子之子,下无耕农之难”,可能是一个接近手工业劳动者的读书人。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的作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他注重动手能力,相传他的木工技术,与鲁班齐名。墨子一生中除著书立说和教授门徒外,还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他曾仕于宋为大夫,又到过卫、齐、楚、越诸国。楚惠王时,公输般作攻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国去劝阻。两千多年来一直流传着这个传说。鲁迅根据《公输篇》写成了著名小说《非攻》,再现了墨子的传奇形象。一般认为,墨子在学术上受孔子影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是出自汉代《淮南子》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墨家和儒家都以诗书为经典,但儒家尊周,墨家尊夏,两家不但在学术渊源上不尽相同,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互不兼容,互相辩驳。墨子和孔子不一样,他主张变其道,而不是恢复等级森严的礼治。他主张尚同尚贤。要求君主能任用有能力者而废抑无能之辈。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当时东周的贵族非常奢侈。他们的饮食起居全部要照搬模仿周天子的这一套。原先礼是有规定的,天子吃饭多少碗菜,诸侯公卿吃多少碗,都有规定。到了春秋时期,谁还理你这一套,照样吃。就像以前慈禧太后有满汉全席,现在我发财了,我也去吃一吃过去皇宫里面才能吃到的满汉全席。墨家认为,贵族的过分奢侈才导致各种社会民生问题。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主张“节用”,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大禹一样,过俭朴的生活。《淮南子》说墨子“学儒者之业”是对的,但学的不是儒家的“儒”,而是王官之学散落到民间的儒业,也就是指“六艺”。“受孔子之术”则是牵强附会,以为既然学儒者之业,就必然是孔子之术。我们做学问不能望文生义,要知道字词的流变。不能一看到“儒”字,就断定是儒家,就是和孔子有关系。

墨子徒属遍天下,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形成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以精于墨理者为首领,号曰“子”。子死了,则另传他人。墨徒以子为圣人,子权力很大,可依墨家之法处置犯了过错的墨徒。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传说子腹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腹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处死了自己的儿子。《淮南子》说子可以指挥其徒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楚悼王死后,阳城君等贵族反对吴起而失败。墨家子孟胜效忠于阳城君,其徒属183人都和他一道死难。《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墨徒受到不少君主的信用和看重,“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当时人称活动于齐、鲁、宋等地的墨徒为东方之墨者;称活动于楚、越者为南方之墨者。墨徒进入到秦国者也不少。从惠文王时起,很多墨者受到秦朝廷的礼遇和信任。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

后期墨家汇合成两支﹕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尤其墨家的逻辑学很出名,是世界三大逻辑学系统之一。世界三大逻辑学系统,是指佛教的因明学,墨家的墨辨,还有希腊罗马的逻辑学。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逐渐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但总的来说,墨家过于注重实践,理论学说就显得粗糙。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统治者对墨家这样一个武装化政治集团的恐惧,竭力铲除他们。所以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但墨子拯人之危,急人之难,仗义勇为的人格理想则成为中国侠文化的源头。《史记》有《游侠列传》,记载汉初的侠士田仲、郭解、剧孟、朱家等,评价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后代的侠客、帮会和民间结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