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儒学在佛道的夹缝中延续，到了唐中期出现了韩愈领导的古文复兴运动。什么叫古文运动呢？就是指唐代中期一直到北宋，以提倡先秦散文文体，反对魏晋以来骈体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古文”这个概念是由韩愈最早提出的，它的特点就是质朴自由，没有任何格式的拘束，所以有利于表达思想。六朝的骈文很华丽，但是没多少思想内容。现在能留下来的骈文，我们能记得住的很少，在那个时代却非常盛行。所以时间是最好的淘汰剂。韩愈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当然他提倡古文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儒学的道统。所以改革文风和复兴儒学是相辅相成的运动。韩愈在提倡古文时，强调要“文以明道”。所谓道，就是与佛教、道教相对立的儒家之道。他在《原道》一文中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他还提出儒学之道的传授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宋代朱熹将此概括为“道统”，但把韩愈排除在外，认为上继孟子的是程颢和程颐。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但祖籍是河北昌黎，所以一般称他为韩昌黎。古人很讲究地望，除了名望，还要有地望，也就是籍贯。晋朝以后经常称一个人的名字，用姓加上地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讲门阀，有几个大姓地位很高，但这个姓氏是和地域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六朝时候南方最显赫者为侨居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汝南袁氏、兰陵萧氏以及吴郡的顾姓、陆姓、朱姓、张姓等。北方最显赫的是山东崔、卢、王、郑四大姓；关中韦、裴、柳、薛四大姓。到了唐代还有七姓十家之说，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韩愈晚年担任过吏部侍郎，吏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或者人事部，侍郎就是副部长，尚书是正职。这是韩愈一生中做到过的最高官位，所以又称他为韩吏部。韩愈死后谥号为“文”，因为他的文名盛极一时，所以又称韩文公。
韩愈三岁而孤，父母双亡，由兄嫂抚养长大，早年流离困顿，但是从小就爱读书，想长大出来做一番大事业。二十岁时到长安考进士，三次不中。二十五岁以后才考中进士。但当时进士还不是最高的，中了进士后还要考博学鸿词科，他又考三次不中。这种情况下，他当不了官，只能做人家的幕府，也就是后来的师爷。后来因为他文名大盛而回京出任博士官。三十六岁以后升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一个言官，就是对朝廷施政提意见的官。中国历朝都有言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监察御史和现在的纪委又不一样，它不办案子，只能提意见。言官是受法律保护的，言者无罪。韩愈是个有理想有坚持的人。有一次，许多地方闹灾荒，他上书论天旱人饥，要求减免老百姓的赋税。皇帝不听，但也不能处罚他，只能调职到三阳县做县令。唐宪宗时，他又回来做国子监博士。国子监是当时最高的教育机构，全国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进入国子监备用，将来出来做朝廷官僚。韩愈去做国子监的校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校长或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然后一直升迁到太子右庶子，官很高，但是不得志。为什么？官位很高，但没有实权。他是想有实权施展抱负的，但是始终得不到重用。五十岁以后跟从裴度讨伐地方军阀吴元济立了功，被提拔为刑部侍郎，后来又转任过很多职务，如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京兆尹就是首都的市长。
在宪宗元和十四年正月，皇帝把法门寺的佛骨迎入宫中奉养三日，举国若狂，沿途动用了大量的民力、物力，每一步都要有老百姓迎送、烧香、供供品，老百姓甚至有烧自己的手指，在自己背上浇油点火来迎佛骨的。这时候，韩愈出来说话了。他劝阻唐宪宗迎佛骨，写了千古名篇《谏迎佛骨表》，一直流传到现在。但宪宗看了大怒，要把他杀头，因为他当时不是言官而是刑部侍郎，可以杀头的，谁让你对皇上大不敬。后来裴度等一批大臣救他，劝皇上不能杀，才被贬为潮州刺史。那时候的潮州离长安很远，是边荒之地。这一路非常艰辛，不像现在坐飞机转眼就到。他走到蓝关，就是现在的蓝田县，快要过秦岭了。大雪纷飞，马都不肯走了。韩愈遇到侄儿韩湘。这个韩湘就是传说八仙过海当中的韩湘子，是得道之人。韩愈写了一首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他对侄儿说，我们在这里偶然相遇，你应该是有目的而来的。你是来为我收尸的吧。潮州那个地方，古代有瘴气，所以那里的潮江就叫瘴江。中原人不适合当地气候经常生病，往往死在那里。后来韩愈很惨，好几个亲属死在那里，因为水土不服，沾染了瘴气。到唐穆宗即位后，韩愈才回到京城长安，57岁去世。苏东坡评价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我们现在花那么多财力、物力、人力去把法门寺修得美轮美奂，供养佛骨。居然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出来说话，只有附庸在后面说好话、唱赞歌的，连韩愈都不如。我觉得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