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支配中国思想界近六百年。什么叫理学？理学的“理”，是指心性之中的理则。宋明理学还算是儒学，但和以前的儒学相比，面貌完全不一样，受到道家和方士的思想影响，最有力的影响还是来自佛学。前人称做“儒表佛里”之学。章太炎指出，理学开始于调和儒佛的愿望，到程颐、朱熹形成宗派，特点就成为“里面也取佛法，外面攻击佛法”。可以说，宋明理学是佛学化的儒学。宋明六百年理学，都超不出寻求天地万物一体的范围，当然把人类也包括在这个“万物”之内，寻求天人一元的东西。只是从北宋的周敦颐开始，到明代的王阳明，渐寻渐细，渐求渐近，以致舍弃本体而专门谈论做工夫，舍弃外物而专门注重内心。
一般学者都认为，理学开始于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三人。他们都是从谈论宇宙本体，进而推及到人生之道。他们的宇宙观是以阴阳五行为骨干，而不像以前的儒家，宣扬上古的神帝创造宇宙万物。对于人生，他们把培养与天地合德之“大我”作为最高理想。他们的立论根据，形式上是依托《周易》，真正的来源还是道家。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讲述万物之化生，以太极为绝对而最后的原理，至于阴阳的变合，五行的运转，都是用来解释太极演变历程的。在太极这个高度上，他们把天道和性命打通，合而为一。理学到了程颢、程颐兄弟而学风为之一变，受佛学、主要是禅宗的影响很明显了。二程爱讲工夫，不喜欢讲本体。他们重视内心的直证，而轻视物理世界的研习。程颢认为，“性无内外，物我一体，即工夫即本体”。工夫够了，那个天人合一的本体也就找到了，不需要知识的寻根问底，也不必用私意去迎合那个所谓的本体。他强调“识仁”，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只要把满腔的恻隐之心，发扬为与天地万物同体的“仁”，一个人就有成就了。因此，他所谓的工夫，也就在于以“诚敬”存养自己内心的仁。程颐也主张反求心性，而不必外求。他提出，“性即是理，心即是道，性外无物”。因为“性即是理”，所以穷理就是尽性。老哥主张诚敬，这位弟弟则有所发挥，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因为“性外无物”，所以一草一木皆有理，都需要观察。于是理学在他那里又从靠自身修养致知，转为格物穷理。
二程理学到南宋的朱熹更进一步，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性即理，这个理也存在于人性之中。人性基本是善的，但人的欲望遮蔽了人性中的理。因此必须“存天理，灭人欲”。只有格物致知，才能发现和遵循天理。如何致知？他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也就是说，通过读书才能求得“理”。如果说程颐的“致知”，仍然徘徊在内外心物之间。到了朱熹则断然主张向外寻求。这又是理学的一大转变。朱熹主张回到儒学经典，但不是复古，回到汉唐时代的儒学，而是读他重新发现的儒学。他提出“欲其简而易知，易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篇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四书”抬到了和五经并起并坐的地位。不仅如此，朱熹还怀疑唐宋王朝所承认的儒学经传的历史真实性。唐代开始盛行的那种视钦定经书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迷信风气，到了朱熹那里被打破了。他把汉代经学家捏造的“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类的神话一一打破。这种怀疑精神当然应该肯定。但他最大的错误，是为了证明汉人的附会，自己也用臆断手法，如硬分《孝经》为经一章，传14章，并删改经文233字。自从朱熹开创删改经书的恶例开始，以后统治者删改古书，篡改历史，以适应某种政治或道德需要成为风气。清乾隆年间，开四库馆，大量删书、禁书、烧书，便是著名的例子。
和朱熹同时代的有陆象山。他和朱熹不同，提出“心即理也，此心此理，不容有二”。心为宇宙之本源，性命之本源。只要在心上下功夫，发明本心，就掌握了这个理。何必去格物，去读书？他曾经理直气壮地说：“尧舜曾读何书来？”他和朱熹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发生辩论。朱熹要求学者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象山要求学者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博览。朱批评陆教人太简，陆则批评朱教人支离破碎。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当时书院兴起，全国到处都是书院。就像现在这样，公立教学越来越衰弱了，也有很多人起来自己办书院了。什么是书院？南老师讲，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书院，不是挂块牌子就叫做书院。过去的一个书院就只有一个导师，所有的学生就跟着这个导师，服膺他的学术思想，向他求教，然后同学之间互相讨论，有问题就去问。所谓学问，就是去学去问。不同的学派分散在不同的书院。学派和学派，书院和书院之间有讨论，有辩论，但不是指一个书院内部有不同的学派。“鹅湖之会”就是当时理学中不同学派的一次辩论会。通过辩论，把理学推向一个高峰。
自从明代出了个王阳明，理学天地为之一新。他继承陆象山一派的理论，强调在心上做功夫，因此陆王之学也称为“心学”。王阳明早年遵循朱熹的“格物穷理”的路线。对着竹子格了七天七夜，什么理也没格出来，就说“物无可格，格物功夫，只在身心上做”。明武宗正德元年，他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在那里，他读《大学》忽然有了新的领悟：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你没去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静。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由此便可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他提出，“致知即致良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良知是什么？“良知只是个是非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甚至影响到日本。其实，就是佛学化了的儒学。他的在心性上做工夫，跟佛教的修行，在方法论上很难说有什么区别。所以如果把佛学从国学中分开，就很难研究下去。
研究宋明理学，如果没有佛学的根底，你连看都看不懂。我的朋友常笑我，你是研究国学的，怎么又搞起佛教来？他们以为佛教就是到庙子里拜拜，烧香，捐点钱，保佑发财升学，生儿子。那是迷信，不是佛教！世界上最笨的人信佛，最聪明的人也信佛。前者是迷信，后者是求真理，因为佛学太深奥了，一般人还钻不进去呢。学佛不是求学问，是求智慧！学问和智慧是两回事。学问是可以靠积累的，如果你不是最笨的人，中等智商，花个十几年，把这些书读完，原来不懂的就可以懂了，人家不懂的你也懂了。但智慧这个东西并不是靠积累的。就像王阳明讲的，还是要在心上下功夫的。智慧是一种感悟力。我们讲那些中外圣贤，如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等等。你会形容他们是有智慧的人，而不会说他们是一个聪明人。两者是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