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管子》,这是记录管仲思想、言论的总集。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人。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管仲早年经商,最初投奔在齐国公子纠门下,帮助他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为齐桓公,管仲被囚。经鲍叔牙保举,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管仲为卿。他辅佐齐桓公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全面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策略,被齐恒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执政四十年,齐国大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管仲死后,他的继承者和学生在临淄的稷下学宫将其生前言论编撰成书。原书564篇,除去重复的478篇,实为86篇。刘向编定86篇,后亡佚10篇,故今本《管子》仅76篇。全书16万言,为《论语》的十倍,《老子》的三十多倍,为最宏伟的中国先秦单本学术论著。《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改列法家类。司马迁说自己撰写《史记》时,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其书世多有之”。足见《管子》成书之早,流传之广。
《管子》的政治思想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原则,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管仲认为,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必须先得民心。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国君“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疲民力”,百姓当然没有好日子过。但不这样做,国家又哪来的财力负担军队开支呢?如何既使百姓富足安乐,国家又有足够的财力呢?管仲在书里提出一系列的办法,如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国家财力自然就增多了。
《管子》的经济思想是很超前的,就当时条件来说,是很精湛而有洞见的。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额。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这与马克思级差地租的思想完全一样。他把国家赋税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管仲认为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那么,国家应该征收什么样的赋税来充实府库财力,以满足国家机器的各项开支呢?管仲认为,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负担“见予之所形,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也就是说,这种税收可以让百姓看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看不到国家拿走的部分。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争着请求交纳。比如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国家特许行业的税。
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因此粮食政策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关键。投机商人往往利用操纵粮价大发其财。管仲利用货币杠杆,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控粮价。国家在粮价便宜时买入,贵时卖出。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粮食的买进卖出,就会使粮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便宜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相反,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向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管子》记载,有一年,齐国西部因涝成灾发生饥荒,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国家就大量收储齐东之谷,散售于齐西之民。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谷价上扬,这样就可以解决谷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谷物售卖,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管子》的一系列强国富民政策的出发点,或者说理论依据,概括起来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他在《禁藏》篇中说得很清楚:“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