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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批日军重新占领了惠州和博罗一带，东江沿岸战云密布，气氛相当紧张。
而在宝安根据地这边，正在紧张抢救文化界人士。当每一批文化人回到东江游击队总部白石龙村时，曾生、王作尧等领导人都热情地予以接待，妥当地安置他们，并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亲切关怀与慰问。不出几天，从香港过来的文化界人士越来越多，有的当即转移走了，有的因各种原因还要等待。
在群山环抱、绿树掩映的游击区白石龙村，一改往日因战争导致的破败肃穆面貌，处处洋溢着喜悦与热烈的气氛。白石龙，宝安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村，因为我国众多现代文华精英和外国友人的不期到来而注定要永载革命史册。
曾生和王作尧在白石龙村晒谷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旅港归来的邹韬奋、茅盾、宋之的、张铁生、于伶、章泯、袁水拍、戈宝权、黎树澍、胡风、风子等文化界、电影界、戏剧界和民主人士、外国友人等二百多人齐聚一堂。
欢迎会上，这些文化界人士畅谈了脱险的经过，在这次亲身经历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伟大意义，从朝气蓬勃的东江游击区感受到了中国人民不畏外敌顽强的斗争精神，似乎看到了新中国未来的希望和灿烂的曙光。
王作尧致辞完毕，曾生介绍了东江游击队的建立、发展和战斗历程。最后，他说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支持下，东江游击队这支远离党中央、孤悬敌后的部队才得以发展起来。
随后由文化界代表发言。邹韬奋发言时，幽默地说：“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在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卫护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打倒法西斯，必须有要人民的枪杆子，也必须要有人民的笔杆子，今后一定要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打出一片新天地……”
茅盾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这次营救工作，是抗战以来(简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行动，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是永远不可战胜的……”接着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回来，感受很深，特别感到这是作家直接同抗战的实践结合，创造革命文学最好的机会。”会上，艺术家、名演员还登台表演了精彩的节目，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后，邹韬奋、茅盾、宋之的、戈宝权、胡绳、黎树澍等一群作家、学者随曾生、王作尧和李健良来到游击队的“山寮报社”参观。只见松林里临时搭了一个茶寮，布置成一个展览馆，上面摆放着各期报纸、标语和从日军手里缴获来的油印机。
李健良将近期出版的《大家团结》报分发给大家，文化人欣然捧读，啧啧称赞。他们对游击队自己创造的简易油印和刻写技术非常感兴趣，一个个交口赞扬游击队人员艰苦奋斗的精神。
邹韬奋和茅盾看着报纸，两人指指点点，正在评论。邹韬奋赞叹不已，他说：“你们真不简单，不简单啊，我们可是同行呀，我要向你们学习。”
茅盾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看了你们的山寮报社，我对游击队怎么在敌人开展抗日文化工作，了解得更具体了。我坚信，作家只有深入工农大众，才能更好地开展革命文化运动。”
曾生走了过来，说：“我们条件有限，报纸办得不是很好，还请你们这些大作家和文化精英多提出宝贵意见。”
邹韬奋说：“这两份报纸还算不错，文章写得精彩生动，有一种纯朴之风，不过我想提个冒昧的建议，不知如何？”
曾生笑着问：“太好了，我们请你们来，就是想听你们这些专家的意见，好指导我们开展文化宣传工作。”
邹韬奋指着报纸说：“《大家团结》和《新百姓》这两份报纸性质一样，不如整合起来办成一份报纸，这样技术和力量岂不是更大了，你们这样太分散了。”
曾生说：“好呀，你说得太对了，可是合起来叫什么报呢？”
邹韬奋想了想，说：“不如就叫《东江民报》吧，更能直观地反映我们东江人民的心声！”
茅盾也说：“是的，《东江民报》更有地方特色，民报代表人民大众说话，批评国民党顽固派的错误政策。”
曾生听罢，连声说：“好，就叫《东江民报》，顺便请你题个字吧？”
一直跟在身边的李健良当即拿来纸和笔，邹韬奋铺开白纸，欣然命笔，为《东江民报》题写了报头，茅盾笑着说：“我来给副刊起个名吧。”说罢，即席写下了“民声”二字。
邹韬奋一声兴起，摇晃着头挥笔写就一首四言体颂诗，紧接着茅盾扶了扶圆圆的眼镜，紧握笔墨，一气呵成，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他俩放下笔，博得了众人的阵阵掌声，于是，众多文人纷纷拿起笔来，赋诗作词，豪情满怀。
正当文化人士在白石龙村作短暂停留的时候，顽军凌育旺部和黄文光大队分别从观澜、龙华直扑过来，准备进攻白石龙村，截获文化人士。
得到消息后，曾生一边调动部队，准备应敌，一边部署文化人士安全转移。他请龙华乡的副乡长刘一周带领一些党员和抗日自卫队员在白石龙附近靠山涧的松林里搭了十几个山寮，与报社、医务所的山寮相近。
曾生对邹韬奋和茅盾说：“白石龙这个地方目标比较突出，为了安全起见，我请你们转移到山上隐蔽好一些，不过条件比较简陋，生活非常艰苦，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邹韬奋、茅盾连声说：“好呀，你们这样做比较妥当。”
由于顽军不断进范，陆续来到宝安的大批文化界人士暂时走不了。曾生又派人到阳台山四百米高处的蕉窝村搭了一些山寮，建起了一个更加安全而坚固的招待所，把邹韬奋、于伶、胡绳几对夫妇和袁水柏、叶籁士、高芬等二十多人安排在蕉窝住下。
后来由李健良负责，带领转移到阳台山深坑村草寮子招待所。其他人则住进了杨尾村附近的山上，那里比较热闹，由于山上山下住的都是文化人，被人们称之为“文化新村”。就是这些简陋的茅草棚里，却是众星荟聚，藏龙卧虎，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圣神、最伟大的地方。
住在深山茅寮里，对于长时期在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实在很不习惯。草寮里没有任何设备，脚下是坑哇不平的山地，还风长着野草，睡觉的床是用竹子搭的架，垫上一层厚厚的稻草，倒也松软暖和。
吃的是大锅饭，每人每天菜金两角，虽然是粗制的红米饭，吃得倒也有些风味。当他们知道那些冲锋陷阵的战士们节衣缩食忍饥挨饿的时候，他们非常地感动，压根就不敢奢侈能过得如何的舒坦。生活虽然清苦，但大家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人们把烤红薯作为每天最好的午点，把红片糖看作是土制的“巧克力”，人人吃得有滋有味。
面对这种特殊的环境，他们都把游击区生活看作是接近工农兵、锻炼自己的最好机会。游击队在附近开办了干部训练班，还为从香港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归来的华人华侨青年开办了一个抗日青年训练班。那些文化人士主动请缨，帮他们讲课，他们乐意为游击队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邹韬奋主动为游击队员们上课。他在干部训练班讲授的是《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他讲得既认真又生动，还讲了不少在香港写《抗战以来》时不便写出的有关国民党反动黑暗腐败的官场秘闻，使战士们深受鼓舞。
茅盾则讲了抗战时期在蒋管区的黑暗生活，激励青年学子致力于新闻工作，教导报社的李健行等人员有关编辑工作的知识，勉励他们把新闻工作作为终身的事业。女作家杨刚以通俗演义的形式，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局势，漫画家丁聪为报纸画漫画，胡绳讲了中外哲学，沈志远讲政治经济学，黎树澍讲了中国革命史，曾任军医处长的陈汝棠和病理学家吴在东则给医务人员讲授解剖学和病理学，木刻家精心制作版画，诗人们则积极为副刊写诗。
此外，美术界、戏剧界的文化工作者也常常给部队的文艺青年传授绘画创作和戏剧的基本知识，使那些日夜浴血战场的游击队员们扩大了视野，鼓舞了斗志，从而有力推动了部队文化生活的开展。
就在他们进行热火朝天的文化生活的时候，在白石龙村周围的樟坑、鸡公头和长岭皮等地，响起了一阵阵枪炮声，游击队们正在与顽军激战。密集的枪声犹如炒爆豆，隐隐若若地从远处传来。
有谁能知道，在阳台山腹地的白石龙一带的杨美、雪竹和水径等地到处搭满了临时“山寮招待所”，游击队把几百名从香港脱险后抢救出来的文化界人士安置在这荒芜人烟的山上。于是，僻静的山沟里到处歌声飞扬，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白石龙村距离日军驻地较近，可以说就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所以敌人反而不注意。顽军因惧怕日军不敢冒然闯入这偏僻的山沟来，他们虚晃一枪，就撤走了。东江游击队的指战员们，就这样日夜守卫着我国文化界的精英，国之瑰宝。在曾生和林平等的精心部署后，到达白石龙村的文化界人士在游击队的护送下陆续起启，前往各地。
茅盾等住了五六天后，提出要先走。曾生很快答应了他，等林平将沿途路线都安排好了，这才准备安排人员护送。邹韬奋本来想跟茅盾他们一起走，但是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特别关照，特务机关四出发出辑捕通告，并扬言：“一经发现，就地惩办！”。加上他还在翅首盼望等他的夫人沈粹缜和他的孩子们，所以还要待上一些日子，为此，邹韬奋显得焦躁不安。
松涛滚滚，天气异常寒冷。这天中午，邹韬奋睡了一觉，精神大振，起床后先伸伸懒腰，随便到附近走走。只见远山云雾缭绕，山谷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山涧。他来到山涧边洗漱一阵，涧水清冽，冰凉彻骨。这时，小涧上下围了好多人，一些文化人在洗衣服，一些青年学生和女兵就着涧水洗漱，他们边洗边说着话，很欢快的样子。
邹韬奋舀了口水，眼睛看着前面，只见几个小游击队员打着赤脚，抖抖擞擞地走了过来，走在前面的一个小队员约摸十五六岁，他手里提着一个竹篓子。邹韬奋看着有趣，走过去一看，只见里面装着一些鲫鱼、黄鳝和泥鳅之类。他指着篓子好奇地问：“小鬼，哪来的？”
那小队员昂着头，说：“当然是抓来的，你以为是天上掉的呀？”
邹韬奋笑一笑，问：“这么冷的天，不冷吗？”
小队员揩了揩了快流出来的鼻涕，说：“不冷。”
邹韬奋又问：“在哪里抓的？”
小队员指指周围，说：“那河里，田里，到处都是，多着呢。”
邹韬奋笑了，问：“那晚上是不是可以改善伙食了？”
不料那小队员冷不丁地说：“想得美！又不是给你改善的。”
邹韬奋吃吃地笑，越发有趣，小心地问：“为什么呀？”
小队员说：“这些都是给伤员们吃的，他们的伙食太差了，要改善营养。”
邹韬奋恍然大悟，说：“那好，这才叫自力更生！”
小队员白了他一眼，说：“那当然，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得着你说。”
一群女战士走了过来，她们上山采了不少蘑菇和木耳，其中一个对那小队员说：“李冬，怎么这么没礼貌，知道他是谁吗？”
李冬摇摇头，愣是说：“我管他是谁，想吃鱼，没门！”
“他是著名的大作家、记者邹韬奋先生！”女战士说。
“啊，原来你就是邹韬奋先生，我在学校里读过你写的书。”李冬抓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是吗，什么书？感觉如何？”邹韬奋问。
“叫什么《萍踪寄语》，太棒了，你写得可真好。”李冬说。
邹韬奋故意逗他说：“那现在我可不可以吃你的鱼呀？”
“看在你是先生的份上，我这条小鲫鱼可以叫老班长给你炖一大碗汤喝？”李冬认真地说。
“为什么才是小鲫鱼呢？”邹韬奋问。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天天抓鱼，都快半个月了，可我们自己连点鱼腥味都没闻过。”李冬吞着口水说。
邹韬奋奇怪地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伤员太多，都给他们吃了。”
“那你们不嘴馋吗？”
“馋，可那又怎么样呢？”
“自己想办法弄点来吃吗，天天泥里水里滚，那么辛苦。”
“不行，我们一定要给伤员们吃。”看着李冬小小年纪，仍然如此大公无私，敢于坚守原则，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你家是哪里的，在哪读书？”邹韬奋问。
“我家在石龙那边，我在学校里念的书。”
“哦，你是说你的家就这个白石龙？”
“不是，是石龙，东莞的石龙你都不知道！”
“哦，那你为什么不读完，就跟来参加游击队？”
“我爸爸妈妈和爷爷都被日本人杀害了，家里没有一个亲人，所以就参加游击队了。”
“那现在还好吗？”
“当然了！”
“他都是我们班长了！”其他小队员指着他说。李冬说：“谁要你们乱说话的，都给我回去，把鱼送到伙房，好给伤员们做饭。”李冬蛮横地说。
邹韬奋看着他们远去，会心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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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高阳正好从元朗执行任务刚回到白石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