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通道的艰难开辟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关注海外世界。
秦始皇是个希望长生不老至万世不竭的古来第一帝，曾多次派出特使出海寻找仙人的灵丹妙药。就对西方的联系而言，西域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陆路来往的必经之路，匈奴控制着这里，并成为转运中原的丝绸制品到西方的中转区。
那时中国与西方还未发生直接来往，部分西方商人沿着此路东来，通过匈奴的中转与中国联系。到了西汉国力强盛时期，汉武帝派张骞成功出使西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排除匈奴阻挠经西域诸国，终于回到中国，从此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初步的了解。
后来汉武帝派兵大败匈奴，河西走廊被打通，多次努力之下，西汉终于与西方开始了正式来往。通过西域、中亚、西亚到达欧洲，这条伟大的陆路成为联系中西方的重要纽带。东汉末期，由于内部政治混乱、农民起义频发，西域被地方豪强控制，国家与西方的来往中断，到了魏晋时期，国力增强，地方势力被平定，与西域的联系又打通了。
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十六国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西域多被地方势力控制。至隋朝统一全国以前，西域游离于力所能及之外，成为西北一些游牧民族如突厥等的混战之地。隋朝建立之后，突厥等因内部矛盾激化，势力减弱，无法阻挠隋朝西进，经过不懈的努力，隋朝终于又在西域有了一定的影响，与西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
到了文化开明的唐朝，西进的步伐更加坚定，平定了分裂的东、西突厥，为发展对外关系排除了障碍，许多西域的小国或归附或臣服于唐朝。唐朝与西亚、中亚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中国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开放局面。之后的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对峙时期，中国陷入极为特殊的政治局面，辽与金先后控制漠北，而崛起的西夏则占据河西全境，传统的中西来往之路河西走廊被堵塞，中国与中亚、西亚的来往都要艰难地绕路而行，更别提与欧洲商人联系了。
13世纪，漠北的蒙古国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对世界高度开放的元朝。在这个时代，中国与欧洲终于能较大程度地非间接联系了，各种宗教纷纷而来，元朝统治者对此统统不排斥，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辉煌的程度。蒙古族本来就与西域有长久的历史联系，十分欢迎西域商人来华贸易，许多欧洲商人这时也经由陆路来到中国。中国的丝绸、茶叶，开始延绵不绝地流入欧洲市场，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有了初步的印象。
到了明朝，一批批葡萄牙、西班牙人曾想叩开中国的大门，但都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明朝初立是严禁外人入境的。明正德十年(1515年)，一艘葡萄牙舰队抵达中国南方，他们看到了在这片土地上“勤劳而有礼貌”的中国人，发现这片东方国土有着“壮观的建筑和强大的国家机构与法律”，这里有许多“珍奇的物产与商品”，真不愧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方”。他们写了好几封信回葡萄牙，使其国人对东方这块土地更加向往。
于是，明嘉靖时期，有葡萄牙人陆续来到中国广东，要求与中国开展贸易，但是遭到保守的明政府的拒绝。双方甚至发生了战斗，葡萄牙人战败了，不得不暂时逃走。经历了这次事件，明政府对南边海洋贸易的防范日益严密。
但西方人没有放弃努力。到了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一些葡萄牙商人趁空挡非法留居在澳门，从此将这里作为他们在东亚开展商贸的重要根据地。而西方传教士也不会错过这一极好的东方“着陆点”，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东方，首先就是到澳门停留，寻找一切进入中国大陆的机会，但是均告失败。有些人为此常居澳门十几年，到死也没成功打开入内陆传教的大门。他们曾尝试从中国东南沿海买通中国商人入境，但是商人惧于官府的压力，也不敢带他们入境。
神秘的中国大陆，越是进不去，就越是吸引着这些东来播撒耶稣基督福音的教士。这种局面，直至明末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成功进入中国内地，才被彻底打破。
在华传教士跌宕起伏的命运
基于明末清初是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高峰期，这是一个连续的阶段，所以要进入清朝天主教传播的话题，必须先谈谈明朝。
明朝前后的对外政策变化很大，开国的时候十分排外，而末期却与欧洲文化接触颇多。为何明初政府不允许传教士进入中国呢？在以理学严苛治国的明朝，极度的国家集权和惧外干扰思想，使外国人想来中国并留下来，绝没有蒙古人统治时期那么容易。朱元璋建立明朝，西北蒙元势力仍然残存，而且十分忌讳张士诚、方国珍的海上残余势力威胁其统治，仍有复兴的可能。加上明朝的倭寇祸患比元朝更为严重，时常在中国东边沿海骚扰中国居民。
以上都是明王朝初期实行海禁的原因。海禁的政策是禁止中国私人与海外进行一切私人贸易，否则严惩不贷。但是朝贡贸易仍逐渐发展，到明成祖时期，开始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这种大规模的朝贡贸易，表示中国对外交往较明初有了一定的进步。
此后明政府相比朱元璋时期，稍有开放。因致力于清剿沿海倭寇和北疆游牧民族的侵犯，无暇顾及南边诸城的外来人士。这种情况下，明万历年间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决心将西方的基督教在东方大陆尽情播撒。他们总结了前人进入中国内地失败的经验，先是在澳门停留，学习华语，然后决定走官方路线。
罗明坚先是讨好广东总督陈瑞，给其进献了水晶镜等价值昂贵的西方工艺品，遂获准在肇庆居住学习华语。两年后，万历十一年(1583年)，罗明坚成功带上利玛窦到肇庆居住，其间利玛窦运用自己在罗马学到的天文、数学知识，绘制出汉字世界地图。为迎合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心理，特意将中国绘制在世界的中央，因此获得了中国官员的喜爱。
利玛窦还将浑天仪、报时钟等赠给当地官员，以此为“敲门砖”，敲开了贵族和官员的大门，那些中国百姓从来没见到过的稀奇玩意也让他门庭若市，从此在肇庆扎下根基。他还巧妙地注意到，对于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人，要遵守他们的宗教习俗、礼仪制度，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和认同。
所以利玛窦初到广东时，竭力模仿中国人的着装，穿着和尚的衣服在街上到处走。他本以为如此一来会颇受中国人重视，结果走了半天却没人理他。在当地人的建议下，他改换成儒服，模仿中国的生活习俗。他开始兴建中国式的教堂，并学习中国经史以求“扎根中国”。事实证明，他的传教策略最终获得了成功。他顺利接近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使传教逐渐深入到中国南京，后来还被允许在北京居住并为明朝宫廷服务，深得皇帝赏识。
然而明王朝未能永久持续下去，明末宦官之患日趋严重，朝廷内外腐败堪忧，中国又开始改朝换代了。
随着满族骑兵的入关，新的旗帜很快在京城飘扬了起来，这标志着中国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王朝。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身亡，许多明朝官僚地主或仓促逃往南方以待日后复兴，或投靠于新的清王朝以求维系奢侈的生活。而在京城的传教士们，作为曾为明朝统治者服务且备受青睐的外国人，此时又是怎样的心态呢？他们的命运也将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发生改变吗？
身着“中国博士服“的利玛窦
传教士们的确冒了极大的危险，并成功在京城里留了下来。在这清王朝的新环境里，以他们对中国多年的了解，选择了正确的“路线”。
当时在京师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清人入关后仍颇有把握地稳稳坐在自己的宅邸里，盘算着如何取得新的中国统治者的信任。当时顺治帝刚登上清朝皇帝的宝座，迫切需要新的历法来表现新的统治时代，而汤若望抓住了这个机会。
汤若望是继利玛窦之后，当时在华最有名的耶稣会士。他精通天文、历法和兵器制造，并决定用自己所拥有的科技知识趁机向新皇帝示好。他向顺治帝献上了传教士们花费多年创作的新历，被称为“时宪历”，这种忠心于清朝的姿态和精通天文的才能，得到了顺治帝的信任和欣赏，被封为钦天监监正。
传教士们是颇识时务的，他们通过讨好新的统治者，很快在京城继续站稳了脚跟，而不像那些“老实而忠心”的明朝遗老，不服新的统治者而拼死反抗。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了在中国生存并继续布道下去，作为政治动荡的局外人，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只好改变拉拢的对象。
穿中国官服的汤若望
当然，传教士们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宗教信仰，而不是传授西方科技，但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科技知识，促进了中国同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这是有积极意义并值得肯定的。然而传教士在中国并非一帆风顺。
一些对西方传教士存在敌意的朝廷官员，始终对西洋人持排斥态度。他们对从外国来的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如今这些老外备受皇帝的宠爱，更是让他们怀恨在心。
在民间，也有许多地方士绅和百姓，对西方传教士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常常当众羞辱前来传教的教士，甚至捣毁他们的住所。长期封闭的国人，自认为拥有世界上最优越的儒家思想。在他们眼里，传教士带来的只不过是邪门歪道、蛊惑人心的异端邪教。
这些非教者和官方仇教者的愤怒结合起来，构成了明清历史上的几次大流血事件，西方传教士及其发展的教徒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
第一次教难发生在明朝。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礼部侍郎沈榷本与基督教有宿怨，加上与国内某些佛、道人士常有来往，受了其好处，遂上奏攻击传教士，列举其有伤中国儒家文化的“罪恶”以将其逐出境。其奏表认为，传教士带来的历法有违中国传统的历法，是有违天理的，实在是“荒诞不经、惑世诬民”；奏表还认为，传教士禁止国内基督徒祭祀祖先，乃大不孝，是儒家的大敌也。
这次参奏的人不止沈榷一人，万历皇帝经不起他们的再三上疏，犹豫再三后，对传教士的态度有了转变。在官员的执行下，有些传教士被捕入狱，有些被殴打侮辱。反对传教士的谣言也不停地被散布并扩大，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信徒们，有许多都被捕下狱。
第二次教难是清顺治康熙更替时期(1659—1665年)，史称“杨光先反教案”。
杨光先是个执着的排外者，他曾上奏顺治，认为洋教士汤若望有“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的三大罪状。但是宠爱汤若望的顺治对此没有什么反应。杨光先见状，在民间大肆散布其著作《辟邪论》，恶毒攻击西洋传教士。他称，西洋人来中国是要颠覆中国的祖先和历法，是“谋我中国”。他的言论在朝野上下造成轰动性的影响，一时间排外思想风起，许多不明就里的人也因此而对传教士产生不良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