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利党人哈利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当时是下议院议长。托利党人极力反对威廉国王时代确立的对外政策和辉格党人支持的欧洲战争。哈利的主张得到了安妮女王的支持，因而渐受恩宠，并被吸收加入内阁担任国务大臣。由于1706年盟军在欧洲战争中失利，哈利乘机发动攻势，企图夺取马尔博罗及财政大臣戈多尔芬的权力，从而削弱辉格党人对英国政治的影响。为了不致于坐而待毙，马尔博罗和戈多尔芬联合起来进行反击，想方设法把哈利赶出内阁。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对哈利十分不利的事件。哈利办公室里的一名职员格雷格向法国政府出卖绝密信件时被抓获，哈利被控在保管绝密信件方面犯了渎职罪。辉格党人抓住这一机会，要求将哈利定为叛国罪。马尔博罗也要求撤销哈利的国务大臣职务，表示坚决拒绝和哈利在内阁里共事，并向安妮女王递交了辞呈，说如果不撤换哈利，他就辞职。女王这时已把哈利视为心腹和真正可以信赖的宠臣，竭力要保护他。女王说，作为斯图亚特家族的真正后裔和詹姆斯二世的女儿，她是不会辞退哈利的。于是马尔博罗辞去内阁全权大臣之职，回了故里，戈多尔芬也仿效了他的行动。
马尔博罗和戈多尔芬解职的消息传开后，英国政坛一片慌乱。大臣们责问女王：内阁在没有马尔博罗将军和戈多尔芬财政大臣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工作？国会上、下两院决定，如果他们俩人不能复职，国会就不处理任何问题。伦敦商业区里人人感到震惊。安妮的丈夫乔治亲王由于亲眼看到社会的反应以及他本人对事态的看法，忧心忡忡地恳求她向这场风暴低头。但安妮不想退让，结果反而是哈利本人承受不住压力，作了让步。他建议安妮女王接受他的辞呈，并且在她的哭声中去职下野。接着，马尔博罗与戈多尔芬也官复原职，重新获得了权力。
“将欲取之，必姑予之”。这是一种暂时让步，等待进攻的策略。在条件不具备时，要想夺取或保存某种东西，必须暂时交出或放弃它，等待时机，创造条件，最后再把它夺回来。“取”是目的，“予”是手段，“予”是为了“取”。一切的“予”，都是以“取”为前提的，都要看对大局是否有利。这个谋略不论是军事斗争，还是在政治斗争中都被广泛运用。马尔博罗正是通过先给予对方，然后夺取回来的以退为进的策略，战胜了政治对手。
林肯诘难竞选对手
总统大选前夕，形势对林肯十分不利。其对手民主党在南方蓄奴州的票万无一失，只要争取到不多的几个北方州，就可稳操胜券。
民主党的内定候选人是道格拉斯。如果想战胜道格拉斯，首先必须制造民主党内部的不和。于是，林肯便想出一离间计。在一次辩论时，他向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未成立州的美国领土之内，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把奴隶制驱逐至界外？”
这是一个十分难答的问题。如果道格拉斯作肯定的回答，就会失去南部各州的支持，如果作否定的回答，又会失去北部各州的支持，包括他的本州伊利诺州在内。
道格拉斯在他本州民主党机器的压力下，加上他本人也不愿背叛江东父老，便作了肯定的回答。结果激怒了南方民主党人。他们决定取消对道格拉斯的支持，另外组党。这样，民主党就宣告分裂，南方民主党也选出了自己的候选人。
林肯使用离间计，使民主党内部出现内耗、分裂。他提的问题十分高明，无论道格拉斯如何回答，都肯定会失去一部分选民。
富兰克林巧用比喻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18世纪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政治家及外交家。他曾做过在雷电时放风筝的试验，积极参与了《独立宣言》的起草，为争取黑人解放发表过演说，为建立美国民主制度进行过斗争。
当时，有一项法律规定有钱人才能有资格当选为议员。针对这一法律，富兰克林在议会上说：“要想当上议员，就得有30美元。这么说吧，我有一头驴，它值30美元，那么我就可以被选为议员了。一年之后，我的驴死了，我这个议员就不能继续当下去了。请问，究竟谁是议员呢？是我，还是驴？”
富兰克林在这里使用了比喻，即用具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另一事物。富兰克林巧用了这喻，使议员们很明显地看到了法律的可笑之处。
捷尔任斯基批评有术
19世纪20年代初，前苏联正处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时期，著名革命家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国家交通人民委员，负责当时关系到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也是当时被破坏最严重的前苏联铁路公路运输部门的工作。
面对这一重要、繁重的工作，捷尔任斯基投入全部精力。他勤勉、认真、深入第一线联系群众，同时非常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非常理解人的心理，能够极为巧妙、极有策略地对待同事和下级，从而顺利、有效、出色地把工作做好。
一次，在一个铁路交叉站上积集了好些装载木材的列车，这是要运到顿巴斯去的。当时，前苏联各地都急需木材，可是这些火车却在这个小站上滞留好些日子了。捷尔任斯基知道后，急忙赶到小站，了解原因。
在检查小站情况时，捷尔任斯基发现，装载这种价格昂贵的木材的一些车厢已经被偷窃一空。他非常吃惊，问小站站长怎么回事？站长回答说，一些从部队复员的红军战士乘车到这里的时候，火车没有燃料开不走了。战士们找不到燃料，就打破车厢的铅封，把木材取出来当做火车的燃料。他说，关于这事他向上级打过报告，他没有做错，他没有能力来阻止住这种事的发生。正因为好多车厢的木材都被拿光，所以火车就一直停在这里，无法把东西运往顿巴斯。
捷尔任斯基反问，为什么不用一车厢的木材留下当做燃料，而将其他列车开往顿巴斯，以避免偷盗和保证顿巴斯的使用？站长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理由做出这种决定，没有这样的命令。”
听了这话，捷尔任斯基发火了，他严厉地看着车站站长，大声说：“请你立刻到我的办公室去！”
同行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忐忑不安。他们显然全都看到了捷尔任斯基正在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怒火。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20分钟后，捷尔任斯基和站长泰然自若，微笑着走出办公室，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所有的铁路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况，无不感到惊讶。
原来，捷尔任斯基在走向办公室准备和站长谈话的路上想了很多。他想，车站站长和很多人一样都是从旧时代中过来的人。旧时代的****政治将一切人的思想，任何主动积极性、最微小的独立自主和创造精神的表现都压抑窒息了。人们只是没有灵魂的机器，只知道执行命令。站长不是奸诈、有恶意的人，他的错误不能全部归咎于他个人，自己作为领导人以前没有有意启发他们的主动创造性也有责任。如果自己劈头盖脸一顿批评，站长很可能不服，思想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工作也做不好，那自己的批评也等于白费。于是捷尔任斯基决定要和颜悦色、耐心、平等、诚恳地和站长交流一下思想，而不采取严厉批评的形式。
捷尔任斯基坐在车站站长对面，他和蔼可亲地询问了站长个人的一些情况以及他生活中的困难。随便的话题使两人之间的距离拉短了，也使站长心里的抵触情绪消失了。然后，捷尔任斯基诚挚地讲了他来办公室路上感情和想法的变化，并做了自己批评。上级的推心置腹使车站站长十分感动，他深深认识、检讨了自己工作的错误。
第二天，装满用做矿井支柱的木材的列车便开往顿巴斯，一周之内，全部站上的木材，都运送出去。捷尔任斯基也更加受到铁路职工们的尊敬。
谈话是一种艺术，批评、责备的方式也是一种艺术。单纯的责备常常达不到效果，反而引起抵触。而理解别人，耐心、平等、诚恳地与其交换意见，主动地检讨自己，则会使对方深受感动，引起愧疚，因而心悦诚服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种不以批评面貌出现的批评能起到更加完美的作用。
爱兰德尔的马拉松演说
爱兰德尔是美国南部的参议员，他知识丰富，口若悬河，是一个顽固的种族主义者。
1933年，有一批主张种族平等的美国参议员向议会提交了“私刑拷打黑人的案件归联邦法院审判”的议案，得到了大部分议员的赞成。爱兰德尔决心抗拒这一法案。
第二天，他便登上了参议院的讲坛。他高谈阔论了5天，天南地北、古今内外无所不及。据一位热心统计的记者声称：他在讲台前踱步75公里；为使演讲生动有力，共做了1万多个手势；演讲期间，吃了300个夹肉面包，喝了40公升清凉饮料。
经过这5天的演说，人们疲倦了，“私刑拷打黑人的案件归联邦法院审判”的议案也被束之高阁。
爱兰德尔在法案通过势在必行的情况下，采用了拖的办法，使其他议员没有机会发言，被拖疲、拖乱、拖垮。这就是军事谋略中的蘑菇战术，是一种以劣胜优的有效战法。
一场骗局
希特勒独裁专断，在1935年自封为“德国领袖与总理”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当时任战争部长兼任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布隆贝格，是一位资深的元帅，敢于向希特勒提出不同的意见。1936年3月，当希特勒命令国防军进驻莱茵非军事区的时候，布隆贝格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法国可能会因此向德国开战，建议希特勒立即停止在莱茵地区的行动，并将开入的部队撤回原驻地。1937年，当希特勒宣布了自己要侵占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后，布隆贝格又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会引起英、法的干涉。希特勒对布隆贝格的反对意见极为震怒，他强压怒火，平息了争论，但已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个讨厌的部长。
希特勒的亲信戈林当时任空军元帅，是布隆贝格的下属。他表面上极力讨好这位武装力量总司令，暗中却与希特勒配合，准备让他自己走入陷阱。布隆贝格当时已经59岁，但一直过着单身生活，从未结婚。戈林得知他与一位出身低下的妇女关系比较密切，来往较多，就极力促成他们的婚姻。布隆贝格也清楚地知道，当时第三帝国对高级军官的择偶有严格的规定，出身低下的人不宜做军官的配偶。戈林巧舌如簧，规劝布隆贝格元帅打破社会的旧习与成见，表示像布隆贝格这样资历深厚的元帅在婚姻问题上不应受任何规定的限制。在戈林反复劝说下，布隆贝格决定结婚。
1938年元月12日，布隆贝格举行了婚礼，希特勒和戈林都是证婚人，但结婚几天之后，戈林就开始在军官中散布说，布隆贝格太太的出身太坏，做一名军官和战争部长的配偶很不合适。消息传开，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这时希特勒开始向布隆贝格施加压力，说他既然选择了这种配偶，便不足以为部下的表率，希望他能妥善处理这件事。布隆贝格别无选择，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希特勒略施小计便除掉了一名敢于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高级军官。
希特勒和戈林两面三刀的手法运用得极为娴熟，不费吹灰之力便把对手引入了自己挖好的陷阱。此等奸计我们不能效法，却也不能不防。
艾森豪威尔善待海明威
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前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欧洲战场盟军最高司令。
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夕，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以美国《柯立文》杂志记者的身份申请战地采访，获得了批准，并被安排到了巴顿的第三军，海明威素以硬汉著称，一到战场，自然不能闲着。他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在持续20多天的战斗中，他所在的22步兵团伤亡惨重，只剩下500人左右。海明威不顾官兵的劝说，自始至终同官兵一起浴血奋战。被打散后，他在巴黎西南部的布衣埃地区，竟然当上了当地游击队的司令。在此期间，他战功卓著，名扬世界。
巴顿知晓以后，十分气愤。因为《日内瓦公约》规定，新闻记者在战场上只可作观察与报道，不能直接参加战斗。于是，他命令第三军军法部门调查事实，成立海明威专案组，准备对海明威定罪。巴顿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盟军官兵的强烈不满，一时，海明威事件纷纷扬扬、满城风雨。第三军军法部门骑虎难下。
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必须表态。这一案件十分棘手，巴顿是他手下的得力虎将，有“血胆将军”的威名，一向军令严明，他不便对第三军直接干预，海明威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名气又十分大，惩治他又有悖民意。最后，艾森豪威尔不是直接对此事表态，而是很聪明地下了一首命令；对于向来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取胜的人可以不加追究，军法部门应集中精力清算纳粹。第三军军法部门也不笨，知道这是告诫他们少管闲事。于是，海明威事件就此不了了之。
戴高乐重用蓬皮杜
1946年，乔治？蓬皮杜成为戴高乐为残疾儿童设置的慈善信托基金——“安娜？戴高乐基金”委员会的司库。他办事精明，深得戴高乐夫妇赞赏。1947年4月，戴高乐组法兰西人民联盟，邀请蓬皮杜担任办公厅主任。从此，蓬皮杜成为戴高乐的得力助手。然而，蓬皮杜对政治一直不很热心。1958年6月1日，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理，蓬皮杜被任命为内阁办公厅主任。事前，蓬皮杜对戴高乐说：“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领导你的办公厅。当你就任共和国总统那天一无疑是6个月以后——我就要重新过我的自由生活。”戴高乐点头应允。为此，蓬皮杜辞去路特希尔德银行经理职务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