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巫术文化几乎和中原华夏文明同时诞生。作为人与不可知之间的现实媒介，“巫”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具有一种普世意义，巫师是最古老的“设计师”。历代的中国人通过巫感受到超设计的力量，无论是呼风唤雨，奇门遁甲，未卜先知，还是观星象推天运，望气脉知生死，这一力量贯穿了中国人的精神与情感。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的“巫性”呈现，也正是一种中国式的超设计。“锦囊妙计”这个词的产生是最中国化的想象，“锦囊妙计”指封装在锦囊中的神妙计谋。这也是一种超设计，这种超设计，无比优雅地被放在锦缎制的袋子里面。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向是智慧过人，所向披靡。他从初出茅庐一直到五丈原病逝这五十余回书中，使用过无数成功的计策，但锦囊妙计只用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第五十四回及五十五回。当时刘备、诸葛亮趁曹操赤壁之战失利，大肆扩充地盘，先后占领荆州大部分地区，引起东吴孙权的警惕。为了限制刘备势力的发展，鲁肃奉命向刘备讨还荆州，但遭到拒绝。东吴大都督周瑜向孙权献计：趁刘备的甘夫人病故，用孙权的妹妹为诱饵，将刘备“赚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狱中”。但是，这个诡计被诸葛亮一眼识破。他将计就计，让刘备“择日便去取亲”，并派赵云前去保护，并给了赵云三个锦囊，教赵云“依次而行”。结果，刘备一行人按照锦囊中的策划，私会乔国老，智激孙夫人，其后又再气周公瑾，使得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二次是在第九十九回。诸葛亮北伐大战司马懿时，派魏延、王平等大将正面迎击魏军先锋张郃，又给姜维、廖化一个锦囊，教他们两人“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于前山之上，如见魏兵围住王平、张翼，十分危急时“只开锦囊看视，自有解危之策”。结果，姜维、廖化两人按“锦囊计”的安排，不救被魏军围困的王平、张翼，而是反袭司马懿大营，造成魏军阵脚大乱，张嶷等人趁机大败魏兵。杀得魏军“死者极多，遗弃马匹器械无数”。第三次是在第一百零四回，诸葛亮临终之时，给了杨仪一个锦囊，并对他说：“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时，汝与临阵，方开此囊。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后来魏延果真造反，杨仪则用此计，魏延被马岱杀死。作者在这里还用了一首诗来称赞诸葛亮：“诸葛先机识魏延，已知日后反西川。锦囊遗计人难料，却见成功在马前。”
锦囊妙计着力渲染了诸葛亮对刘备的指导作用，诸葛亮以“锦囊妙计”的手段调度着一切。孔明在千里外“裁处”，而他人只能“依计行事”。诸葛亮的确被“神化了”或者说“巫化了”，他不但“知凶定吉、断言生死”，并有“锦囊妙计”的先知先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中谈到《三国演义》的时候说到“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不过，三国时期，确实有类似“锦襄妙计”之事，但那不是出于诸葛亮，而是出于曹操。事情发生在建安二十年（215年）。据《三国志》的《武帝纪》和《张辽传》记载：当年八月，孙权乘曹操赴汉中进攻张鲁的时机，亲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当时张辽、李典、乐进等率七千人屯守合肥。曹操早在去汉中之前就料到孙权会来进攻合肥，便写了一道“密教”（密封的教令），交给护军薛悌，封皮上写着：“贼至，乃发”意思是：等到敌军到来时，才可以拆开看。等到兵临城下，薛悌当着众将的面拆开了“密教”，只见那上面写着：“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曹操这样安排的用意是：张辽、李典非常英勇，所以让他二人率军去作战；乐进为人持重，所以让他守城；薛悌是个文吏，所以不让他去率军作战，免得贻误军情。张辽等按此办理，终于经过一番拼搏，以少胜多，击退了孙权的进攻，保住了合肥。这件事，《三国演义》也有记载，见第六十七回的后半段“张辽威震逍遥津”，“密教”的内容与史书的记载大体上相同。